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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看到有关中国人不读书的信息，有统计数字，说美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德国人、以色列人平均每年读多少多少本书；有现身说法，说在异国城市地铁车厢里看到很多人都在读书，不像在北京或者上海，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滑手机，总之认为中国人不读书，或者读书很少。
中国人读不读书或者读书多少，我不敢妄评，也觉得没有必要妄评，原因有六：
一、到什么时候读书的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都会是少数，你很难想象攀爬脚手架的工人、锄禾日当午的农民脖子上挂一书包的情形。如果你责备这些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不读书，汗流浃背的他们一定会很生气，忿然说：“我读你大爷！”真正是讨没趣。
二、某种程度上读书是很私密的事情，虽然比不上男女做爱那样严重，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真正喜欢读书的人还是尽量避免把书本拿到大庭广众之下来阅读，因为这样不容易享受读书世界那种独有的恬适感和沉醉感，所以我总是很轻微地怀疑关于中国人不读书的统计是不是很准确，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触动它为好。
三、社会发展已经永久性撤除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科举制）的条件，读书已经无法保证一个人必定可以当官可以发财了，再加之社会已经进化到信息爆炸的程度，书籍已经不是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唯一手段，与之相对应，人们实现自我的途径多元化到让你惊掉下巴的程度了，人们冷落一下书籍，似乎也不是多么大的罪过，谁也无权指责。
四、当一个社会有比读书更有效获取利益的手段时，人们自然就不那么看重读书了，比如某人深谙权术，用鬼神手段攫取到了权力，而你从来没见他读过书，在同学中也不是最聪明的，但是丫作为领导，却活得比所有人都风光滋润，在极端情况下，你甚至得坐在会议室装得人模狗样学习他的讲话，这可怎么说？这种情形遇见多了，如果你想不开，就会产生愤世嫉俗的负面情绪，说不定见到书也想吐。
五、我们把话题提高一个层级来说。在真正值得沉迷其中的书籍中，有几本是中国学者、中国作家针对中国问题、中国现实写的可以被世界接受的书呢？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有木有？木有啊！为什么没有呢？是中国学者学养不深厚、中国作家肤浅笨拙吗？吾笑而不语。好在经历过改革开放，目前可以读的书比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终归好了不少，我们获取知识的渠道也终归好不少，尽管这样，你也必须承认，学术界、文学界与读者期待存在着巨大区割，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理论、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区割乃至于完全断离，这当然会极大地缩小读书人群体，限制读书人的眼界，从整体上降低了读书人的品位。
六、网络分散或者说抑制了人们的阅读需要，这个意思我已经说了，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网络世界引起的生理性快感，压抑甚至替代了读书产生的精神性快感。譬如有人用由味素、食用香精、食用或者非食用染色剂勾兑成的“网络鸡汤文”替代书籍，便如同长期无当使用化肥农药的田地，心灵的沃土只能越来越浇薄，越来越贫瘠。如果这时候有人出面说你得读点儿有质量的书，那就好比让烟鬼突然戒断鸦片，会出人命的，所以对这样的人你最好别较真儿，只去当一个老好人好了：“好，好好，好好好，挺好，挺好的，真挺好的……”
有了上述六个原因，我认为我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来评价中国人读不读书或读书多少的问题了。
“陈行之先生，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写下标题呢？你是不是还想说点儿什么啊？”
我的确想说点儿什么，然而这与中国人读不读书、读多少书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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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读书作为一种活法”中的“活法”二字，我想应当是复数而不是单数，你可以选择读书，也可以不选择读书，谁也无法强制。如果你做道德绑架，将读不读书作为是非标准，指责不读书的人“情趣低下”、“胸无大志”，那人一定会很生气，反唇相讥说：“我这么活着碍你什么事了？”我认为这句话说得有理有力——读书或者不读书，都是一种活法，确实跟他者没有多大的关系，更谈不上碍了谁的事情。这就好比有人喜欢吃榴莲，而另一个人一闻到榴莲就恶心，你能说谁对谁错？你没法儿说，人家也不让你说。
一般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读书都属于消遣性质，用一句不很文雅的话说，读书是一种“精神进食”，外在形式和我们一日三餐没有什么两样，跟“活法”更是没有很大的关系。然而这个世界五彩缤纷，什么人都有，有一些人——在我看来还不是少数——将读书上升成为了“活法”，你也不能认为这些人愚戆，把路走偏了。将读书作为一种活法，意味着读书的功能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它就不属于消遣的范畴，而是直接关乎人生情态与人生目标的大问题了。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将读书作为活法而不仅仅是消遣，那么这个人的人生状态和命运结局一定会因这种选择而改变，在横向上一定会迥异于选择追逐权力、追逐财富、追逐感官享乐、把读书作为消遣的人。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选择归结为信仰的选择，这个人准备用信仰活着了。
用信仰活着跟不用信仰活着有什么区别吗？我们还可以把话说细致一些。我在美国小住期间，曾经很不理解一种现象，美国政府对生活在一定经济标准线以下的穷人都有社会福利救济政策，至少有专门为收容无家可归之人设置的场所，为什么在街面上还有那么多沿街乞讨和住纸箱子的人呢？后来才知道，“乞讨”、“住纸箱子”是流浪汉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们就喜欢这种无拘无束，在他们看来色彩斑斓、充满诗意的生活。这简直是一种信仰了，有信仰的人难道不应该被尊重么？所以每次遇见浑身恶臭、推着购物车（那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从身边经过的流浪汉，我心里都充满了敬意，觉得丫比我活得还自我，比我活得还有尊严。
将读书作为一种活法，比流浪汉选择流浪更具有信仰的性质，或者说，这些人对读书是怀着宗教般的神圣情怀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书籍的光亮就会像蜡烛一样照亮晦暗的精神房间，从而赋予人方位感——让人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赋予人方向感——让人知道哪里才是你精神行走应该去的地方；赋予人存在感——让人经验到自己是世界作为精神存在的一种实证；赋予人意义感——让人从卑微的生存中意识到“人”所含蕴的全部伟大和庄严。这意味着这个人具有了开阔的精神空间，拥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这不是任何其他琐碎的生活内容可以填塞和替代的，比如迷醉于权势金钱，比如邀集一帮子狐朋狗友胡吃海塞，比如东家子长西家子短、恨人有笑人无的小市民情趣等等。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观察这件事情。至少在现时代，被书熏陶过的人（也可以称之为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往往不是住豪宅华屋的人，不是夜深人静趴在床上数贪污得来的“横财”的人，也不是倚仗权力而被前呼后拥的人，更不是满足于动物性生存完全不需要精神光照的人。我们看到，被书熏陶过的人往往地位卑微无权无势，这是因为高尚的精神活动往往以失掉部分生活技能为代价，而生活并不奖励钻营投机蝇营狗苟，所以世间才有“书呆子”的说法；被书熏陶过的人往往宁静安详不骄不躁，这是因为精神生活具有内敛的特性，它所导致的只能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紧张或者愉悦，而非世俗层面浅薄的情绪喧噪；被书熏陶过的人往往看上去有些羞涩羸弱，甚至有些迟滞窝囊，这是因为一个强大的灵魂无需在世俗意义上的交往与张扬，它就蛰伏在自认为有意味的地方，恰如老子所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者也。耐人寻味的是，呼唤、创造或改变历史的往往是这样的人，而绝非那些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生场上驾轻就熟永不失手的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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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们看历史。
正是因为读书人在精神上强大起来，才汇聚出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即我常说的大狗叫、小狗也叫）的局面，以海纳百川的气势奠定并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疆域。你能说那个由读书人形成的“百家”不是在创造现实、创造历史么？正是千千万万读书人创造出了那样一个再也无法复制的时代啊！在那个璀璨的时代，读书人至少没有思想和说出思想的恐惧，用不着担心半夜有人敲门把他带走，用不着害怕手里的饭碗因为吃饭的姿势不对而被夺过去摔得稀烂。反之，那个时代是鼓励、纵容人思想和说出思想的，这里的原因，除了“君”即各诸侯国的“王”真诚希望有智慧的人帮助其拓展霸业之外，再就是那时候的中国还很年轻，很年轻就很真诚，很气盛，中国人内心深处还没有积淀出“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出头椽子先烂”、“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莫谈国事”之类圆滑机巧、诡谲委顿、老谋深算的处世哲学，人们都还怀着很高涨甚至很单纯的热情看世界和看自己，所以才热衷于激浊扬清谈天说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来描述这件事情。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读书人”大多数都免不了像主张“以政为德”的儒家那样试图“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却也有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主张“以刑去刑”的法家，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之类诸多“家”出来，争先恐后地参与到决定中华民族精神疆域的伟大构建中来，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声音和足迹。不幸的是，随着中国政治文化历经两千多年的淤积与沉淀，压在中国人精神上的沉积层越来越厚重，除了对统治集团特别有用的儒家法家（所谓“外儒内法”）之外，其他的什么“家”都免不了式微，或者走向末路，消失于历史时空之中；或者沉坠到民间，沦变为某种苟且偷生的哲学。这就是说，“百家”在国家力量的加持下，在历史风雨的浇濯下，逐渐变成了“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既然就剩了一家，还“争”他妈什么“鸣”？！
其实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也并非永远春风得意，你想啊，“士”成天“事君”，成天在“君”面前喋喋不休，“君”有时候当然就会很烦躁，心想：“我给你丫脸了是不是？”果真，时间没过多久，用以残暴著称的法家手段实现国家强大和统一的秦始皇，一旦当上秦朝的大统领，很快就对读书人下了狠手（焚书坑儒），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黄金时代自此也就宣告结束了。以后历朝历代，虽然各种各样的“君”时不时也还用读书人来装点一下朝廷门面——譬如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譬如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拘一格，得人善任，延揽人才——虽然其在一次科举考试以后看到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而入朝堂，由衷感叹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暴露了其作为君王用人的“技艺性”一面——但就实质来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随着秦朝统一中国，已经无可挽回地终结了。自此以后，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吃春秋战国时代精神创造的老本，越吃越少，时至今日已经有坐吃山空的气相了。换一句话说，在漫漫两千多年历史当中，随着专制主义统治理论、统治制度和统治文化的日益巩固和深入，中国人的精神创造力逐渐靡费委顿，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经拿不出能够被普遍人类认可的独树一帜的东西了。与此相对应，读书人在国家政治阶序上的位置总体来说是多余的，是很讨人嫌的，是令统治集团极为警觉的，这在政治上就造成了一种反复轮回的现象：“君”高兴了让“老九”在——譬如东汉后期曾经有“清议”之风兴起，士人大规模进入国家政治进程；不高兴了就让丫走，甚至发生更惨烈事件——譬如紧随“清议”之后发生的清除和镇压士人的“党锢之祸”，譬如明清两代紧骤频密的文字狱的血雨腥风……这已经成为了读书人的宿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的车辙上浸透了读书人即知识分子的鲜血。可见，将读书作为一种活法，作为一种信仰，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在什么时候都一样。
还有一件很悲催的事情——当读书人用一腔热血浇灌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往往未必会被“民”（国人）所理解，在一个历史事件中，他们往往孤立无援，处境危艰，四周却静得如同一座坟墓，没有一丝声援的声音，你听到的或许还是你准备为之献出生命的人的嘲讽与讥诮。鲁迅先生毒辣地看出了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绝看不到光明，看到的全部是国民性之猥琐、幽暗与堕落，所以他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顾情面地揭去了覆盖在中国人灵魂之上的疮疤，露出血淋淋的伤口。正义只在正义能够伸张的地方才显现为正义，非如此正义就仅仅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既于人无用又于事无补。
无情的是，苟活者往往比用信念活着的人更容易获得较好的社会位置，他们也往往因为苟活而更加怡然自得风光无限。例如清末可以划为读书人的“戊戌六君子”赴难之时，就有聪明的中国人吃人血馒头，感慨说：“唉！这几个哥们儿可惜了了，都是读书给读傻了呀！”你能说这种感慨很不地道么？你能说六君子不值得为这些操蛋同胞流血牺牲么？你不能这样说。你要从另一方面也就是从我们话题的角度去看：读书读“傻”了的人往往是用信仰浇筑了灵魂的人，他们的信念对于这种琐碎浅薄的混账玩意儿无感，从而也就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问题，他们只是要表达自己的信仰与信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砍头只当风吹帽”，“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如此而已。
我们引述资料说一下谭嗣同吧！1898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逮捕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听到消息后仍置安危于不顾，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躲起来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被捕；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就义，年33岁。
这件事所彰显的历史意义固然是在历史的框架之中，然而它却也隐含着历史难以涵括的内容，即：人一旦被信仰支撑，即成为强者。是的，你当然可以夺去谭嗣同们的性命，但是你夺不去他们在历史天幕上留下的精神书写，你夺不去的。我从不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的血白流了，没有这些人置生死于度外的表达与抗争，没有他们将一腔热血倾倒在这片黑沉沉的土地上，难道还会有历经专制主义导致的一系列丧权辱国事件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的历史醒悟吗？还会有意味着中国人现代精神大面积觉醒的五四运动吗？他们与我们，就是这样通过信仰与信念连接起来，结构成耐人寻味的现实之在的，我们都享受到了他们的福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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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读书作为一种活法，除了信仰将成为灵魂支撑以外，与之相对应的一定还会有“表达”——观念表达或精神表达——的意愿。从狭义上说，这也是寻找“存在感”的一种方式，然而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是读书所必然导致的高尚的精神活动内容，我们甚至可以将“表达”视为读书人最主要的人性特征之一，这也是读书人最基本的精神权利之一。
“表达”必定有触碰，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不知不觉之间，你就触碰到了大地、时间、空间、湿度、温度、重量、作用力等很多很多种东西，一个人不可能像“无”一样“如入无人之境”，这就是说，在表达—触碰—结果三者之间，一定有一条连线，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逻辑关系。而读书人一旦诉诸表达，触碰的只能是人文层面的东西，不可能因为说了一句话就致使一面墙壁瞬间倒塌，这就是说，精神层面的东西只能在精神空间里引起反响。生理学很难进入物理学，精神学也很难进入天文学。那么，读书人的表达在精神空间将会触碰并引起什么东西作出反响呢？这个问题有点儿复杂，但也并非说不清楚。简单说就是，读书人作为个体权权利的精神表达必将与作为国家主义的皇权发生触碰，并在皇权意志（延伸到现代称之为权力意志或国家意志）范畴内引起反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
表达，任何方式的表达，都是个人意志的体现，个人意志与权力意志在本质上是对立和冲突的，这种对立和冲突永远无法调节，这在古今中外都一样。那么，人类是通常是怎样处理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呢？有两种情形，一是在思想自由的条件下，权力意志向个人意志让步，让步到那条连线的平衡点，双方达成妥协；在思想不自由的条件下，个人意志向权力意志让步，同样是让步到那条连线的平衡点，双方同样达成妥协。作为结果，在政治学意义上，前者可以物象化地称之为自由民主社会；后者可以物象化地称之为威权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社会。
纵观历史，中国读书人——或者扣紧本文标题表述：把读书作为一种活法的人——多舛的命运结局几乎全部与表达有关。这是因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权力才止步于与权利平衡，而至高无上的皇权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平衡的，因为平衡意味着你还在，就像空气一样缭绕在他身边，而这正是它不能接受并感到恐惧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为了争夺或者站稳皇位，兄弟父子都可以相互残杀，宫廷帷幕上喷溅了多少争权者的血污，更何况危及其统治的统治对象“民”乎？！所以它必然越过平衡点进一步进逼，直至作为个人意志的权利表达受到皇权的无限制挤压，变为齑粉为止，这意味着读书人作为个体的精神权利被彻底灭失和褫夺了。悲哀的是，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读书人都是这样在被褫夺中默默走向覆亡的，真可谓尸横遍野，历历在目啊！
我这样说，并非是在强调读书人的命运比一般人更凄惨，事实上，在皇权专制主义条件下，所有“民”都处在被鱼肉的状态之下，只不过知识分子即读书人的命运遭际更突出一些罢了。譬如，先秦诸子百家往往将周厉王“道路以目”（在高压统治下，老百姓不敢说话，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目光表达意思）的故事作为反面例子，摆到他们所“事”的“君”面前，说你可不能像丫厉王那样不让老百姓说话呀！否则是要遭大祸的，长此以往朝廷社稷危矣呀！
诸如此类的劝谏，“君”听还是没听呢？我认为没有听，原因很简单，君王有君王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不能被打破的，打破意味着君权旁落，江山旁落，对皇帝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即使是愚蠢自负的周厉王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表面上恭听着忠臣或者士的纳谏，心里想的却是：“你们他妈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把你们放到我的位置试试，看你们敢不敢放任老百姓胡言乱语？！”所以，尽管孟子宣扬了那么多动听的民本主义主张（插一句：先秦儒家与秦以后尤其是两汉以后的儒家，在理论很多相异之处，后者更保守甚至更反动，而前者往往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并没有改变皇权的本性（反之，皇权改变了早期儒家的很多民本主义主张，儒家逐步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变成了皇权意志最主要的精神支撑），“道路以目”的故事从来没有终止，还在以各种形式上演。只要产生皇权和延续皇权的政治文化土壤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道路以目”之类的故事就会永远延续下去。
好在不能被皇权呵护的老百姓，往往会得到历史的呵护。色厉内荏的周厉王终于被国人唾弃驱赶客死他乡，倒行逆施禁绝一切声音的皇帝往往无法“永延帝祚”，难以逃脱“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的结局。这让我想起老子的教导：“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语见老子《道德经》），历史的逻辑永远强大于皇权的逻辑，民意的力量永远强大于皇帝及其统治集团的力量。这是历史永恒不变的剧本，其情节线的构成，落幕时分的氛围，都是事先规定好了的，无人能够修改。看上去默默无闻任人宰割的百姓才总是暗含着微笑蔑视着一切不可一世的威权，因为他们知道它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为烂泥，知道它必然会沦落到什么地方，不管你如今多么巍峨多么疯狂。
经由这些启示，你就能够见识到，不管什么时候，凡是用思想站立并竭力说出思想的人，都挺棒的，他们就在那里，他们像大山一样巍峨，他们可以被禁言，可以被灭失，但是从来没有人可以跨越过去。孟子当年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语见《孟子·滕文公下》），虽然有奉承夸大先师之嫌，却也道出了读书人一旦被信仰支撑，一旦要做或者做成某件事情，其威力无穷大的事实。这正是读书人的尊严之所在，是读书人被敬重的原因，也是强大的“君主”及“乱臣贼子”竟然就会极度恐惧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必欲阻遏并将其消灭的主要原因。这和物理性的力量对比几乎没有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思想往往具有炸药一般的力量，无论何人，只要你失道，不管你拥有怎样的物质力量，在精神上都是弱小的，越是失道就越是脆弱，越是脆弱对思想就越是恐惧，这已经为中国历史的无数史实所证实。
“陈行之先生，如果只读书不说话（即不表达）将会如何呢？不至于就会死人吧？”
问得好！我们下面就来考察虽然将读书作为一种活法，看上去却既没有什么信仰也不急于表达什么的人。这样的人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隐士”，即隐藏起来的读书人，远避于纷乱世事之外的人。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样的人的绝对量是十分惊人的，甚至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读书人事实上都选择了这样一种避开生存风险、“消极遁世”的活法，这也是我们这些没有胆量倚仗“信仰”和“表达”行走人生的人的标准活法，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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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消极遁世”，你首先想到的人会是谁呢？当然是陶渊明。陶渊明，东晋人，生卒年月是公元369-427年，比李白、杜甫早三四百年。如果论出身的话，应当说，陶渊明先生属于红二代、红三代，至少血液里有某种程度的红色基因——他爹和爷都曾经在朝廷为官，他自己也曾经当过彭泽县委书记，但是当得有点儿漫不经心，没有什么政绩，也没听说捞了多少钱，仅仅八十天以后就辞官回家（有一说是为避祸）当平头百姓去了，似乎巧巧地应合了儒家“天下无道则隐”那句话。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影响，真正让这个人名藻天下的是其写作很多田园诗篇以及著名的《桃花源记》，世人读罢才恍然大悟，说：“我靠！竟还有这样一种活法！”
要说遁世，陶渊明真是“遁”出了境界，“遁”出了水平，我们引述他的《归园田居》诗之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样的日子，够舒坦，够让人羡慕嫉妒恨了吧？其它更有名的诗句还有《饮酒》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从这些诗句中，你感觉得到国家政治风云分秒之间所进行的聚散分合吗？你感觉到朝廷里为争权夺利不断搅起的波诡云谲吗？你感觉不到的。你看到的无外乎一个被大自然消融为一体、满足得不能再满足的凡夫，无外乎一个既没有志向又没有激情的俗子。这种活法，当然不能说不好，然而若果把他归结到“读书人”的行列，你会不会又觉得他有点儿“太那个”了呢？
你的感觉是对的。首先，既然是读书人，即使你选择远离尘世喧嚣，也不可能在精神上死亡啊，你总还得有点儿读书人的样子吧？其次，诗中的陶渊明并非真实的陶渊明，那是被遁世假象遮蔽着的陶渊明啊！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根据陶渊明的田园诗推断他只是一个远离社会、对民生命运毫不关注，对社会不承担一星半点儿责任、只是个孤芳自赏的精致的个人主义者，那你就错了。事实是读书人“为天地立命，为苍生立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品性，即使出于技艺性生存的目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一点，在陶渊明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你以为陶渊明写《桃花源记》仅仅是陶然于桃花源中人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混吃等死的境界么？不是啊！他是在说，比起很操蛋的处处与人为难的社会，没有延伸到民间每一个角落的朝廷权力、没有无所不在的政府组织、没有横征暴敛的官府衙门、没有贪污腐败的官吏皂隶会更好啊！恰恰是朝廷及其官吏们的对人无所不在的“管”、“治”，才把好生生的一个田园世界变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啊！这里面暗含着的悲愤，难道不足以让人泪目吗？！唉，怎么说好呢？我们看到的仍旧是读书人的情怀，即使是他自己都难以遮掩的情怀。
古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北宋僧人学者惠洪先生就曾经转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评价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语见惠洪：《冷斋夜话》）这里主要从技艺处着眼，没有或者说避免提及陶渊明的政治视野和胸襟，苏先生或许是有他的难处，我们不好求全责备，但我们在看陶渊明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些深入些，这家伙其实根本没有“隐”起来。
怎见得陶先生并没有真正“隐”起来呢？我们看如下诗句：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你看，陶渊明先生并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他的意念也绝非仅限于田园，田园之外的风云更为他所关注，更为他所迷恋啊！我们从陶渊明身上看到的是最清醒的糊涂，最敞亮的封闭，最逼仄的宽广，最解脱的束缚，最留恋的离开，最低处的高耸，最虚空的充盈。
无独有偶，这种现象也集中在另一个“隐者”曹雪芹身上。“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部《红楼梦》，表面上是说不尽的儿女情长，内里却是吐不完的愤懑忧伤。“红楼”上演的这一场大戏，已经远不是一个林妹妹撒手人寰的个人哀伤可以概括，更不是四大家族由盛而衰世道无常可以通解，那是一个读书人对整个时代所做的总结与概括。曹雪芹是用笔蘸着自己的血写出来的这部鸿篇巨制啊！而他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不过是北京西山茅草屋里的穷困潦倒的遁世者，谁会看得出如此落魄的一个人，竟然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胸中自有沟壑，集万千风云激荡于心灵之间呢？谁会看得出手无缚鸡之力的他深怀着强大的超凡脱俗的的历史洞见呢？
陶渊明、曹雪芹时代，文学是在隐处的，在由于国家权力加持而喧嚣和吵闹以外的地方，它阒静无声，那是不在之在，恰恰是这不在之在，才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脉流的永恒之在。陶渊明、曹雪芹之类的“隐者”，就是这样为后人留下深深的历史脚印的，两相比较，那些口含天宪的皇家，决定陶渊明命运和曹雪芹家族命运的官僚统治集团（包括文化利益集团）算得了什么？当历史宣布谁是最后的赢家之时，那些不可一世的家伙不是显得太可笑了吗？！
我当然不能说现时代有多少人在像曹雪芹那样脱离于主流价值体系在完成着自己的精神创造，但是我可以断定，许许多多在既不能伸张权利，又不能表达之时，都是这样在所谓的“隐”中过自己的岁月的，其中一定不缺乏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只是他们还没有到显露的时候而已。文化大革命腥风血雨，当时谁想得到几乎要被批斗致死的顾准先生竟然“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神游于遥远的雅典民主政治，撰写和记录着他卓绝的思想呢？暗夜阒静，你知道有多少弱小的生灵在奔走？！那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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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不是该说一说我们自己了？
我在前文已经提及，就基本的人生形态而言，我们都是“隐者”，不同点在于，我们的“隐”不具备自主选择的意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客观情势把我们放到了“隐”的位置。就我们关于读书的话题来说，不是我们将读书作为了一种活法，而是我们的活法决定了读书是不可缺少的打发人生的手段，既与信仰无关，亦与表达无关，更非怀着鸿鹄之志，暗中完成着所谓的历史性书写。我们兴之所至，拿起一本书读着，将尘世的喧嚣关在门外，给平淡的人生增添一些精神的光照，如此而已！这样好吗？我们该不该为自己的平庸感到羞愧？我们是不是该把自己提高一个档次，也上升并进入到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的行列？
我的回答只有三个字：想多了。
有一种说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创造历史的主要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民意”（类似老子所说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方式实现的。被推到历史潮头的永远是极少数人，而历史潮流的主要推力却是作为庞大基数的普通民众。对凭借着信仰勇敢地站在潮头的人给予尊敬，对他们的表达给予声援，对那些“隐”起来默默从事精神构建的人给予同情，而不是将我们与他们隔绝，在自造的安全、慵懒的巢穴中陶然于杯水风波，我们自然也就完成了提升，这将是彻里彻外的精神的提升。
把读书作为一种活法，阅读有价值的书，精神世界就会被重新塑造，换一句话说，一本有价值的书足以颠覆一个人的世界观——我不止一次听到青年读者感慨说：“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改变了我。”“阿伦特教会了我如何看眼前这个世界。”这就是书籍的力量。把读书作为一种活法，阅读有价值的书，我们的人生就会被照亮，我们会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楚。所谓“不畏浮云遮断眼”（王安石），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描述的不正是这种情境吗？
你看，把读书作为一种活法，无论自主选择还是无意识进入，都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改变我们的精神处境，甚至于改变我们的人生结局，何乐不为呢？
202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