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知上海嘉定有钱氏宗祠和钱大昕墓，还没来得及寻访。近日读完一本旧传记《钱大昕》，也买来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读钱大昕的传记时，竟然想起西方的思想家康德。他们是同时代人。钱大昕1804年11月2日去世，这年2月12日，欧洲哥尼斯贝格大学退休教授康德辞世了。钱大昕是乾嘉时期代表人物，有“一代儒宗”之誉；康德是近代欧洲著名哲学家，建立了批判哲学的体系。钱大昕非常勤奋，笔耕不辍，一生留下丰厚的著述，内容涉及的门类之多让人赞叹。康德也一样，终身钻研学问，思考不止，著作等身。
钱大昕生于1728年（雍正六年），出生地“望仙桥”在嘉定城西（嘉定当时属于江苏省）。钱氏是外来户，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间钱大昕的七世祖以上门女婿身份，从常熟来到这里。钱大昕的爷爷和父亲都是秀才，在本地教书，因此钱大昕开蒙较早。钱大昕十五岁离开小镇到嘉定县城求学，当年考中秀才。1749年（乾隆十四年）钱大昕进入苏州紫阳书院，通读经书和史书。1751年赶上乾隆皇帝南巡，钱大昕献赋得到赏识，被召到江宁参加乾隆亲自命题的考试，中甲等第二名。钱大昕被皇帝特赐为举人，1752年进京，“入内阁票签房办事”。1754年（乾隆十九年），钱大昕中进士，不久升翰林院侍讲学士。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入直上书房”，成为皇子的书法老师，此后参与编修《热河志》。钱大昕虽身在宫廷，但官位不高，仅担任过詹事府少詹事、右春坊右赞善、广东提督学政、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乡试主考等。1775年，四十七岁的钱大昕回归故里，此后三十年潜心著述，讲学，授徒。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生于1724年，出生地是哥尼斯贝格（一译“柯尼斯堡”），当时属于东普鲁士。1740年9月，康德考取哥尼斯贝格大学。从1747年起七年时间里，康德在不同的地方当家庭教师，1754年回到哥尼斯贝格。1755年对康德来说是重要的一年，3月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4月提出学位论文申请，5月参加博士学位考试，6月得到博士学位。此后若干年，康德的简历中主要内容是在哥尼斯贝格大学讲课、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仅有的例外是，1766年2月至1772年5月康德担任着图书馆的副馆长，1786年被推选为大学校长。从履历看，康德曾被聘为埃尔兰根大学、耶拿大学教授，实际未接受两校之聘。康德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哥尼斯贝格生活，最后也病逝于故土。
对比可知，钱大昕的童年和青少年比康德快乐，顺利，幸运。15至26岁是钱大昕关键的十一年。15岁的钱大昕，生活和戏剧里的情节一样，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在嘉定县出了名，被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嘉定宿儒王尔达）相中，选为女婿。王尔达是王鸣盛（乾嘉学派另一位著名人物）的父亲，钱大昕成了王鸣盛的妹夫。在资阳书院读书时，钱大昕结识了王昶、曹仁虎、诸寅亮、吴泰来、赵文哲等学友，也拜访了吴派大师惠栋、老前辈沈彤，心情愉快，学问大长。进北京后，在翰林院与各门派的学问家共处，其中有硕学鸿儒，有青年才俊，经常一起探讨经史，明辨事理，钱大昕陶醉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钱大昕26岁考中进士，也慧眼识戴震（后来的皖派大师）。钱大昕在京结识了黄叔琳、秦蕙田等学问大家，而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翟灏和钱大昕同科考中进士。钱大昕见世面多，交游广泛。康德则完全不同。他23岁至 29岁之间主要靠自谋职业，生活单调，平淡，没有钱大昕那么幸运。1747年康德在犹德申村一位牧师家里当家庭教师，1750年在奥斯德罗德给一位少校的孩子当老师，1753年在凯瑟林伯爵家里当家庭教师。康德得到大学的正式教职很不容易。1756年4月为取得教授职位进行文化答辩，1770年3月被任命哥尼斯贝格大学逻辑和形而上学编内正教授职务，此时康德已经 46岁。这一年出版重要著作《论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与原则》。从1772年2月开始酝酿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直到1781年5月《纯粹理性批判》才问世。1783年写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4年康德六十岁时，才购置了一所私人住宅。
钱大昕读书、著述、讲学，康德也是大学教师，读书、思考、写作。钱大昕有中国古代士人的特点，勤奋、坚韧、豪气干云；康德具有德国人的美德，忠诚、勤奋、酷爱秩序。钱大昕的著作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元史艺文志》等（后人编订为《潜研堂文集》），也参与修订《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等书。康德的代表性著作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法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知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永久和平论》等，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书目单。康德62岁时（1786年）被选为柏林科学院院士，70岁时（1794年）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74岁（1798年）被选为西恩（意大利）科学院院士。康德72岁（1796年）结束教学工作，退休后发表《道德形而上学》，出版《逻辑》、《自然地理》、《教育论》等著作。
钱大昕的主要特点是博学，读书人标榜的“学富五车”，他当之无愧。钱大昕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大，《廿二史考异》矫正了《宋史》和《元史》的很多错误。传记中说：钱大昕“刊定《元史》”，“改修《宋史》”，《二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其他考史著作”。至于金石学、音韵学、文字学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不过，钱大昕以文学、史学为主，涉猎音韵、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诗词、书法等学问，精力还是有些分散。康德不一样，他集中力量攻克了哲学上的难题，建立了一个独立体系。康德虽然也博学，但他除了哲学，对天文学和自然地理的研究，对历史、政体、教育的评论并不占很大份额。他的学问的“纵深”是无限的。
其实，不仅钱大昕，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是“杂家”。例如，惠栋（1697-1758）著有《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文钞》等，涉及几门学问；王鸣盛（1722-1798）著有《十七史商榷》、《蛾术编》、《耕养斋诗文集》等；戴震（1724-1777）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考工记图注》等；段玉裁（1735-1815）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等，学问博而泛。至于钱大昕同时代的翁方纲（1733-1818）、余萧客（1732-1778）、桂馥（1736-1805），以及稍晚的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凌廷堪（1757-1809）、阮元（1764-1849）等，以今天的学科标准看，他们每个人都涉猎多个学科门类，跨度很大。中国本来书本上的学问很深厚，他们又增加和丰富了书本上的学问。
再看康德同时代的欧洲人的努力方向和成果。歌德（1749-1832）在文学方面成就斐然，以戏剧《葛兹·冯·伯利欣根》蜚声德国文坛，以《少年维特之烦恼》风靡全球，而《浮士德》成为不朽著作，当然，他也研究自然科学。席勒（1759-1805）是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和“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阴谋与爱情》、《欢乐颂》、《唐·卡洛斯》等作品影响深远 。亚当·斯密（1723-1790）研究经济学，写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尤其《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诞生，其学说影响了几代人。爱德华·吉本（1737-1794）用一生精力写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费希特（1762-1814）受康德思想影响，却进行了不一样的探索，完成《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自然法权基础》等论著，其中一些命题补充甚至超越了康德的观点。
钱大昕和他同时代的学者们把精力用在了什么地方，康德和他同时代的欧洲学者们把精力用在什么地方，差异还是很大的。泛泛地谈中西文化的差异，会模糊边界，使结论泛化，但具体到学者个人的比较，还是能看出价值取向、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的异同。
一般的看法是，乾嘉学者之所以埋头故纸堆，因为雍正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读书人不敢谈论政治，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只能把时间消磨在考据和训诂等学问上。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不谈政治，就只有钻研古字古书一个途径吗？按照刘文瑞先生的说法，“顺康雍乾诸帝，每每在军政大事上气魄非凡，而在思想文化上则小肚鸡肠”。清代文字狱“出于满汉隔膜，是清朝统治者对汉族文人心怀猜忌，并非是惩治官吏的手段”（刘文瑞《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谴责清代诸帝对待读书人的残忍和野蛮，批评清王朝钳制思想的罪恶的同时，忍不住想：读书人如果钻研天文学、化学、医学、数学、力学，清代统治者会不会很忌讳？如果探究苍穹奥秘，揭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探究经验和理性的关系，清代的统治者是否真的不允许？
康德从事科研的环境很宽松很自由吗？并不。哥尼斯贝格一会儿属于普鲁士公国，一会儿属于东普鲁士，康德在世时，哥尼斯贝格被俄罗斯占领，康德还给俄国女皇写过谦恭地表示服从和忠诚的书信呢。康德晚年就宗教问题发表意见，就受到本国国王的申斥。普鲁士是专制主义国家，国王为维护君主统治，书报检查、言论控制并不亚于东方专制皇帝。
康德的生活节律一成不变，与康德体弱多病有关。为了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他恪守自己制定的生活规则，持之以恒。康德设定的人生目标很简单，就是能够健康地活到高龄，并基本上实现自己的价值。钱大昕也体弱多病，但他有远大的人生目标，首先要出人头地，几次乡试落榜就觉得在乡邻面前抬不起头。和其他读书人一样，科举和仕途是仅有的选择。钱大昕能在皇宫里出入，让同辈羡慕，给家乡带来荣耀。
可以想象，如果钱大昕的官位是行政要职，他哪有时间研讨学问，升迁是合理的追求。他47岁弃官回乡，如果理解为他喜欢当教师，喜欢钻研学问，恐怕有些概念化。如果理解为他骨子里实际上有江南文人的“情绪郁结”，认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当年的气节，对清政府的统治不满但无能为力，以远离政治中心来表达无声的抗议，这倒是可以说得通。嘉定是清初屠城的地方，钱大昕写过《记侯黄两忠节公》，表彰的是抗清斗争的领导人侯峒曾和黄淳耀等人。钱大昕并非不懂实务的书斋学者，他对清廷弊政的不满，以考史论学来表达。钱大昕先走仕途，后来辞官回乡，我们可以问：他年轻时为什么认同科举和仕途呢？因为当时年轻，道路是规定好的；后来人生阅历丰富了，关键是书读得比别人多，看透了满清政治体制，悟到了人生真谛，决定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所以，他的选择也没什么不好理解。
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对读书人的需求太单一，读书人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太狭窄。历史上每逢南北分裂、东西对峙或者几个小国并存时，对读书人还有竞争或抢夺，读书人在动荡岁月还能发挥一点才能。一旦“大一统”之后，统治者心满意足的时候，读书人的厄运也就来了。大一统的社会，只有权力在肆虐，其他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必须成为权力的奴仆，否则难以生存，何谈发挥才智。尤其极权社会，统治者只需要一种读书人，那就是会逢迎的读书人，其他人才都用不着。
在西方社会，仕途之外还有多条道路。庞大而枝繁叶茂的宗教机构，需要大批懂得宗教知识的读书人。大大小小的城市崛起，需要各式各样拥有知识的人。各级司法机构、独立的律师事务，需要大批的法律人才。16世纪后大学如雨后春笋，每个大学里可以容纳饱学之士和科技人才，中小学教育普及面广，也需要大量的教师。商业和海外开拓，需要大批有胆略、有技能的人，在市场、船舶公司、码头、车站、事务所、银行里从事业务。新开拓的殖民地，需要的人才更多。
相比之下，钱大昕和他那一代学者，本着学以致用的目标，最终还是取之于书斋、放之于书斋的学问，最大的用场一是传授知识、教书育人，二是为学术积累做出贡献。康德和他那一代的欧洲学者，重要的是提出有价值的思想，或者写出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改变了人的观念。康德所研究的是“确实符合人的需要的科学”。康德在思考宇宙问题时，把人的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他探究认识论和因果律，也在探究人的困境与出路。康德的目标是，教人认识世界、认识自身，免受愚妄和幻想的摆布，生活得更美好。康德的理论推导过程是复杂的，琐碎的，繁难的，但他的研究对象涉及道德、人格、自由，探讨的是真、善、美，并非遥不可及的命题。钱大昕那一代学者，即便如他们所愿，成为“圣贤”，也是依附于体制，奉君命行教化的儒者，和康德他们不是一个层面。钱大昕他们只属于一个时代，离开了那个时代，只是一个个历史人物而已。康德他们不仅仅属于自己那个时代，他们超越了时代，因而属于所有时代。
只属于一个时代，还是属于所有时代，似乎命中注定了。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他们是贵族出身，或至少活跃于社会上层，不愁吃穿，没受过什么苦，他们不为生计奔忙，悠闲地仰望星空，思考“宇宙”、“时间”、“命运”等不着边际的问题。他们留下的是关注城邦政治、关于逻辑修辞、关于数字和运动的著述。孔子饿着肚子，屈原被流放，孙膑被挖掉膝盖骨，左丘明瞎了眼睛，韩非子被关进大牢，司马迁被处以宫刑，“苟活着”或忍辱蒙羞的状态下，他们留下了一些著述。后来的唐诗宋词，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遭贬的官员、失意落魄的文人写下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两千年里，有无数哲学家和思想家，西方思想的天空群星闪耀，多次闪耀。孔子、孙膑、韩非子他们的传人寥寥无几。
如果说，学问需要以经济生活为保障，以不忍受过度的艰辛为前提，那么，乾嘉时期的学者们是达到了。从惠栋、王鸣盛、钱大昕，到段玉裁、翁方纲、余萧客、王念孙、阮元，没有一个挣扎在社会下层，没有一个受过屈辱或苦难，相反，可以称得上“盛世的娇子”。乾嘉时期不需要他们思考现实问题，社会上没有法律事务、高等教育、远程贸易、新兴银行、殖民方案，等着他们去开拓。细想，孔子、韩非子为君主献策，他们的想法只属于他们那个时代。钱大昕、戴震、段玉裁在史册中耗费精力，他们的贡献只属于文献研究领域，不反映清代中期的社会矛盾，和那个时代的整体社会状况没关系，更谈不上喊出时代的心声。大清王朝的士大夫品茶吟诗，岁月静好，富人嫖娼赌博，底层百姓衣不果腹，似乎就不在同一个国度，同一个天空下。和苦巴巴的孔子、急吼吼的墨子相比，钱大昕、戴震、王念孙他们是倒退了。当然，我们更倒退，能力和操守远远不如钱大昕他们那一辈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