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清代全国各地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基本一致。较大层面的不一致，大多可用特殊性加以解释，即各地巍科人物的多寡和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及产生的时段有关。研究的现状要求我们对进士地理分布的统计缩到最小时空单位，即以县为纬、以科年为经对全国进士做动态研究，如此方能反映进士在清代人文地理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有助于科举学的进展。本文关于清代历科进士的省级分布、清代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的统计分析，是为比较准确地进行县/科年为单位的动态研究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探讨清代全国进士的时空分布打下一定基础。

关键词：历科进士  巍科人物  清代  省级分布

一、旧题重拾

20世纪90年代后期，笔者在缪进鸿教授等的无私帮助下，撰写了《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以下简称《关系》）一文。文章明确提出并翔实论证了明清全国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的观点，为研究明清全国的区域文化与人才分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并认为，我们在整体上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选拔人才的公正性、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对科举的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1]。以此文为基础，笔者接着又写了科举与教育、人才方面的一系列论文[2]，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还把有关资料应用到其它研究中[3]。撰写《关系》时，仅进士的统计表格就有数百页，根本不可能把有价值的资料都反映出来。故在后续研究中，我在引用并标注出处时往往说明：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这些后续研究成果，均收入我的论文集《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中。

台湾成功大学的侯美珍教授来信热情鼓励，同时提出问题：关于进士人数的引用（指《关系》发表后的若干引用），他人不能复查，影响了可信性，别人更不能享用。建议我在网上建个数据库，以惠学界。其实我当初就以科年为经，以县为纬，对明清进士的籍贯分布做了十分详尽的动态统计，即明清两代任何年份、任何时段、任何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的进士人数，都能在我的原始资料里方便地找到。至于数据库，目前我确实没有精力，同时老实说也不懂建数据库的技术，只能有待未来了。

回顾新千年以来清朝进士地理分布的研究，我个人觉得，全国性层面的讨论，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反映在进士的人数、籍贯、文献出处等的考证上。其中，江庆柏的《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年，以下该书简称《题名录》)，以科年、甲第、名次排列进士，并附籍贯。该书“考据严谨，征引全面，论证精当，几乎完全还原了每一位清代进士的原貌”[4]。《题名录》“是目前进行清朝进士县级进士人数统计最为保险的一种文献”[5]。毛晓阳博士主要做了文献考据与整理的工作，考订出有清一代文进士总数为26849人，并指出学界广为引用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以下该书简称《索引》)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6]。他推介了很重要但不被当今学人注意的重要文献——房兆楹、杜联喆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考证中又解决了若干《题名录》不曾解决的进士籍贯县级归属的问题[7]，并把考证的理论和成果运用到实践上，使得其《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成为同类专著的佼佼者。笔者还十分推重其在该书中对清代历科馆选的分省统计，尽管庶吉士与进士是不同的概念。吴根洲博士又校正了一批《题名录》中进士籍贯省级的归属[8]。所有这些基础性工作，为当今人们研究清朝进士的地理分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于本人来说，已到了修正当初因仅有《索引》可以利用而存在问题的时候了。尤其是实现当初的梦想——比较准确地以县/科年为单位，动态地反映清朝进士的地理分布，已成为可能。可以这么说，目前虽不能把清代进士的分布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几乎能全部复原的条件已具备。事实上，即使仅按《索引》统计清代进士的籍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准确率也能保证。故笔者认为，所有按《索引》统计撰写的文章，从理论上说都不会影响宏观分析。

相对于这些基础性工作，清朝进士地理分布的应用性研究，尽管参与者和发表的成果更多，但实质性的进展并不大。这表现在，从统计的时空单位讲，除了李润强继何炳棣后，以朝代为经统计各省的进士分布[9]，陈尚敏、朱乐平以朝代为经分别统计甘肃省和福建省的进士分布[10]，以及朱乐平以朝代为经统计福建省各府州的进士分布等外[11]，多数人仍以整个清朝为断面对某地的进士做分布研究。总之，迄今为止，海内外还没有人以科年为经，以任何一地，哪怕是一府、一州、一县为纬，做过较为清晰的动态描述。之所以强调以科年为经，因为在反映时代背景上，它与朝代为经的作用是不同的。如在李润强的“清代进士人数分省统计表”“顺治”一栏中，顺治朝统一全国的政治、军事背景和各省知识分子与新朝合作的先后几无反映[12]。但若按科年统计，就比较清楚了。如开科的顺治三年，明代科甲鼎盛的江浙赣闽东南四省的进士只有区区7人，此乃清军刚占领这些地区的反映。而华北的冀鲁豫晋四省的进士占了全国的95%，充分占了地域政治的便利。江苏的进士，到了第二次殿试的顺治四年，就以97名进士遥遥领先于各省，表示着该省读书人对新朝的迅速认同。而浙江的士人对新朝的合作则慢了一拍，到第三次殿试的顺治六年，进士人数才突显出来，这与清军南下、占领的顺序有关。而要反映全国多数知识分子对新朝的态度，即全面合作，是第六次殿试的顺治十五年以后的事。因为到了这一科，除了西南三省及文化本来就已处于衰退中的甘肃(不考虑其还未建省之因素)，其它省的进士都批量出现了。夸大一点说，顺治朝历科各省进士的分布，可看作各省当时政治、军事尤其是知识分子态度的一种表现。由此可见，进士的时空分布，反映的不仅仅是人文指标。

至于主张以县为纬，笔者认为，把统计的空间单位缩小到县，不仅能帮助人们了解清代全国各省进士人数的极端不平衡性，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同一省内各府之间，甚至一府内各县进士人数的极端不平衡性，以此观察相应的文化、教育现象。譬如从较大的方面讲，从清中期开始，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进士逐步向省城所在府，尤其是向省治的附郭县集中[13]。舍此，科名特盛、独为翘楚的地方州县将不复存在。这是雍正朝在全国省城或总督、巡抚驻节之地遍建省级书院[14]，优质教育资源向省城或学政所在等特殊地区集中所产生的效应。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中叶以前，以学术大师的郡望或其主要活动地命名的、重要的地域学派，如南宋的永嘉学派、明中叶的姚江学派、晚明的东林学派、清初的浙东学派、清中叶的桐城派与扬州学派等均不在省城。而清中叶以降，著名的地域学派，或其它重要的人文现象，离开地方的最高行政区，就波澜不兴了。

从中观、微观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县级的人文现象和原因。如清代全国最大的文派——桐城派，产生在大别山东麓的安徽桐城，貌似不可思议。但当我们知道，在清代，整个长江以北除京城的两个附郭县：大兴、宛平，以及河南省治祥符县外，桐城是出进士最多的县（其中巍科人物在长江以北仅次于大兴）后，就不会感到太惊讶了。与进士作用于文教之相辅相成，教育条件的好坏，同样影响着进士的产生。如清代陕西省进士最多的县，既不在省城，也不在府治，而是普通的三原县。这与清代陕西学政长驻三原，以及明清时期的“西北最高学府”——宏道书院也在此使然[15]。而同样普通的山西安邑县的进士人数，高居该省第二位，应是清代山西的商额给了安邑的结果[16]。这些科举成功的县，如果孤立地看，不易察觉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在较大的空间上比较，才有意义，并知其所以然。

再如，李兵博士的《血榜——中国科举舞弊案》中，有一个张謇冒籍案：清季江苏海门直隶厅籍的张謇，冒籍去如皋县参加县试(考秀才)。对此事，张謇自称冒籍的原因是为了省钱，但李兵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认为：“张謇之所以冒籍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想避开竞争相对激烈的海门，而到竞争小些的如皋去考试，这样就比较容易考取秀才。”[17]可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数据显示，清代江苏如皋县的进士是27个，海门的进士只有1个[18]，这说明前者的文风远比后者盛，则张自称冒籍的原因，为了省钱的理由应该成立的，至少不是为了避难就易。我想，这可能也是当初江苏学政彭久余庇护张謇的一个客观原因吧[19]？如果李博士当时有这一进士分布的史料，可能会给张謇冒籍案定性时有所保留：张謇在主观上应不存在作弊动机，从而还这位历史名人一个清白。这也启示我们，科举时代的“冒籍”，不完全都是投机性的，张案即是实例。限于篇幅，相关讨论不在此展开。

这些启示和认识都告诉我，披露进士地理分布的详细信息，不仅仅是历史人文地理的需要，也有助于科举学本身的建设。同时，笔者甚至认为，如此久远而系统、完整、权威的精英时空分布史料，在世界人才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理当成为科举“申遗”的重要实物（如进士题名碑）和内容。

从应用性研究的结果和原因分析，大家的观点大同小异，反映的仅是进士地理分布与某地教育、人才的一般规律：清代全国各地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基本一致，而缺少对一些特殊现象、特殊规律的探讨。所谓的特殊现象、特殊规律主要表现在：进士在地域文化中的作用，不仅要看进士的数量，也要论进士的质量，还涉及各省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和产生的主要时段。以下借何炳棣先生曾经的质疑，对此做一次集中的讨论。

何炳棣根据朱君毅的《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厦门大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31)一文中对李桓编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史列传》所收的人物统计（两者分别称A、B组），与张耀翔统计的《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心理》第4卷第1期，1926）（称C组），列表作“清代分省名人数量”的比较。何氏认为，A组、B组的取样有主观成份；尤其是A组，编者偏爱家乡湖南人，不如C组来得客观。他举例，尽管湖南、安徽两省在清代的最后六十年中，有许多军事将领具有显达的成就，但他们在A、B两组中的排名之高（在A组，排名前六依次是江苏、湖南、浙江、山东、河北、安徽；在B组，排名前六依次是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山东、湖南），还是令人高度怀疑。例如，江苏产生的进士人数比浙江和河北稍多一点，但在A组中，江苏产生的进士（应为名人）却是浙江的1.57倍，是河北的4.92倍；在B组中，是浙江的1.22倍，河北的3.25倍。更明显荒谬的是，湖南的进士人数仅及浙江的25.7%，而其名人人数的排名却胜过浙江。故“必须认识到使用这些传记资料做材料会造成严重的统计失实”。这里，按照何氏的理念，在清代地域人物比较中，凡与进士的人数比例有较大出入者，所用资料都是不客观的。

但我认为，何氏仅仅是考察了进士数量与其它人物数量的一般关系，强调“举业的成功与社会显达的关系，必然是相当密切的”[20]。如果分析一下进士分布中的一些特殊现象，何文上面所质疑的问题大都可以诠释。

首先，受区域配额政策的影响，同一地域进士分布与其它人物的关系，不仅要看其数量，还要看质量，即名次。由于目前学术界对进士的名次，仅讨论殿试前四名和会试第一名（合称巍科人物），我们就以此作比较。如虽然江苏的进士不是特别多，但其巍科人物在全国遥遥领先，几占全国的三分之一[21]。具体来说，江苏是浙江的1.35倍，是河北的4.45倍，这不是很接近何文A、B两组中，江苏超越浙江与河北的平均值吗？再说湖南和安徽，这两省虽然在清代进士的排名中，都属于中偏后，但巍科人物的排名并不落后，安徽是第三，与B组中的名次一致。湖南是继河北、江西、山东之后排第七名，但第五名的江西的巍科人物，与该省的进士相似，分布非常松散，且咸丰后仅出了2个，与人才的关系相对就弱（详见后文）。若考虑到这个因素，把江西的实际影响排在第七名，则清代巍科人物的“前七省”，就几乎与何文B组中前七名一致了。用同样的理由看，何文A组中的前六名，都包括湖南在内的清代巍科人物的“前六省”了。由此可见，“从宏观上讲，巍科人物的分布更能反映清代的社会文化地理”；“也可反证：清代科举考试及其成绩排名是比较客观、公正的”[22]。

如果说，何文所示的A组、B组所收的人物属传统的眼光，那么，我们就按当代的人才观——以《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的专家学者为主体的人才数量，来做个比较。把人才较多的前八省（依次是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广东、湖南、福建、山东），与清代巍科人物排名前八省（依次是江苏、浙江、安徽、河北、江西、山东、湖南、湖北）相比，前四名一致，六至八名比较接近。至于广东人才(巍科人物排名第9)上升了四位，除了广东在进士时空分布中的特殊性（详见后文），还与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较早开放，最先沐浴欧风美雨，在近代出了大量的新式人才有关。

除了进士的质量，进士与人才的关系，还与各省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有关。研究表明，明清全国人才的空间分布，不仅取决于各省进士的绝对值，还取决于各省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如果一省进士总数较多，但分布较均匀，没有形成相对的科举中心，该省人才中心就不可能出现，人才总数也不会很多，如清代的山东省和江西省就是如此。反之，如果某省进士总数不多，但只要集中在某些地区，这些地区就有可能人才辈出，乃至形成全国性的人才中心。如近代岭南人才异军突起，就与晚清广州全国科举重镇的形成有关。近代湘省的情形就属于后一种。

清代湖南虽然不是科举发达的省份，但其715名进士的近六成隶籍长沙府，且与湖南全省一样，长沙府的进士大多中式在后期。越到近世，长沙府在全省全国的地位越显赫。如咸丰至光绪，长沙府的进士已位居全国各府第三名；尤其是长沙府的巍科人物有12人之多，遥居全国各府榜首。晚清长沙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科举重镇。这里要强调，明清全国进士与巍科人物双双领先的地区，等于具备了人才辈出的“双保险”。凡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必然会成为全国的文化、人才重镇！所谓近代湖湘学风炽热，人才辈出，其实，说到底主要是长沙府的学风炽热，人才辈出。出生在长沙府的人才，约占湖南全省的三分之二[23]。晚清广州人才蔚起的原因及在广东的比例，均与此极为相似。

也许是时间上的便利，笔者在清代人才的统计中，感到绝大都数专家学者产生在清中后期，尤其是在近代。同时，清代是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权力主要掌握在满人手里。但在清后期，特别是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汉人的军政地位大幅上升，所以，同样是清代的进士，尤其是科名高的进士，越到后来与区域的关系越密切，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专家学者。前已论及，湖南的进士，主要产生在中后期，故清代湖南的名人在全国的比例，自然要超过湖南的进士在全国的比例，但超过浙江，应属夸大，更何况是在何文的A组中。因为《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收录人物的下限是道光三十年（1850），此时湖南人物的爆发期还未到来。那么，朱君毅、何炳棣对A组中湖南人物“多征”或“钟爱”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24]。然而，也仅仅在这个质疑上，何炳棣是正确的。此外，何文A、B两组中对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河北五省的十个质疑中的其它九个，都经不起再质疑。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曾对清代全国进士的地理分布做过专题研究，并提出进士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的何炳棣教授[25]，对清代进士分布与其它人文地理关系的认识尚不全面，一般人对清代进士分布与其它人文地理关系的了解，就可想而知。因此，对清代全国进士时空分布的探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势在必行。于是我想，虽然把按科年统计的进士籍贯的动态信息，挂在网上还未到时候，但可以先把静态数据公布出来。而对清代历科进士的省级分布，以及进行县/科年为单位的探讨，便是其中的基础性工作。笔者旧题重拾，就主要先做这两项工作。

二、清代历科进士、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

(一)清代历科进士的省级分布

这次重操旧题，在统计上需要说明几点。第一，总人数的确定。清代共进行了112科(114榜)会试、殿次，学术界对此的分歧是，有的学者未把顺治九年、十二年的两榜满榜进士共100人计入，如张仲礼、何炳棣[26]；有的学者把这两榜100人计入，如毛晓阳、江庆柏、吴根洲[27]。似《题名碑录》对顺治九年、十二年两常科题名，对汉军进士均只注旗分，未注族别。《索引》如实录之，如顺治九年进士刘名世（3/261，斜杠前数字为其甲第，斜杠后数字为其所在甲第名次，下同），仅录为“正黄旗”[28]，而没有标汉或满或蒙等族别，则人们难以确定这两常科是否有满（含蒙）人，因此也就不能区别这两科是否满（含蒙）汉（含汉军）分榜，故笔者当初也没有把这两榜满榜进士100人计入，确定清代文进士总人数为26747人。现江庆柏根据相关资料，考证出顺治九年、十二年两榜常科中的旗籍进士的族别均为汉军，而两榜满榜进士中均无汉军。笔者同意吴根洲把这两科为“分满汉两榜”的说法[29]，本文统计加上这两榜计100人的旗籍进士(不过，是否加这100名旗籍进士，与分省统计无关)。再据毛晓阳的考证，去掉《索引》误收的嘉庆十九年江西南昌人周昌祺（实为贡士），加上《索引》遗漏的光绪三年福建台湾府台湾县黄裳华、光绪六年山西平定州孟县人王清绶、光绪二十一年广东广州府南海县康有为[30]，则总人数为26849人[31]，与当今的主流倾向一致。

第二，统计以《题名录》为蓝本，对照《索引》校核，《题名录》《索引》中存在的问题，参考吴根洲、毛晓阳等的考证；纸质文本还没有解决（或本人没看到）的问题，参考网络。如乾隆七年向廷柱（3/136），《索引》和《题名录》均作湖南沅宁或湖南辰州府沅宁县人。同科张载远(3/229)，《索引》和《题名录》均作湖南长宁或湖南衡州府长宁县人，但湖南并无沅宁和长宁。现从网上的“长沙志馆即事”[32]，“清代湖南进士录”[33]中获知，他们分别应是湖南辰州府沅陵县人和衡州府常宁县人，系地名音近致误。

第三，我当初主要是把明清时期的进士，与那时专家学者的地理分布做比较，而当代人撰历史人物时往往以今天的行政地名来介绍。故我在进士所在县（州、厅）的省份归属上，以地图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为标准，这就与他人的统计产生了不少差别。典型的如我把清时属安徽的婺源纳入江西，而仅这一项，就使得明清两代两省进士的误差有一百多人。这次统计先把各省所属行政区复原到清代的行政区，这涉及11个省、22个县、219人（还不包括清属甘肃省，1949年后属宁夏省而归“其它”的那部分）。所以，本文中各省进士人数，与《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极互关系》中的出入，主要的地方和原因均在这个方面。不过，清代的行政区划，先后也有相当的变更，本文大致以雍正后光绪前的政区为标准[34]。如俊县、滑县，顺治时属直隶大名府，雍正三年往属于河南之卫辉府，至清末未变，就全部按河南省计[35]。再如，迪化在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前属甘肃，为与原始记录保持一致，仍归属甘肃进士。但该州仅出了同治四年崔文海（2/19）1人，迪化不列入甘肃州县数的统计。此外，与原统计不同，这次对既标户籍又录乡贯的双籍进士(按《索引》统计，清代仅16名），均按户籍计；《题名录》校注中根据《登科录》等权威资料，凡有“某某籍某某人”记载的，本文都按“某某籍”计[36]。还有，为不增加省区，本文把奉天和没有旗分的满州人都划入辽东；旗籍进士均不划入行政区。

(二)清代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

前文已述，考察清代进士与区域人文的关系，不仅要看进士的数量，还要看进士的质量，即巍科人物的多少。则巍科人物的分布，自然也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但限于篇幅，对此的统计仅以清代每朝为经（详见表2）。以下，对巍科人物的分布特征做一初步的分析。

1.各省巍科人物的排名、比例与进士大都不一致

从排名看，除了江苏、浙江、江西、湖北、贵州等五省份一致，其它省份巍科人物的排名与进士都不一致。再以全国平均约每50个进士出1个巍科人物的比例分析，两者更几无可比性可言。除了广东省的比例比较接近——20.3（理论值，下同）：19（实际人数，下同），其它省份的比例都较悬殊。如江苏是58.7：169，实际人数是理论值的2.9倍，而更多省份是远少于平均值，如山西是28.4：4，云南是13.9：1。这些看似不成比例的资料，却是清代科举区域政策的基本反映。

从政治等角度考虑，清代会试是分区录取的。会试中额初承明制，主要在南北卷取中；康熙五十一年后，分省取中。虽然会试也是全国性的考试，但上榜者的文化并不代表全国的水平。因为各省的贡士及其参加无黜落的殿试后成为的进士，其数量只是分区乃至按省分配的结果。而殿试的名次，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所有参加的贡士完全自由竞争后分出高下的，这才真正代表全国的水平。所以，各省巍科人物的排名、比例与进士存在较大的差距，完全是客观的，是清代科举区域政策的投射。所以，本人早就认为，从宏观上讲，清代的巍科人物更能代表当时的区域人文景观。

2.巍科人物由江浙垄断趋向全国相对均衡，完成了进士分布由量变导致质变的过程

除了清代开科的前四科，河北省凭藉其特殊的京畿地位，取得6个（已排除1个会元复出者）名额，暂居全国第二外，自顺治后期开始到咸丰朝，江浙两省的巍科人物都占全国的四成以上[37]。其中，康雍乾三朝均占全国的七成及以上，尤其是康熙朝，达到项峰的73.7%。然从嘉庆朝开始，江浙独大的地位开始松动，嘉道咸三朝，没有一朝超越半数的。至同治朝，占比降至四成以下。到了光绪朝，继续下滑，占比已不足三成。而此时巍科人数的翘楚，竟然让位给了昔日的“蛮荒之地”——湖南。迨至清末，除了甘肃省，全国的其它省份都出现了巍科人物。这是从量变最终导致质变的典型，即随着康熙五十一年后分省取中政策的实施，全国各省的进士趋于均衡。而不少省份随着进士人数的递增和积累，巍科人物的出现也水到渠成，最典型的莫过于湖南省[38]。

3.巍科人物集中产生在进士较多的州县这一特征始终未变

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巍科人物的州县分布比进士更为集中。如清代全国出50个及以上进士的科举发达的州县有116个，合计产生11324个进士，占全国的42.2%，这一比例已相当高了。而清代全国出2个及以上巍科人物的州县仅90个，却出了415个巍科人物，占全国的77.0%，这说明后者比前者还要集中。第二，巍科人物大多产生在出进士较多的州县。如出巍科人物最多的前31个州县，即出5个及以上的州县，无一不是全国科举发达的州县。在出2～4个巍科人物的59个州县中，有38个即将近三分之二的州县也是全国科举发达的州县。此外，在全国科举发达的州县中，另有巍科人物21人。也就是说，仅占全国有效统计1573个州县的7.4%的116个科举发达的州县中，就出了383个巍科人物，占总数的71.1%。剩下的巍科人物，也大都出在拥有进士较多的州县。这就是说，巍科人物是靠州县的进士群体为依托的，无论进士的省际分布如何变化，其集中产生在进士较多的州县的特征没有改变。而江浙进士发达的州县占全国的十分之四，且几乎都连成一片，产生人才集聚效应，则这里的巍科人物和专家学者都占全国的半数左右也是不意外的。

三、简短的结论

由上可见，虽然清代进士在人文地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学术界几成共识，但具体到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仍有可能出现不尽如人意的结论。要真正体会进士在清代人文地理研究中的不可替代性，就要对进士分布的数量、质量和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及产生时段等，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探讨，对普遍性和特殊性作全面揭示。其中，了解巍科人物的分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代进士与人才、人物分布的相互关系，弥补单纯的进士研究的不足，超越其反映人文景观之局限。

本文的探索，就是为有志于此的研究者提供方便，并为从事清代进士时空分布的“极限”研究——县/科年为单位的动态研究准备条件。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毛晓阳教授、江庆柏教授、侯美珍教授的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附录

说  明：

1、本表数据与拙作《教育的深远影响——关于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不尽一致，其主要原因，首先是资料来源不同，《分析》的资料来源是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其次，江苏有一批在清代才设置又在民国初年撒销的同城而治的县，《分析》为进行相关比校，把它们并入原来的县，本文都按清代的设置，单独计算。再次，《分析》把江西新城县笔误成山西新城县，又错把山西灵石县并入介休县，本文均已更正。

2、贵州省贵筑县人数，不含贵阳 “府亲辖地进士”52人。

3、前一通州属河北省，后一通州属江苏省，新城、德化属江西省。

2020-01-04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以下凡涉及到该文的史料，不再作为引文。

[2] 沈登苗：《近代湖湘人才辈出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湖湘论坛》2000年第3期；《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教育的深远影响——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也谈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的影响》，《招生考试研究》(上海)2009年第1期；《百年树人 一脉相承——清代巍科人物与当代两院院士的籍贯分布基本一致》，载沈登苗：《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53～161页。

[3] 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9期；《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来源、构成及原因初探》，《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

[4] 吴根洲：《清代进士历史地理分布研究》，《考试研究》2011年第3期。

[5] 2016年9月8日毛晓阳博士给本人的来信。

[6] 毛晓阳：《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籍贯刊误述论》，《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清代福建进士籍贯误刊例析》，《闽江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等。

[7] 毛晓阳：《〈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进士籍贯刊误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

[8] 吴根洲：《清代进士历史地理分布研究》，《考试研究》2011年第3期。此外，《题名录》中尚存若干《索引》未曾解决的进士籍贯问题，以及《题名录》自身增加的一批州县的府名归属问题和其它笔误。由此可见，目前任何有关清代进士籍贯标注的专著，都还不能做到完全正确。故笔者一直主张，对清代进士籍贯的研究，仍应考据与应用并进。由此感到，我们对前人的刊误应多一些宽容。

[9] 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按：该文中“清代进士人数分省统计表”，实际几乎都引自何炳棣下文。〔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 载缪进鸿、郑云山：《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3 , 第219页。下引该书，只标书名、页码，不再注明作者、版次。

[10] 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朱乐平：《清代福建进士的时空分布管窥》，《教育与考试》2015年第5期。

[11] 朱乐平：《清代福建进士的时空分布管窥》，《教育与考试》2015年第5期。

[12] 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

[13] 这一现象以及受康熙五十一年后会试名额实行“分省取中”（《清史稿》卷一0八《选举志》）的影响，省际的人数越来越均衡，构成清代进士分布的两大趋势。

[14] 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854～855页。

[15] 巨志忠：《宏道书院：明清时期我国教育史上的一颗明星》，《三秦文化研究会年录》(2009)。

[16]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80页。

[17] 李兵：《血榜——中国科举舞弊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第238页。

[18] 令笔者不解的是，《索引》和《题名录》，都把张謇的籍贯作通州或通州直隶州。为求得籍贯取舍标准的统一，本文也作通州。

[19] 李兵：《血榜——中国科举舞弊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第243页。

[20] 〔美〕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第117～120页。

[21] 清代江苏的擢高科者，不仅表现在巍科人物的特别多，还反映在总体上的名次奇高。如康熙四十八年已丑科，该省不仅获得了一甲中的状元和探花，还占据了二甲前十名中的七个席位。而这种盛况在清前期并不罕见。如此看来，对进士甲第、名次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22] 沈登苗：《百年树人 一脉相承——清代巍科人物与当代两院院士的籍贯分布基本一致》，载沈登苗：《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53～161页。

[23] 沈登苗：《近代湖湘人才辈出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湖湘论坛》2000年第3期。

[24] 如在朱君毅的《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厦门大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31)中发现，湖南的“守令”“僚左”“方技”，分别占全国的28%、39%、42%，这显然是不客观的。

[25]《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第216页。

[26]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158～162页；《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第219页。

[27] 毛晓阳：《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上册)，中华书局，2007，第83页；吴根洲：《清代进士历史地理分布研究》，《考试研究》2011年第3期。

[28]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1989页。

[29] 吴根洲：《清代进士历史地理分布研究》，《考试研究》2011年第3期。

[30] 毛晓阳：《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1] 根据江庆柏的考证，除了这4名进士的出入，《索引》还误减了顺治十六年山西临晋人王恭先（2/78），误增乾隆四十六年河南光山人关际泰（实为贡士），则两者相抵与总人数无关。见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上册)，中华书局，2007，第83～84页。

[32]  http://www.changsha.com.cn/travel/29223.html 2016-10-29。

[33]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1123/18/6065729_427448017.shtml 2016-10-29。

按；当笔者修正此文时，向廷柱和张载远，已分别在湖南省沅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沅陵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版），和常宁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常宁县志人物（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找到。

[34] 州县归属，主要参考《清史稿·地理志》；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35] 由此方法统计的若干省的若干时段的人数和总人数，与完全按《登科录》，或不作调整的《索引》《题名录》统计的人数会产生差异，但一个州县，只能划归一个省，必须如此处理。另，对于卫所进士，凡可考的，都归入所在地的州县。

[36] 江庆柏编著的《题名录》有一个特征，在每科的名录之后都有一个“校记”，比较详细地标注校核所用的史料及出处，其中对一些籍贯有争议的，往往标以“某某籍某某人”。但江著的取舍不统一，如顺治十八年进士申穟（2/17），据《顺治十八年辛丑科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云：“长洲籍，吴县人”，《题名录》取长洲籍。（见上册第131，145页）。但康熙九年进士汪錞（3/27），《康熙九年庚戌科进士三代履历便览》称其为“休宁籍江夏人”，然《题目录》取“江夏籍”（见上册第168，177页）。由于清代科举考试考生在户口所在地报考，故凡此类进士，本文一律取户籍（含寄籍）所在地为籍贯。

[37] 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默契，清代一个省份可以垄断一甲三名及其会元，如康熙十二年的这四个名额均被江苏省占有，但一个省份不可以同科占有巍科人物的五个名额。所以，终清一代，一个省份同科包揽巍科人物的情况未曾出现，否则，江浙的比例可能会更高。

[38] 不能仅看有清一代的湖南巍科人物只比其后的广东、湖北多一二个，还要看到在清代的最后六十年里，湖南尤其是长沙府的进士素质是最好的。湖南进士在晚清历史上的人均影响就要比其它省的进士大，出名人的概率自然就高。

原载《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

按：本文上传时，若干数据已修正；附录为这次上传时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