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义，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世界近现代史、帝国兴衰史、中东史。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学界有不同形式的研讨和纪念活动。这个夏季，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土耳其的政治制度问题也引发热议。凯末尔开创的制度，土耳其社会的世俗化，九十多年来土耳其的发展，都成为讨论的话题。有人提到孙中山和凯末尔的异同，尚未见深入的探讨，为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研究近代土耳其历史的王三义教授作了解答。

一、直观地看，或者简单一点说，孙中山和凯末尔这两个人物，可比性在哪儿呢？

王三义：简单地说，孙中山与凯末尔的可比性至少有这样几点：

第一，两人都是“共和国缔造者”，孙中山被称为“国父“（中华民国之父”），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人之父”。土耳其文“阿塔图尔克”（Atatürk），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的，成为凯末尔的姓氏，其含义就是“土耳其人之父”。

第二，都为铲除“帝制”或推翻旧秩序做出了贡献。

第三，都有思想和治国纲领，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凯末尔有“凯末尔主义”（六个原则）。

第四，两人为操劳宏大事业而损害了健康，孙中山活了59岁（1866-1925），凯末尔活了57岁（1881-1938）。

第五，孙中山和凯末尔都有人格魅力，对两人的崇敬都产生了道德力量。

第六，为什么凯末尔成功了？孙中山未能成功？这是主要的关注点。

二、孙中山做出了哪些贡献，我们早已熟知，比如，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首举反清、反封建的旗帜，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组织革命的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他创建了中华民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等等。对于凯末尔的贡献，或者他的成功之处，大概只有世界史专业的人才知道得详细一些，你能否做一个介绍？

王三义：如果仅仅是取得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凯末尔充其量就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关键是凯末尔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并进行了成功的改革。他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西亚北非地区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使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在伊斯兰世界实行民主制的样板，也是从帝制到共和制成功转型的特例。

土耳其现代史中，对凯末尔的丰功伟绩一般概括为这样八个方面：

1、成功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赢得了国家独立；

2、创建（缔造）了土耳其共和国；

3、废除了素丹制度，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为民主制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4、颁布了土耳其共和国宪法， 建立资产阶级法律体系；

5、发展了民族经济；

6、教育改革，文字改革， 提高了国民文化水平，培养了大批人才；

7、通过社会习俗改革，破除了迷信，提倡了科学；采用姓氏，改革服饰和其他传统象征物，禁止一夫多妻制，提倡男女同校，给妇女以选举权，实现了社会生活的世俗化；

8、维护民族尊严和土耳其国家主权。

我自己的表述是：凯末尔合理利用自己的威望，通过有效的政治操作，从“制度变革”入手，成功地改造了土耳其社会。

三、你认为凯末尔的最成功之处在政治制度的改革？

王三义：是的。根本上是政治改革的成功。没有这一条，其他改革都无从谈起。

我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晚期奥斯曼帝国史，结论是，这个帝国的症结在制度上。凯末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完成了改朝换代、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多重任务，最关键的在政治层面。

首先，凯末尔实现了一个“取代”，两个“分离”。

一个“取代”，就是大家熟知的“用共和制取代了素丹制”。

两个“分离”，一是指迅速实现“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即政治领域打破宗教势力的干预，实现世俗化，教科书里都有，不需多说。但还有另一个“分离”，这就是逐步实现“军政分离”。“政教分离”在谈论凯末尔改革的书中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没错，但“军政分离”的意义被低估了。

当时，战争在先，治国理政在后。从意土战争、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民族独立战争，一连串的战事锻炼出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因此，刚建国时，政治精英大都是军人。比如，大国民议会的议员、部长、省长、大使，有不少是由军事将领担任，整个国家由军人操纵。

如何摆脱军人操控政治，凯末尔和他的同僚们费了心思。凯末尔和伊诺努以身作则，脱下军装，从事专职政治工作或外交事务。并从1924年起，规定议会中的军官必须退出军职；军人必须离开立法机构；军权限在军营，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实现军人领袖的文职化。

也就是说，这两个分离都很重要，没有这两个分离，政权能否稳定都难说，何谈后来的其他改革。

四、你刚才提到“凯末尔合理利用自己的威望，通过有效的政治操作”，这如何理解呢？

王三义：我这样说，是涉及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和推行改革的细节问题。因为，我们常见的土耳其史书籍中，把凯末尔取得成功的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忽略了，或者对他的“成功”的描述简单化了。

第一，土耳其共和国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于是产生一个惯性判断：“没有凯末尔就没有现代土耳其”！这样一来，凯末尔的卓越领导才能被神话，似乎他有撒豆成兵的本领，而且振臂一呼、应者景从。事实不是那样。

奥斯曼帝国突然瓦解，国土和首都被协约国占领，土耳其人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所有土耳其人面前的问题：维持素丹体制下的君主立宪？被美国“托管”（委任统治）？还是有新的道路选择？当时产生许多争议。在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时，凯末尔一派的观点并未完全占上风。即使到1923年建立共和国之后，土耳其的社会思潮充满矛盾，伊斯兰教与西方现代性的争论，保守派与激进西化派的冲突一直存在。保守派批评凯末尔背离传统、依附西方，而激进西化派批评凯末尔的改革不彻底。

第二，凯末尔领导独立战争和建国大业，既讲策略，也讲妥协，一路上“如履薄冰”，并非像后来宣传的那样一蹴而就。

1919-1922年是独立战争决定性阶段，要号召土耳其人参加这场反侵略的战争，靠凯末尔对未来前景的空洞描绘是不行的。真是的情况是：在废除素丹制之前，对奥斯曼王朝的忠诚是愿意参加民族独立运动的各派的共识，伊斯兰认同是不可动摇的。依靠广大军民对素丹和帝国的忠诚，还有穆斯林对哈里发的忠诚。

赶走协约国军队后，就要“收复伊斯坦布尔”，凯末尔等人的说法是：“解救哈里发和素丹”，即：把素丹从敌人和身边的愚蠢官僚手中解救出来。因为，丧权辱国的错误都推到了大维齐和内阁身上。所以，收复伊斯坦布尔带有“清君侧”的味道。

在整个过程中，还重申对“素丹—哈里发”的忠诚，哪怕仅仅是策略。其实，建立共和国的问题，是在军事胜利后才公开提出来的。关键是，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各派观点和主张不统一，凯末尔和伊诺努等人尽量劝说和协调，在妥协基础上朝有利的方向发展而已。

第三，废除素丹制度，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欧洲大国的外交官们自作聪明，给凯末尔提供了机会。在1922年安卡拉政府取得军事胜利后，协约国邀请土耳其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故意同时邀请“素丹政府”和“安卡拉政府”。这就迫使凯末尔等人做出果断决定，在说服工作基础上取得多数一致意见，迅速废除素丹制，取缔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政府。按当时的形势，面临着谁“摘取胜利果”的严峻问题。

至于建立共和国、进行改革，并非凯末尔一开始就胸有成竹。在改革过程中，除了“废除哈里发”是排除万难，毫不妥协的，其他的改革都是针对实际情况，见机而行；有些改革多次搁置，往后拖延。

五、你刚才所说的“细节”，也正表明了凯末尔非凡的领导才能：运筹帷幄，从大局着眼，善于把握形势，当机立断，不是吗？

王三义：凯末尔是了不起的政治家、战略家，他的个人品质、才能、毅力是超群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在我看来，凯末尔是幸运的。他的成功有这样一些客观条件：

其一，奥斯曼帝国自己垮了，不需要凯末尔用革命手段去推翻。这个帝国选择站在德国一边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决定了失败的结局。

其二，协约国占领军那么不经打，几次战役就败了。1918年11月之后陆续占领安纳托利亚和伊斯坦布尔的协约国军队，主要是希腊、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军队。凯末尔的国民军面对的强敌，希腊军队号称15万，法国1万，英国9千，意大利不到7千。实际上主要是和希腊军队打仗。

其三，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利于土耳其独立。一战后的英国和法国不会为了镇压土耳其民族运动投入过多力量，相反，希望很快与土耳其和解，以便解决土耳其海峡航行问题、摩苏尔问题、亚历山大勒塔归属问题等。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虽然落空，但威尔逊十四点的影响是广泛的，有利于“民族自决”。苏维埃政权亟需南部边疆安定，也有能力支援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

其四，奥斯曼素丹政府的丧权辱国，使素丹和哈里发的“光芒”不再像以前一样耀眼。废除这两个制度，难度和阻力大大降低。

其五，晚期奥斯曼帝国百年的西化改革实践，使西方文明的观念深入知识分子头脑，尤其第二次宪政（1908-1918）直接为土耳其共和国储备和训练了一批领导干部，包括凯末尔本人。

六、这样看来，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似乎就没有凯末尔那样的幸运？

王三义：可以这么说。和凯末尔相比，孙中山的要完成的任务太艰巨。凯末尔只改变了1000多万（1923年）土耳其人的命运，在7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建立新国家，而孙中山要改变汉族、蒙古族、回族、维族等数十个民族4亿多人的命运，要在11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外蒙古）的土地上建立共和国。

孙中山不是军人，没有军队；不在体制之内，没有社会地位；面对一盘散沙的社会，面对庞大的文盲群体，抓不到改天换地的环柄。起初他只是以卵击石的拼命蛮干，1924年才建立黄埔军校，筹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

孙中山既没有凯末尔那样的幸运，也没有列宁那样的机遇。俄罗斯帝国军队开赴前线打仗，资产阶级发动的二月革命已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天赐列宁夺权的良机。起义的工人和水兵驱赶了临时政府，就成功夺权了。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可以当“事后诸葛亮”，姑且在纸上推演：把孙中山放在土耳其或俄罗斯，他也会成功；把凯末尔或列宁放在中国，他们照样不成功。凯末尔若在中国，最大可能像袁世凯那样，甚至还达不到袁世凯那样的地位，能成就段祺瑞那样的“功业”就不错了。

七、过去大家比较孙中山和凯末尔时，往往会忽视一些客观的条件，只盯着“一成一败”，把原因和结果都简单化了，是吗？

王三义：是的。从起因来看，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是世界大战造成的，不是被革命者推翻的。帝国的覆亡并非旧政权塌垮，而是被占领。根据条约，英国、法国、希腊、意大利等国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是从协约国军队手中收复失地，不是直接推翻奥斯曼政府，夺取国家政权。当然，他们在安卡拉建立了政府，与伊斯坦布尔政府形成对抗。问题是，赶走协约国军队之前，这两个政府都是有政权而无国土。安卡拉政府完成了民族解放事业，收复失地，受民众拥护，自然取得合法性，全国政权转移到新政府手中，是顺理成章的。

从结果来看，土耳其共和制虽然取代了帝制，但，由一个庞大的帝国变成了一个中小型共和国。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帝国，国土面积最大时跨欧亚非三洲（约430万平方公里），而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以土耳其人为主体，只有78万平方公里。巴尔干和北非的属地脱离帝国，西亚的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等成为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地。读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书的人，一定记得，帕慕克每想到“帝国被小小的、好模仿的共和国所取代”，就深感忧伤。

孙中山要推翻满清政府，中华民国继承了大清王朝全部领土，仍是一个大型共和国。孙中山革命的难度要大得多。

还有一点：无论“西化”还是“世俗化”都不是凯末尔的独创。帝国晚期的数十年改革中，坦齐马特的官僚和青年土耳其党人都主张西化和世俗化。

凯末尔不是革命者，而是奥斯曼素丹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他的使命类似于克伦威尔、戴高乐。孙中山在这一点上和凯末尔没有可比性，孙中山不拥有政治资源，他就是靠一个信念、一张嘴。

孙中山的理想不能实现，“并不在中山自身之不能力行，而在环境与时会关系”（民国报纸上的评价）。孙中山研究专家指出：孙中山干革命，事事勉为其难，他不喜欢武力而被迫使用武力；他生性信任他人，而往往受到挫折；他确认革命和建设都亟需人民的觉醒，但他的哲学和政纲处处碰壁。

八、再来看孙中山和凯末尔的思想，或者治国纲领。我们知道，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凯末尔有“凯末尔主义”是吗？先简要说说“凯末尔主义”的内容。

王三义：“凯末尔主义”，也称为“阿塔图尔克主义”，是共和人民党的执政纲领，也算是土耳其官方的意识形态。

凯末尔不是理论家，凯末尔主义不是一次提出的，而是在1919—1931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本来没有系统性。直到 1931年在共和人民党的党纲中用“六箭头”表示“六个原则”，有了“凯末尔主义”。不过，“凯末尔主义”第一次出现在土耳其官方文件中是1935年。有时“阿塔图尔克主义”等同于“凯末尔主义”。

这“六个原则”是：

（1）共和主义，土耳其文Cumhuriyet?ilik，英文 Republicanism，一层含义是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体现共和原则；一层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而非个人独裁 。

（2）民族主义，土耳其文Milliyet?ilik，英文Nationalism，含义是土耳其领土完整，土耳其民族独立，在国际上应有自己的地位。

（3）平民主义，土耳其文Halk??l?k，英文 Populism，也被译为“民粹主义”，基本含义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来源于人民）；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谋福利；反对特权；反对将土耳其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

（4）革新主义，土耳其文?nk?lap??l?k，英文 Revolutionism 或Reformism，也被译为“革命主义”或“改革主义”，含义是：不满足于现状，积极进取，不懈地进行社会经济改革。

（5）世俗主义，土耳其文Layiklik，英文Secularism，含义包括：政治和宗教分离；反对宗教势力干预国家政权（摆脱宗教对政治的干预和束缚）；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世俗化；取消宗教特权。

（6）国家主义，土耳其文Etatizm ，英文Statism，内容是：国家干预经济；鼓励私人工商业；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在某些领域的“垄断”。

九、从概念来看，凯末尔主义的六个原则中，只有“民族主义”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字面相同，含义和内容一样吗？

王三义：单从慨念看，“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凯末尔主义中唯一相同的。但，实际含义和内容差异很大。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起初是“排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反满族统治为主。后来抛弃了单纯的“大汉族”主义，强调“五族共和”。在1924年的讲演中，对民族主义有新的解释，包含了反对列强侵略，承认民族自决权等内容。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相对于世界主义的。孙中山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能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他认为，中国古代是有民族主义的，由于满族统治了几百年之后失去了，所以应该恢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看来，要恢复民族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是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国族团体”。途径是：首先迎头赶上，使自己强盛起来，保持应有的独立性，等自己强盛起来后，还要“济弱扶倾，尽我们民族的天职，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

凯末尔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六个原则中最为复杂的一个，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在多民族的大帝国解体后，土耳其人只能建立自己的共和国，领土以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为主，居民限于说土耳其语的居民，和为数不多的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等。实际上，土耳其共和国经过了“民族重构”，才有宪法中说界定的土耳其民族和民族主义。

凯末尔是一位实践家或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凯末尔的言论往往是根据实际经验，针对具体形式而作出的。凯末尔在1922年3月和1923年3月的演讲中，集中阐述了他的民族观，厘清了“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民族”之间的关系，界定了“土耳其民族传统”与 “伊斯兰教”的关系，提出了重建“土耳其认同”的目标。凯末尔反对“奥斯曼主义”、“大突厥主义”、“伊斯兰主义”，他把“土耳其民族及其历史”与那些复杂的思潮和观念进行了剥离。

为重构民族认同，凯末尔及支持他的史学家们，通过研究土耳其早期历史，编写历史教材，召开历史学大会，创造出了一个“土耳其历史观”。主要工作是把土耳其历史向前延伸，结论是：土耳其祖先是把文明带到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伊朗高原、爱琴海区域的古代文明创造者。凯末尔钦定的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新“宗教”。北大历史系昝涛对此有详细的研究，谁有兴趣也以看《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一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11年版）。

十、凯末尔主义的六个原则中，有没有类似孙中山“民权”和“民生”的内容呢？

王三义：有的，孙中山主张“民权”、“民生”，强调铲除皇权思想，还政于民，更强调解决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提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

凯末尔主义“六个原则”中，字面上没有提“民权”“民生”，但“共和主义”指明“人民统治”而非专制独裁，“平民主义”主张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谋福利，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原则一致。凯末尔改革中，把法制改革放在核心位置，用法律保障民权， 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人民受教育和谋发展的权利。“世俗主义”主张废除一夫多妻的落后制度，消减宗教方面的禁锢，使社会生活世俗化。“国家主义”鼓励私营经济，也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

当然，凯末尔主义中的“民权”“民生”问题，是制度变革和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听起来入情入理，其实只是他个人的构想，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尚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北伐后，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理论上尊奉孙中山三民主义，实际上既未兴民权，也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

简言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系统、全面，深思熟虑，富于远见；凯末尔主义是实用的政治实践的概括总结，切中要害，便于操作。

十一、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凯末尔倡导的土耳其民主政治，是不是也有循序渐进的过程？

王三义：凯末尔没有提出宪政的阶段问题，但土耳其民主之路显然有阶段性。从1920年4月23日大国民议会召开算起，到1929年平息叛乱并终止《维持治安法》，这九年军人掌权，其政治本质类似于“军政”。从1929年到1950年逐步实现了军政分离，但一党（共和人民党）独揽大权，政治本质类似于“训政”。1950年结束了共和人民党独享政权的时代，土耳其政治进入“宪政”阶段。

拿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去解释土耳其民主政治进程，从学理上讲是不恰当的，我自己也有疑虑。不过，偶然翻到民国时期《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训政时期的土耳其》，可见民国学者就拿孙中山创造的术语来谈论土耳其政治了。

十二、对孙中山和凯末尔，你总体的看法是怎样的？今天评说这两位历史人物，应持什么样的态度？

王三义：对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我更多地看到他们的差异。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早，但直到1925年去世时“革命还未成功”，留有遗憾。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三年多就取得成功，凯末尔的成功和土耳其的胜利鼓舞了孙中山。孙中山的文章中没有专门谈凯末尔缔造共和国，但对土耳其革命（1908年革命）持赞赏态度，以此激励中国的革命志士。

要看到，凯末尔的起点和孙中山大不相同。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运动时已是一位高级军事将领，也是奥斯曼帝国议会（1908-1918年是君主立宪制）的议员。孙中山一介布衣，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无论反清、反袁世凯，还是反北洋政府，都属于“以下犯上”。他靠自己的志向、才能和毅力，屡败屡战，贡献是巨大的。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很珍贵。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参照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理论，借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考试、监察制度，创制考试和监察两权，为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所独有。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是：“……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孙中山的历史观是：人民同君主争权，发生革命；民权时代，即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民权渐渐发达。通俗地说，“古代选有能力的人做皇帝，现在人民自己实行皇帝之权，选举有能力的人组成政府，为人民做事；如果政府不好，人民有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道理简明晓畅，通俗易懂，也很透彻。

孙中山和凯末尔都是不计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坦坦荡荡的领袖人物。按照钱穆先生评价历史人物的看法，孙中山和凯末尔都是生于末世，在历史上有所表现的人物。凯末尔属于得志成功的人物，孙中山是不得志的人物，但其影响力并不比得志成功者差。后来人评价他们，或多或少带着情感或出于特殊目的，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

在土耳其，出于对凯末尔的崇拜，共和国早期的那些传记，明显有拔高凯末尔之嫌。在中国，对凯末尔这个“外国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具有戏剧性。比如，民国时期有人撰文赞扬，是当作榜样来学习的。1949年至1979年之间，官方对凯末尔评价不高，也曾对“基马尔和基马尔主义”进行了批判。 当时把凯末尔翻译为“基马尔”。至少亚洲史、世界史的教科书中，都持这样的批判态度。我没有仔细探究过，那个年代为什么批判凯末尔？但可以猜想：凯末尔是土耳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顽固地走西化道路，土耳其在朝鲜战争中坚决站在西方国家一边，还出兵朝鲜，与中国为敌，自然是我们批判的对象。1979年后要搞改革，凯末尔的改革就成了我们的研究对象。遗憾的是，学者们写的论文论著，能成为领导人的“资政新篇”的恐怕很少，至少未能变成“智库”资源。最近几年，国家搞“一带一路”，突然对土耳其关注起来，感觉有好多人在谈论土耳其。那么，以前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关注土耳其呢？“热”过这一阵子后，还有人关注土耳其吗？显然，我们对凯末尔和土耳其的研究，是非常功利的，随政治风气变换，不是冷静的学术研究。

以“法治”的角度看，土耳其与真正的文明社会还有距离。当代土耳其人可以公开谈论凯末尔，质疑“凯末尔时代”，甚至批评凯末尔，这是土耳其的进步。我们对待孙中山，是否从历史事实出发来评说？

在土耳其历史上，“改革”二字并不新鲜，晚期奥斯曼帝国就改革了122年（1792-1914），是整个亚非拉地区坚持西化改革时间最长的。为什么不成功？因为，每次改革都要坚持两点不变：对素丹的忠诚不变，宫廷是帝国权力中不变，其他各个领域都改革了，结果呢，帝国一天不如一天。凯末尔的改革其实简单，先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在此基础上改造社会的其他方面。这就是凯末尔经验。我们要向凯末尔学习吗？凯末尔的改革，目标是走向现代文明社会。作为必要手段之一，改革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催生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体，造就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使之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