我们内置着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种针对不同行为和选择的预设偏好。

——迈克尔·加扎尼加

只要我们中了圈套，就不可能再用同样的眼光看待现实。显然，它剥夺了我们观察的客观性。

——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一、“鸟笼-框架”是默认陷阱的前提

“鸟笼效应”是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1842-1910）提出的一个规律：如果一个人买了一个空的鸟笼放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过了一段时间，他要么会丢掉这个鸟笼，要么买一只鸟回来养。

这个发现源于一个故事：

詹姆斯有一天与好友物理学家卡尔森打赌：我敢保证，不久你就会养一只小鸟！卡尔森不以为然，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几天后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送了一只精致的鸟笼给卡尔森。卡尔森说他不会养鸟，但还是很喜欢这个鸟笼，将它挂在书桌旁。

从此来拜访卡尔森的客人不断地问他同一个问题：“你养的鸟死了吗？”或者和他谈论关于鸟的话题。卡尔森不得不一次一次地解释，然而客人们都不相信。以为卡尔森的心理出现了问题。

卡尔森有苦难言，又不舍得扔了这个鸟笼，最后真的买了一只鸟儿放在笼子里，养了起来。

于是詹姆斯借着这个案例创造出了“鸟笼效应”，它的意思是说：

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在自己的心里先挂上一只“鸟笼”，再不由自主地往笼子里放“小鸟儿”。

我想借这个心理规律来解释是什么影响我们会掉入默认陷阱。

凡是高明而成功的政治或广告宣传都采取最有效的影响力策略：重复，尤其是制造出最精警的格言式概括语，反复传送，让大众耳熟能详，当然如果能够排除其他的声音，只允许一种广告反复传播，那么就会在受众的心里安上一个“鸟笼”，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梗，无法去掉，因为受众已经将它安放妥贴了，由熟悉感产生假性的知晓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默认陷阱。

从此以后，所有继续传送的信息都是这个价值观或信念的亲族系统内涵，任何相关的故事、细节和说明、解释，都会被已接受者默认而深信不疑。这些后续的信息就是装进这个鸟笼中的“鸟儿”家族。

即使某一天某一个“鸟儿”被指认为是假的信息，那些默认的群众最多会说：微信微信，微微地相信，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之所以对假的信息还要持“微信”的态度，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接纳它的“鸟笼”。

好了，现在需要给“鸟笼”做一个定义。

“鸟笼”是我们心中的“框架”，“框架是塑造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心理结构，框架也塑造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制定的计划，我们行为的方式以及我们对行动结果好坏的判定。”（认知语言学之父乔治·莱考夫：《别想那只大象》，P001）

这个安放在自己潜意识里的“鸟笼-框架”就是每个人各自的基本价值观、基础信念、情感潜意识和预设反应式，它们都是早期潜移默化建构的，或者第一印象生成的，渐渐地成为了自我信任的“默认值”。

只要你认同了一只“鸟笼”，它就会渐渐在你的心里生根，你很难更换掉你心中的“鸟笼-框架”，它就是你的文化天性。对于这个世界的故事和知识，你只会根据你的这只坚固的“鸟笼-框架”去选择合适的“鸟儿”。

从一种“鸟笼-框架”的建构到逐渐确认为“默认值”，变成了一种默认陷阱的可能性。有时这种默认潜意识很可怕，它有巨大的影响力。

电影《赎罪》里13岁的少女布里奥妮刚刚开始尝试写作，她丰富的想象力每天虚构着各种可怕的事情，浮想联翩。一天布里奥妮暗中发现了刚从剑桥大学回来的、庄园管家的儿子罗比·特纳和自己的姐姐塞西莉亚有暧昧关系，她甚至读到了罗比写给姐姐的一封充满情色意味的情书。正在此时，她的风骚的表姐罗拉被人强奸了，布里奥妮毫不迟疑地认定是罗比干的，她站出来说她亲眼看到了罗比的强奸行为。布里奥妮的指证使罗比由此蒙冤入狱。

布里奥妮并不是刻意要说谎作伪证，而是她的心真诚地“默认”“那就是罗比”，“她的心”亲眼看到了，虽然在黑夜里她只是看到了那个人的背影，但她的心从一开始就装上了“罗比就是强奸犯”的“鸟笼-框架”。

那个“鸟笼-框架”为她的想象性叙事默认了一切。她首先生成了罗比有强烈的性欲动机和淫邪品性的预设成见，然后凭着想象就默认了这种动机猜想与强奸案的直接关联。

成年以后布里奥妮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少年时的愤怒认定导致酿成了无辜的罗比一生的灾难，因此她一生都在为此自我救赎。

但是当时的她对于自己的认定是没有怀疑的，她更不知道自己的潜意识里抱有对姐姐与罗比情爱的嫉妒心理，在嫉妒心态和“鸟笼-框架”想象力的作用下，促成了她不假思索的默认和自以为是的谎言。

耐人寻味的是，庄园里所有人，来执法的警察，都默认了这个缺乏证据的指证。人们不想从诸多不确实的证据中证伪其虚假性。这就是默认陷阱的可怕之处。

就布里奥妮出于默认下意识撒谎的行为而论，其手段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道德义愤成为了她指证的出发点。其实正是这样的错位才是世人过度作为的罪过。

人们对于怎样做事情的正当性往往不予认真讲究，却将信念、目的、自我得失、道德等放在首要位置。即默认了出发点的正当性，就可以不择手段，只要结果符合我认定的正确性，就可以违反程序公义。

人们都会习惯于将自己的信念和目的、自己对他人和某事的情感印象生成一个概念、作为一个定义存放在心里，轻易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定义结论就是一个“鸟笼-框架”，然后再依据这个鸟笼-框架去寻找匹配的故事细节作为证据来填充之。

“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这种力量比深思后的解释、民族性和个人喜好更加强大，我把这种力量叫做“默认值”：一旦有了默认值，就照着它去做。”（格尔德·吉仁泽：《直觉思维》，P192）

默认惯例即默认值即你心中的“鸟笼-框架”，此即决定默认陷阱的预设。

乔治·莱考夫特别指出：

要确立框架的是观念，观念要先在大脑里扎根，框架是思路，是因果关系，是理由，是认知推理的既定的模板，而整个框架是从“概念”开始的，概念先行，概念以框架的形式出现，只要框架有了，时髦话说来就来。认知科学认为，低认知就是缺少你所需的概念，缺少能用一两个词唤起的相对简单的固定框架。你听到一个词，它的框架（或框架集合）就在你大脑里激活了。（《别想那只大象》）

没有鸟笼这个框架，鸟儿们就无所依归，散漫游荡。

认知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指出：

“我们内置着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种针对不同行为和选择的预设偏好。”（《谁说了算？》，P40）

这说明在我们的头脑中固置了无数的对应着现实生活中各种状况和问题的“鸟笼-框架”（默认值），预备着在问题出现时立即启用已有的反应式。

二、观念框架与“语境默认”的影响力

举个例子来证明莱考夫所讲的状况。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被众部将拥戴为天子，遽然间不知所措，“诸将拥（后周的）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于此。’”（《宋史·太祖纪一》）

赵匡胤要逐渐适应作为一个帝王的角色，但其他所有人更要转变这种将旧日大哥当作至尊皇帝的角色心理。做了皇帝不久的赵匡胤曾经托人转告桀骜不臣的昭义节度李筠说：

“我未为天子时，任汝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小让我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慢慢地，所有人就逐渐对定于一尊的赵匡胤神化和敬畏起来了，就算平生一起出生入死的同事朋友，也开始懂得分清君臣之别了。历史上所有夺取江山的帝王和其臣子，都经历过这样的心理转变。

其中的秘密就是：地位和角色的影响力既是依靠权力行使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概念框架的“鸟笼效应”展示出来的：

“皇帝这个政治角色已经具有它可期望的规约性，他的权力与义务都已经由历史经验的累积，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有了相当确定的模式。因此，一旦黄袍加身，新天子就可以从这个早已被大家所习惯去尊崇的皇帝名号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权威性。”（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P24）

通俗地说，就是“皇帝”这个词语概念在众人心里唤起了一种神圣恐惧的威力，即使像对待明代那些目不识丁的、懒政嗜玩的皇帝，那些学富五车的士大夫文臣和出生入死的武将，一样跪在他的面前战战兢兢。这就是“皇帝”这个名号的“鸟笼-框架”效应之作用力。

“名号”或名词概念皆有一种“语境默认”的价值定性和影响力，这是文化心理在众人心中的默认值之影响力。

“鸟笼-框架”的风险在于它的预设固置效应，从而产生一种使你被动的状况，于是渐渐从俗、从众和从权地默认。

人性有很多“被动的形势就范”，是由默认心性和语境默认规则所决定的。

我曾经讨论过有一种默认陷阱是将他者对你讲的故事当成是真实的事情，使你或者陷入一种是非漩涡之中，或者成为舆论站队的背景群众，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称为“默认叙事真实性的陷阱”。

这种默认陷阱同样基于强有力的“鸟笼-框架”效应：你不自觉地被亲密关系或利益共同体的立场“绑架”，你的共情感，人情面子或话语权优势，就是预设在你心中的“鸟笼-框架”。

服从于顺从效应就是服从于固置了的“鸟笼-框架”。你会对它时时加以维修和加强，以语境默认的方式对它连绵式地渐进生成。时间越长，默认值越巩固。越固置，就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既定信念。于是进入重复状况：“确认偏误是一切思维错误之母”。

我们为了维护自己既有立场的正确性和自尊，会千方百计地持续为既有的默认值而努力地“确认偏误”。

这就是基于“鸟笼-框架”默认值所造成的默认陷阱之谬误。

一旦陷入负面的“鸟笼-框架”，我们被陷入默认陷阱的频率就越高，变得愚昧的可能性就越大。

实际上还会出现如下一种状况：

当人们习惯于在情感认知上不认同事实，却在实际行为方面默默地按照自己不认同的事实去做时，他陷入了一种默认陷阱的尴尬状态，但他必须抹平自相矛盾的冲突状态，解决认知失调的为难。于是默认行为的惯性，同时默认表态的“鸟笼-框架”之权威性或合法性，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行走江湖。

例如在号召或者顺从于抵制诸如圣诞节之类的西方精神文化时，为了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正统性和统治地位，不惜在表态时，将一切西方精神文化都加以抵制。

这类事情很滑稽。他们依然会到西方去游玩并购买奢侈品，送子女到西方留学，使用电脑和互联网传播经史子集，用交响乐奏梁祝和黄河颂，用英语翻译论语唐诗宋词。不惜将中西文化加以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固置在自己的头脑中。

这就是“中体西用”的意思。将“中体西用”“对立而混搭”的模式预设为一种“默认值”之后，就会表现出对自己不诚实和不认真的态度。

“不诚实是我们变得不理性的先兆，它普遍存在，我们无法本能地懂得自己为何会不诚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看到自身的不诚实。”（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不诚实的行为》，P220）

于是出现一种状况：以心中的一种“鸟笼-框架”为自己的意识活动预设一个表态姿势，给自己一个交待的理由，然后在无意识的深层默认一种权宜便利的实用主义行为，以逃避理性的审视、监督和干预，从而获得自我通行的自由权利，以应对尴尬的两难困境，因此光明正大地获得政治正确的权利而同时也获得功利性的成就。

由自以为是的信念和目的、定义概念和判断结论，我们会默认这样一类行为方式：

假如你内置了敌-我对立思维，只要反感于别人的批评，会将一切批评言论视为阴谋论或颠覆论；

为了本族群的利益或大局，可以人造事实真相；

为了自认为正义的事情，可以放弃所有人的法治权利和自由；

某人不忠于我们的价值观，可以诛其九族……

这种默认态度普遍存在于很多人的潜意识里。

三、框架与事实的互动关系

在认知框架的眼镜之下，有没有称之为“客观”的事实真相？

极难。塔勒布在《黑天鹅》里说：“只要我们中了圈套，就不可能再用同样的眼光看待现实。显然，它剥夺了我们观察的客观性。”

在人性缺陷之下，基本没有尊重和渴望接近客观真实的动力甚至能力。自尊和傲慢，虚荣和躁厉，使我们具有压倒一切的主观真相和人造真相（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中四种“竞争性真相”之两种）。

乔治·莱考夫说：“认知科学发现，框架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顽固的框架跟事实不相吻合，那么，人就会抛弃事实，保留框架。”（同上，P58）

我们心中的“鸟笼-框架”是这样的东西：信念和目的、结果和成功的定义，它们都是主观性正义的东西，你之正义可能是对他者的邪恶。换言之，这些只是一些“竞争性的真相”而已，未经证伪的价值即是个别人或某种人的偏见而已。

所以由“鸟笼-框架”之默认值来决定对事实的判断是一种“主观真相”，它违反你所信奉的正义感。

越是在公共社会遭遇危机和处于紧张状态时，绝大多数人失去了冷静的心理控制力，被情绪化控制之下，就会迅速地不假思索地任由自我既有的“鸟笼-框架”意志作为唯一判断的出发点。

在新冠肺炎肆虐之紧急公共危机时期，除了政治上的障碍之外，大量的自媒体批评暴露了种种意见的过度性。关于病毒源自哪里？隐瞒和遮蔽了什么真相？谁延误了重要的时机？严防死守全面隔离和群体免疫哪一个更好？对任何一项政策，国外的各种做法，对媒体报道的新闻，所有的批评甚至一些出自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议论，都带着强烈的主观真相色彩，各人凭着刹那间获得的有限信息、个人的片面经验、可得性联想知识和固有的价值观之框架，来表达纯粹的气概之争。

很少人会时刻保持清醒意识，去想到有很多“沉默的证据”。我们总是在忽略大量的沉默证据、尤其是回避、删除那些与我们的认知框架相悖的证据，去匆忙作出确认偏误的结论。

这就是我们需要对默认陷阱的认知放松和认知错觉加以批判的理由。

我们心中的“鸟笼-框架”是那样的刚愎自大，凡是送来的“鸟儿”都会以非凡的吸引力诱惑着默认机制，使你瞬间产生认知错觉。继而你潜意识中预设的默认机制形成一个助推陷阱，最后形成确认偏误。

2019-2020年夏天澳洲森林大火灾，不少媒体都在最快的时间里，每天制作耸人听闻的新闻。有些媒体便将历史上的、其他地方例如亚马逊森林火灾的状况，甚至视频、图像移花接木地放到此际澳洲森林火灾的报道上。有些媒体将某处森林火烧后的惨况说成是普遍性的状况，例如将该地一平方公里烧死的动物统计数，乘以整个受灾地区的平方公里数，便得出了这次森林火灾里动物整体受灾的总数，于是便有了数十亿的动物受害统计数出来。所有受众一片唏嘘，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只“伤感的鸟儿”，那些逼真的视频、言之凿凿的数据和栩栩如生的描述，融合着受众本身的焦虑、忧心和同情感，共谋构筑了很具竞争性的真相。

很多人掉进了这种惊悚性制作报道的默认陷阱，其实基于新闻原理，这些装进人们“鸟笼-框架”的“鸟儿”都很合人们的胃口：不哗众取宠、不过度报道的新闻就不是新闻，这也是人们默认的一个惯例。没人会继续追究真相。

澳洲森林大火的事件便成了“地球变暖而须加强环保”的一个新证据。很多人不假思索认同这个新闻，其潜意识即出于这个观念框架，其逻辑推理链是：地球变暖→澳洲森林大火→烧死了很多动物和烧毁了惊人数量的森林面积。

很多人不知道，澳洲亿万年的森林火灾就是如此年年自燃的。澳洲那些特殊的树种桉树富于油性，且每年会脱落很多树皮，堆积在整个树林的地面，加之澳洲气候干燥，到了夏季高温天气，这些干树皮就是自燃的最好材料。

世人想要得到真正的真相是很困难的。人们的潜意识并不想要那些艰难甚至无法证实的信息，人们的急躁脾气导致从来都不会延缓思考，不会慢慢等待更多的新信息和完整信息出来再行判断。人们只想得到所需要的、适合我的框架的材料，所以遇到最简单快捷和最容易论证自我社会-政治观念需要的材料就会马上拿来，装进自己的“鸟笼-框架”中，以满足自我情感冲动和宣传打击的需要。

我始终抱着悲观的态度看待是否存在人间真相的可能性。

“无知之幕”是人与生俱来的命运，也是终生需要避免掉进去的一种陷阱，因为心性框架、默认值和确认偏误时时在阻扰我们去掌握真正的事实真相，让我们可以更轻松懒惰地生活。

考虑到世界上大量的沉默证据是被人为刻意遮蔽和禁止的，所以警惕鸟笼效应与默认陷阱，更谦卑地承认自己无知，这样才会获得反思能力的自觉性。

可见充分、完整和彻底的独立（即中立）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在所有事情上，能够放上法庭和公共调查的，能够进行严格的科学证伪范畴的真相追究，实在微乎其微。多数争端和认知分歧都不可能获得最小偏误性的真相和逼近完整本原之事实。

虽然乔治·莱考夫指出了“概念并不会因为别人讲了事实就能改变”，“如果事实不符合框架，那么留下来的是框架，真相却弹开了。”

但是莱考夫同样在他的书中反复指出：

“重塑框架，就是变革社会。”（P1）

“重塑框架改变着公众看待世界的眼光。”（P2）

“重新确立框架，是每个人的任务。尤其是记者的任务。”（P77）

这说明了多样化的“竞争性真相”之存在首先令我们可以发现各种沉默的证据，有利于建构一个接近事实本原真实性的可能性，特别是提供了让人们从各个角度去观察认知一个事实的反思机会，从而有利于我们重新确立更优的价值观。

种种“竞争性真相”自由地竞争着令我们可以完整认知一个事实，而不会让我们变得狭隘和偏激。将多元观察的“竞争性真相”之结果加以修正和综合，可以得到尽可能接近最大化程度之客观性的整体真相，那就是合适的真相。

这是好社会所具有的一种优势。

一个好社会就是由法治保护人们成为“探索者”去证伪和建构真相。

然后诚实地发现公共认同的事实，通过它们去不断重新建构我们主观的“鸟笼-框架”。这是明智的进步策略。

让别人改变你的“鸟笼-框架”是很困难的，甘地说：“欲变世界，先变自身。”所以成为“学习型的探索者”是现代人的义务。

当人觉得自我的“鸟笼-框架”与事实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尤其是事实一再地挑战自我的默认值时，就表明“认知失调”已经很严重了。

有两个前提：

其一，当事实的教训涉及到深切惨痛的切身权益和命运时，当亲身经验着事实，每个人都应该诚实认真地质疑自己心中的“鸟笼-框架”，同时质疑外在的同质观念；

其二，当你是一个善于学习者，你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更新思想视野，置换自己的概念语言；

于是将我们的认知失调调整至合乎逻辑。

莱考夫说：“事实非常重要。事实是关键。但要让它们有效地进入公共话语，必须为之确立恰当的框架。……我们要尽量诚实、有效地为这些事实构建框架。”（P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