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无疑是中国古代兵学的最杰出代表，而关于其成书的契机和思想来源，则历来是“孙子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从时代氛围、社会背景、地域因素、孙子本人的主客观条件等角度泛泛地解释这一问题，试图以不尽充分的实证材料，来诠释《孙子兵法》突兀成书这个复杂的文化现象。笔者在过去也运用了这一思维方式和论证手段（参见拙著《孙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应该说，在缺乏直接依据的情况下，这样做有一定的合理性，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这样做毕竟有简单化的倾向，学者在研究《孙子兵法》成书渊源问题时，理应将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将问题考虑得更复杂一些，以尽可能全面地接近这一问题的本相。
众所周知，任何成熟的思想之形成，除了社会背景、个人因素等一般条件外，一定包含了对前代思想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容纳，一定会打上前代思想家思维模式、语言文字、行为方式的深深烙印，这便是所谓的文化传统，而“传统”则是有巨大的惯性力量的，势必在新的思想形态中得到顽强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孙子兵法》成书之渊源，就不能忽略前代思想家对孙子的深刻影响（包括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遗憾的是，由于直接史料的匮乏，人们很少注意去梳理孙子与前代兵学之间的内在深刻关系，只留下极其空泛的一句“前孙子者，孙子不遗”的概评，而未能作尽可能合乎本相的细致描绘，从而影响了孙子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也留下了对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缺环。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去着力联缀这个缺环。马来西亚的郑良树教授之《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波兰的高利科夫斯基教授之《孙武的思想和中国的军事传统》诸文（载笔者主编的《孙子探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均就孙子思想的来源问题进行了追溯，指出，《孙子兵法》虽然是“孙武一时一地之作，然而，本书的思想、战略及战术却绝非一时一地所能完成的，而是前有所继承，是孙武总结过去的战争经验，包括军人及军事家的思想、军事规律、指导原则及作战技巧，也包括直接来自战场上的胜败教训，等等”（郑良树语）。从“零星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孙武著作中的各种思想早在他之前就已形成了”；“孙武‘诡道’的12条原则中至少有3条实际上是从他之前的书中引录的”（高利科夫斯基语）。
毫无疑问，他们从上述角度切入，论证《孙子兵法》成书之渊源问题的做法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它能够更好地说明孙子思想形成的背景，再现古代军事思想历史嬗递过程之基本面貌。当然，由于资料的缺乏，这种论述还不能算作是实证性的，而仅仅属于合理的忖度而已。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引用这方面更多的资料（即使是间接的），更充分地为这种合理的忖度提供依据，那么它就会显示出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基本特征，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而李善《文选注》的有关文字正是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信息资料。
李善《文选注》有关材料所透露信息之意义在于：《孙子兵法》之成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具体继承和扬弃，这不仅仅体现为兵学原则的全面归纳和总结，而且也反映为文字语言的广泛袭用转引。《孙子兵法》中所谓“用兵之法”、“法曰”等内容，实际上就是已佚上古兵法著作的基本条文，既“述”且“作”乃是孙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特色之一。
关于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基本情况，《史记》等古籍曾有所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同上）。《周礼·夏官司马·司兵》亦云：“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
这些记载很清楚地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从西周时期起，已经出现了供武官学习的或武官必须遵循的军礼、兵法一类著作，统称为“司马法”或“司马兵法”；（参见拙著《白话吴子司马法·司马法的主体思想及其价值》，岳麓书社1995年版）换言之，“古代王者司马法”是春秋中期以前军事典籍的总称；《左传》、《孙子兵法》等书中所提到或引用的《军志》、《军政》、《令典》诸文献，均属于“古司马兵法”范围内的典籍。对此，后世学者中不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如清人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三《司马法序》有云：“按《孙子注》云《司马法》者，周大司马法也。周武既平殷乱，封太公于齐，故其法传于齐……是古者即有《司马法》。”余嘉锡也指出：“盖《司马法》为古者军礼之一，不始于齐威王之大夫，并不始于穰苴。”（《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是能够成立的。
这些情况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存在，显示了早在西周初年，中国的兵学著作已成相当的规模，达到了较高的水准；第二，它在时间上远远早于《孙子兵法》，是孙子构筑其军事理论体系时可以借鉴和汲取的重要思想来源；第三，“古司马兵法”体现着浓厚的“三代”时代文化精神，是“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的客观反映，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所说的那样，“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藉存什一于千百”。
正因为“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具备着这样的文化特征，所以后人在注疏古书时，经常穷本溯源，引用它的文字以揭橥有关典故、制度的真实含义。这一点在李善《文选注》中同样有显著的体现。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在南朝梁太子萧统主持下由一些著名文人共同编选的，它选录了先秦至梁八九百年间，一百多位作者、七百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为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唐代显庆年间，李善为之作注，这就是著名的《文选注》。李善注释《文选》经多次易稿方才完成，“故勉十舍之劳，寄三余之暇，弋钓书部，愿言注辑，合成六十卷”（李善《进〈文选〉表》）。在操作过程中，李善旁征博引，最大限度地搜集材料，征引古书达数百种，其中有的今已失传。“李善的注释不仅有助于理解词义典故，而且是文字训诂和校勘辑佚的重要参考资料。后人对它评价很高，是一部和《文选》本书不可分割的集大成的学术著作”（《文选·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它的基本学术特色是，偏重于释事和词藻的溯源，而相对忽略对文意本身的析解，“五臣（注）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尤袤：《文选注·序》）。
李善《文选注》这一学术特色，决定了他注词释义总是力求寻找最原始的资料作为自己的佐证，而这样做，恰好能帮助我们去探求《孙子兵法》成书渊源的奥秘。
考《文选注》，今本《孙子兵法》中的不少内容，其出处均被李善本人断定为《司马法》。据初步统计，这类情况有以下几则：“兵者诡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文选》卷二十，潘岳《关中诗》注引）；“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文选》卷五十七，潘岳《马汧督诔》注引）；“火攻有五”（同上）；“始如处女”（《文选》卷九，潘岳《射雉赋》注引）。上述引文，第一则见于《孙子·计篇》；第二则见于《孙子·形篇》；第三则见于《孙子·火攻篇》；第四则见于《孙子·九地篇》。
然而问题就随之产生了：《孙子兵法》经西汉刘向、任宏校书后即已有了定本，三国曹操作注后，“十三篇”更成为流行的兵学典籍，风靡于世，《隋书·经籍志》等均有著录。李善作为第一流的学者，读到《孙子兵法》传本当是常理之中，事实也表明李善是谙熟《孙子兵法》一书的，在注释《文选》时他曾多次征引《孙子兵法》的诸多文字即为证据。可是他征引上述四则今本《孙子兵法》的文字，又为何不注明系出自《孙子兵法》，而偏偏要别出心裁，说成是引自《司马法》呢？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之谜。
其实要解开这个谜底也不是太困难。李善注释《文选》既然“淹贯该洽”，以“原用事所出”为宗旨，那么在征引史料时，自然要采用最原始的依据，以力求避免出现弃最原始材料于不顾，而引用较晚材料的现象。也许在李善看来，“火攻有五”、“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等文字材料，虽然见于《孙子兵法》的记载，可是它们并不属于孙子的发明，而是直接抄自于“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后者才是这些材料真正原始的出处。所以在征引过程中，李善便迳自注明其最原始的出典，以求恢复事物的本相。殊不知他这种穷本溯源的注释方法实践的结果，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孙子兵法》诸多内容（从思想到文字）来自“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具体证据。
应该说，知道《孙子兵法》的诸多内容来自“古代王者司马兵法”这一情况，在隋唐时期并不属于什么秘密，李善固然对此洞若观火，其他学者在这一点上同样也了若指掌。李贤、李筌等人就做了类似于李善所作的工作。如“穷寇勿追，归众勿迫”，是《孙子·军争篇》所提到的“用兵八法”中的内容，然而注《后汉书》的李贤，就没有把它归入孙子的名下，而是在《皇甫嵩传》中直接注明它们系出自“《司马法》”，从而明晰了这两句话的真正著作权所有者。再如“攻则不足，守则有余”，也见于《孙子·形篇》，《汉书·赵充国传》引用此语作“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然而李筌在《阃外春秋》卷四中，则迳自将它记录为“军志曰：攻不足而守有余”。明确地把“兵法”坐实为“《军志》”(即古司马兵法大系中的一部典籍)。我们认为，李贤、李筌等人的做法，都不是心血来潮的糊弄，而是和李善一样，汲汲致力于恢复《孙子兵法》继承和沿袭“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本相，力图从文献源流学的角度正本清源，返朴归真。
再从古书成书的一般规律考察，《孙子兵法》辗转抄录“古代王者司马兵法”也属于合乎逻辑和情理的事情。众所周知，先秦著作往往不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同一学派累世增附而成，这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罗根泽先生在其《诸子考索》一书中，从“战国著录书无战国前私家著作”、“汉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属伪托”、“左国公谷及他战国初年书不引战国前私家著作”、“春秋时所用以教学者无私家著作”等四个方面，考证认定战国前无私家著作。余嘉锡先生也认为：“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并指出“古书随时增益，不出于一人之手，类皆如此”（《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罗、余诸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孙子兵法》不可能横空出世、突兀而起，而只能是凭借前代兵家所提供的思想内容和文字资料，融会综合而成书。同样的道理，“十三篇”形成后，也不断受到后人的增益添附，如其“五行”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而《用间篇》最后一段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云云，也与全书“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风格相悖。
遗憾的是，虽然从逻辑上说，古书成书的一般规律，决定了《孙子兵法》在成书过程中不能例外地袭用抄录“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有关内容，但是毕竟没有这方面足资实证的材料。所以我们只好进一步寻找旁证来支持我们的观点。
《吴子》、《尉缭子》、《六韬》均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兵书，它们的作者都一方面大量征引《孙子兵法》的文句，以《吴子》为例，其暗用、明引、袭用《孙子兵法》文字与思想者，就有数十处之多；另一方面它们彼此之间也不加限制地转相传抄，类似的文字在数书中同时出现，似曾相识。如“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云云，既见于《吴子·治兵》，亦见于《六韬·教战》；又如“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云云，既见于《尉缭子·武议》，复见于《六韬·立将》；其他像“刑上究，赏下流”、“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等等，也均是数部书中互见。作为在同样文化氛围中诞生的《孙子兵法》，其袭用、抄录“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相关内容，实属正常。须知道，《司马法》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于《六艺略·礼部》，数量多达一百五十五篇，远远超过今本《司马法》五篇之数，我们今天在今本《司马法》中未能看到“火攻有五”等文字，并不等于隋唐时人也不能见到它们。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在成书过程中，曾大量引用了“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内容，这种引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类，一是明注出处，如《军争篇》所云：“《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等等；二是以“法曰”、“用兵之法”方式征引，如《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军争篇》中的“用兵八法”等等；三是不注明出处的原文照录，如《文选注》中征引文字所涉及的“兵者诡道，能而示之不能”等等；四是大意概括式的征引，如《军争篇》曹操注引《司马法》：“围其三面，阙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这在《孙子兵法》中，遂被概括提炼为“围师必阙”四字。对于上述现象，隋唐时期的人们是普遍了解的，他们知道“始如处女”等文字的原始出处，并且于不经意中点破了《孙子兵法》与“古代王者司马兵法”之间存在着的因袭抄录关系之本相，遂使我们今天在探讨《孙子兵法》成书渊源时，能够得出较为切合实际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