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读者朋友们千万不要有什么误会，以为我要学做太史公，真的想写什么鸿篇巨制，记录下我们这个社会30年来的变化发展历史轨迹，我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野心，更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想撷取杭州大学历史系兴替盛衰一个小小的个例，看看其所透露的世象变幻，说说其所反映的文化落差。

41年前的今天，正是我跨入杭州大学门槛的时候。当时的杭州大学，文科方面除了外语系之外，也就是中文、历史、政治三个系科。在这三个系中间，中文、历史并驾齐驱，一时瑜亮。至于政治系，则只能当个附庸，不但中文、历史系的学生瞧不起它，连它自己的学生也有点儿灰头土脸、自惭形秽，这也是事出有因，它的学生入学考试分数普遍低于中文、历史两系，据说平均达到近10分。在我们这个推崇应试教育的社会里，分数成了衡量学生水平高下的主要标尺。政治系学生的分数比较低，自然脸上不怎么光彩，在言行上也显得谨慎和收敛，不同出头露面的好事者去沾边。

我很高兴自己选择了历史系。因为自己虽然没有什么能耐，可是历史系在当时的风光，却让我能跟着出彩，正所谓“水涨船高”、“狐假虎威”。

那可真的是历史系最具辉煌的岁月，它的名头在全校叫得最为响亮，它的学生在莘莘学子中备受尊敬。这种地位不是它自封僭称的，而是真刀真枪靠本事自己打出天下的。这里有具体的依据可作证明：

连续四五届全校学生百科知识竞赛，历史系始终独占鳌头，蝉联团体总分第一名简直是小菜一碟，易如反掌。个人一等奖5个名额中，历史系学生少则3席，多则4人。有一回居然独吞独吃，半点谦让也没有。15个二等奖中，历史系学生通常也占据半壁江山，至于三等奖、优胜奖，更是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将全校规模的竞赛，几乎回回变成了历史系内部的一场游戏。在其他系，得个三等奖就算英雄豪杰，可在历史系，得三等奖就等于是打了一场滑铁卢，只有回寝室反思的份儿。在全校同学的面前，历史系的学生差不多成了知识的象征，“书橱”的代称。

更令人叫绝的是，当时历史系的学生不仅读书上是出类拔萃的尖子，而且玩得也让人心跳，他们兴趣之广，智商之高，体能之棒，玩法之精，足以让其他系的同学为之折倒：围棋比赛团体折桂，桥牌角逐名列第二，乒乓球系际团体赛上豪居冠军，篮球场上夺得亚军，足球场上打入三甲，即便是全校田径运动会上，人单势薄的历史系，也连克诸路高手，站到了团体第三名的领奖台上。只有排球，似乎一直起色不大，与前三名无缘，给历史系辉煌的“征战史”留下了小小的遗憾。

不过，几乎和国内其他高校的历史系一样，杭州大学历史系的辉煌也是短暂的，耀眼的光彩不久就变得黯然，青春的活力转眼就消褪得无影无踪。这是命运的无奈，也是历史的必然。

大约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年（1982年），杭州大学的政治系被一分为三，分别建成哲学、经济、法律三个系科。除了其中的哲学系依旧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之外，经济、法律两系可是一出世便气度不凡，笑傲江湖。使它们一炮走红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它们的学生毕业后几乎都能够分配到称心如意的单位，捧上一只装满了鱼肉、香味扑鼻的饭碗。于是乎，原先在大家眼里的“丑小鸭”的政治系，马上变成了令人垂涎欲滴的“香饽饽”。打这之后，更一发而不可收拾，又在经济等系的基础上，派生出金融、旅游、工商、财会等系科，就像滚雪球似的，没几年的时间便占领了杭州大学文科的大半壁江山，名头是越来越响亮，实惠是越来越丰厚，生源是越来越优秀，前途当然也是越来越光明。

相形之下，不要说历史系，便是杭州大学整个文科专业中的龙头老大——中文系，也是风光不再，日显萎靡和寒酸！

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没落，从我们毕业那一刻已现端倪。80余号曾有过光荣经历的“老夫子”，放在毕业分配这口大锅里一煮，顿时蔫吧，可怜兮兮让人同情和怜悯：不是分去当中学的教员，就是去档案馆、文管会、方志办等清水衙门领上一份干饷，晒太阳看云彩。同经济、法律、甚至中文系系科的学生毕业去向相比，历史系的学生实实在在成了可怜的“弃儿”，只好和哲学系那些“准哲学家”泪眼相对婆娑，同病相怜。

尽管系里的头头脑脑不甘心让自己的弟子受委屈，遭冷落，变着法儿办起文博、图书馆、档案等专业，到了后来，更干脆将历史系“升格”，易名为“历史文化学院”（上世纪90年代，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后，校政主事者在工科思维的指导下，又将历史系打回“原形”，“院”重新降格为“系”了），以此来光大门面，包装自己，吸引社会上的考生，稳定日益萎缩中的生源质量，然而依然是“可怜无补费精神”，无法扭转历史这门学科走向没落的趋势，真可谓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到如今，历史系虽然还能勉强开门，可招收到的，总是那些高考中刚刚过了学校录取分数线的学生，而且往往是其他文科系科所拣剩下的倒霉者。这样的处境，这样的生源，要想续写当年我们在母校时的那种“辉煌”，在院、系际各类竞赛中笑傲群雄、尽展风流，自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丽幻想了。这样的春梦，不做也罢！

四十余年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可是包括杭州大学（现在该算是“浙江大学”了）在内的国内高校的历史系，都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迁，尝遍了亦喜亦悲的滋味。从文科的中心，不可逆转地滑向文科的边缘；从众星拱月般的高处，无可奈何地跌落入无人问津的尘埃。真可谓“其兴也勃，其败也速”。其实，这并不奇怪，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在学科前途上，利禄资源的配置乃是决定学科盛衰的最有力杠杆。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读史可以明智。”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我们得清醒地明白一个最普通的道理，即“明智”毕竟不等于沉甸甸的饭碗。为了这只饭碗能够装满鱼肉，也只好暂且把“历史”这碗坚硬的稀饭搁置到一边。

如果站在更高的历史层次看历史系这30余年来的荣辱盛衰，我们还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折射出社会进步的痕迹：经济建设早已经成为一切的中心，“GDP”始终是执政者最为关注的问题，社会生活中多了几分务实与功利，少了一些空泛与崇高。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也是十分合理的变化。若是让历史系一直“辉煌”下去，那才真正出了问题呢！因为，现实意味活力，未来预示希望！

所以，比较明智的选择是，且把当年的辉煌，连缀成历史的一页，无妨偶尔翻翻，却大可不必顾影自怜，自怨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