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默认的、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道德在维持社会和谐、协调人际关系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是，道德是如何产生的？一种道德为什么盛行于某一个民族，在另一个民族却没有市场，甚至遭人唾弃，原因何在？尤其是，道德之发生发展，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而久远，时间已去，情境不再，道德“发源地”之真实图景，究竟如何，已经成为难解之谜。
“礼失求诸野”——正如在偏远、与世隔绝的乡野，保存着古朴的民风和谦逊的礼仪一样；在远离大陆、人迹难至的小岛上，我们也有机会观察到，道德产生的原始形态。
这就是南麂岛。
南麂岛，是中国第一个海洋自然保护区，位于温州以东30海里的东海上。主岛南麂岛，有7平方公里。据介绍，保护区内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有贝类403种，藻类174种，鱼类397种，被誉为“贝藻王国”。最特别的，是岛上有一块天然草坪，未经人工，却像高尔夫球场一样整齐，一丝不乱。
好地方，谁都想去，我也想见识见识。实际情况是，除了渔民晾晒的咸鱼，一条鱼也没见到；贝类藻类，更别提了。草坪真有，不过，肯定不能打高尔夫，因为，面积小坡度大，一杆下去，高尔夫球就下海当鱼饵了。
这不是说，南麂岛徒有虚名，而是，我去的不是时候。3月初是淡季，岛上的原住民，还在大陆上过冬呢；岛上的宾馆饭店大排档和超市，也不营业；整个南麂岛，冷冷清清，一派萧条。草盛树稀，斜风苦雨，像天涯海角一样荒凉沉寂。
此时，不适合看风景，适于思考。我所在酒店的老板，让我在思想上，有了进步。
酒店老板，温州人氏；他来南麂岛，17年了。岛上的所有原住民，他都认识，岛民也都认识他。他的酒店，规模可观。他有一辆客货两用车，一接送游客，二为酒店买菜买米买面。他是一个热心人，凡是岛民，他都免费搭载。每一个岛民，都说他好。
可是，有人来找他的麻烦，说酒店老板抢了他们的生意，使得他们没办法经营了。他们放下狠话，下不为例。要是再看见酒店老板免费载客，就把他的车扔到海里去。酒店老板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做了好事，却不得好报。想不明白归想不明白，免费载客的“好人好事”，肯定是不能干了。否则，自己的车被推到海里，还得自己捞。
来闹事的，是出租司机。南麂全岛，有6部出租车，由于酒店老板免费搭载岛民，抢了出租车一部分生意，所以，来找酒店老板算账。
做好事，并不被人理解，好像岛民思想觉悟不高，其实，这与觉悟无关，而是有限市场中的竞争问题。一个人能力很强，也愿意做好事，他做好事的时候，就占据了一部分市场，市场规模因此而缩小，以此为业的其他人的有效份额，因之减小了；他们的所得，也会下降。这就意味着，如果其他人以此为生，“好事”会变成坏事，对一部分人施恩是对另一部分人“施虐”。“受惠”的人和“受损”的人之间，势必有一个长期的斗争，最后的结局是，不做好事，当然也不作坏事。
可见，岛民的道德规范是：做好自己的事，即可；不必滥施爱心，主动帮助别人；因为，“好人好事”在使一部分人获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的人，对这样的“好人好事”，不会坐视不管。起而反对的结果是，全社会形成一种“各行其是”的道德风尚，即：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高的道德了。无缘无故地帮助别人，是狗逮耗子——多管闲事。
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管好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好人”做“好事”的机会，也就不存在了。反之，如果，社会中有好多“好人”在做“好事”，也就意味着有很多人，没有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而是偷奸耍滑，给其他人、给做好事的人添了麻烦。换言之，一个没有“好人好事”的社会，未必是一个“坏”社会；而一个“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的社会，也未必是一个“好”社会。
既如此，为什么我们却一再宣传“助人为乐”，一再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模范呢？
回到出租车的例子上，不过，换一个场景。地点北京。
和南麂岛一样，北京也有很多“好人”，作免费搭载乘客的“好事”；和南麂岛不一样的是，北京的出租车市场，几乎是一个无限市场。所以，当一部分“好人”作“好事”的时候，“受损”虽然是确定无疑的——只要有一个人提供“免费服务”，就会导致有效市场份额减小——可是，这种利益受损，一方面，是由成千上万的出租司机共同分担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一个近似于无限的市场中，这种损害，其实是察觉不到的。
“受损”的所有出租司机，由于难以或根本察觉不到利益受损，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可是，免费“搭便车”的人，却不会也不可能保持沉默。为了让免费“搭便车”可持续地发展下去，为了让“好人”后继有人，让“好事”天长地久，他们一定会“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助人为乐”是一种多么高尚的道德风尚，需要在全社会发扬和推广。
出租车市场，不是社会的全部，但一定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构成；出租车市场有三种人：免费“搭便车”的、“沉默的大多数”以及助人为乐的“好人”。为了叙述简便，不妨将其分为：左中右派。其中，左派是助人为乐的“好人”——他们为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提供无偿服务；中间派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好也不坏，于人无利也无害；右派是免费“搭便车”的“坏人”——他们不劳而获，享用了左派供给的“免费午餐”。
一个社会中的“坏人”，总是少数；正如出租车市场中，免费“搭便车”的人数，也不可能太多一样。人人都想“搭便车”，也就没有“便车”了；“搭便车”的人数太多，社会也承受不起。即便如此，“便车”也常常满足不了“搭便车”者的需求，怎么办？只有靠宣传，只有让更多的人乐于助人，只有让全社会都相信“助人为乐”是一种“人见人爱”的美德，才能使“便车”召之即来、来之能用、用之免费。
道德之真相，至此揭晓——一个社会的道德信条，往往是由“不劳而获”的极少数人发布并传播的，他们主导并宣扬某种道德观，目的只有一个，即：让更多的人，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拉“便车”当中。出租车市场中，“搭便车”者如是，“集体主义”的倡导者、“公共利益优先”的宣传员、“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论家，是否怀着同样的“小心眼”呢？实在值得人，夜静深思。
2010年3月16日星期二，24：00整；
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