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的跨界交流，“互通有无”并不难，难的是对外来文化的“理解”。
若不从“价值”、“意义”着眼，而从具体细节着眼，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能引起人兴趣的地方太多。比如，利玛窦在广东学的汉语，到北京后是如何交流的？传教士介绍中国，为何急于“全景展示”，名为《中华帝国志》、《中华帝国史》《中华帝国纵览》、《中华帝国全志》的书就有那么多？明朝或清朝的同一个事件，在传教士笔下竟有五花八门的解释。当中国人得知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经济学家魁奈、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推崇中国文化时，一定会感到惊喜。可是，把那些赞美之词放在一起，就会吃惊地发现：他们不仅说过头了，而且，他们理解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差距不小。再读徐光启和李之藻的书，原来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也与实际有很大出入。
在伏尔泰看来，哲学家应为人类作出道德上的榜样、伦理上的训诲，西方古代哲学家没有做到，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做到了。这表明伏尔泰对孔子和儒学的把握大致不差。但，伏尔泰又说，孔子“是人类的立法者”，“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事实是，孔子的贡献无论多大，都与“立法”无关。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完美的，他说：“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已相当先进，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则用以褒奖善行。”这个判断也有问题。伏尔泰承认中国在科学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他辩解：“他们（中国思想家）完善了伦理学，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对于“焚书坑儒”这样的事件，伏尔泰说：“有一个名叫始皇帝的暴君确曾下令焚烧一切书籍，但这个荒唐而野蛮的命令却警告人们把书籍小心保存起来。”究竟是他对中国历史知识欠缺，还是有意回护，美化中国？
魁奈说了许多赞美中国的话，其中有这样的断语：“中国历代君主尽心竭力促进国家的繁荣，政府以为民造福为宗旨”；“中国的教育制度很好，教育是中国官吏的主要职责之一，他们教导百姓父慈子孝，服从官府，维护社会安宁与和谐”；“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建立在科学和自然法基础之上，这种制度是对自然法的发扬。”切不要说中国古代君主是否“尽心竭力促进国家的繁荣”，官吏是否把教育工作当职责，至少，中华帝国制度事实上并未建立在“科学和自然法”基础上。
无独有偶，从徐光启和李之藻的著作中，也能发现相似的情形。在徐光启看来：天主教义教化下的西洋诸国“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其久安长治如此。”“此番景象俨然理想中的上古三代之治”。徐光启推崇天主教的理由是：“传教士所介绍的天主教是一种理想的宗教，这一宗教在西方实行了千年，使西方社会达到理想的治理。”实际上，16-17世纪的欧洲，一点也不太平，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根本不是什么理想社会。
这种情况，可称为对外来文化（或异国社会制度）的“误读”。细究起来，有客观上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可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
其一，能否准确“理解”，取决于所输入的外来文化的信息是否完整。
西传欧洲的中国文化，包括四书、五经，历史、地理书，中医知识，《道德经》，戏剧和小说，工艺品和绘画等。即使在出现“中国热”的那个阶段，欧洲人感兴趣的，不外乎工艺品、服饰图案、建筑风格、园林等，吸引欧洲人的，还有中国文人和官僚阶层的生活情趣，其实大多数是浅层次的。中国历史典籍那么多，介绍到欧洲的有限，中国古代思想，西方人接触到的也很少。文化信息不全面，填补的方式就是推测加想象。例如，伏尔泰的剧作《中国孤儿》中，主人公奚大美对丈夫说：“我们要学习那些自由人的榜样。要死要活都得自己作主张。”这是中国古代妇女能说出来的吗？奚大美毕竟不是法国贵族妇女。分明是伏尔泰偏爱中国道德和文化，添加了想象成分。
同样，传教士对欧洲美好社会的描述，吸引了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中国士大夫，他们以此来推断整个欧洲国家。而利玛窦等传教士身体力行的“示范”，使徐光启他们深信天主教道德教化的良好效果。其实，传教士介绍来的西方文化，除了天主教教义，就是天文、地理、几何学、制图学等知识，西方完整的历史著作、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深奥的哲学著作并没有介绍进来（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
其二，功利因素既是文化交流的动力，也是“理解”外来文化的障碍。
接受外来文化，或向外传播文化，都是从自身利益考虑，这是文化交流的动力之一。
不可否认，传教士的主要任务是传教，其次才是文化交流。把中国古代著作翻译为西洋文字，出于多种需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专家许明龙概括了五方面（提高汉语水平；准确把握中国人的思想以有利于传播教义；积累与中国文人交往的资本；帮助欧洲人进一步了解中国；证明自己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
伏尔泰作为思想家，他的启蒙理想是：文明战胜野蛮，理性战胜愚昧，公正获得维护，所以他笔下的成吉思汗被汉人的品格和儒家文化所感化。中国戏剧中宣扬的忠诚、献身精神、成仁取义，也是法国社会所需要的。魁奈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他强调的是财富来源、自然法则，从中国的“重本抑末”、“以农为本”政策中，似乎为他的理论找到了佐证。由于文化接受者的目的性太强，要做到准确把握、深层理解不容易。
在中国，徐光启生活的时代，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西方的天文、数学确实吸引徐光启等人，但他们更多地是把天主教义作为道德改良的工具，想借外来宗教实现儒家入世的价值观，“经世致用”考虑，也是功利的考虑。在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看来，天主教教义可以弥补儒学的缺欠，有益于挽救世道人心，所谓“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几百年后，西方强国入侵，为了以挽救危局而学习西方科技，开辟“洋务”，也是同一种功利思路，并非对西方文化的真正理解和吸纳。
其三，不同文化“对接”之后才遇到如何“理解”的问题，而交流双方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社会状况是“对接”的前提。
毫无疑问，不同文化“对接”，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时代和社会大气候决定文化的冷热、交流的深浅。伏尔泰时代，“中国风尚”在欧洲备受推崇，传教士介绍的并不全面的中国古典文化，欧洲人无论出于什么心态，都觉得中国文化好。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心态和追求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海外扩张，西方人的兴趣转移到新发现的大陆，在华的传教事业衰落，“中国热”降温；另一方面，欧洲人对的中国了解增多，新鲜感会减退，中国的黑暗面逐渐暴露到西方人面前。同样是描写中国富庶的作品，马可·波罗13世纪的描述能激发欧洲人的热情，而传教士18世纪后期的描述，欧洲人觉得中国五百多年没进步。
中国的情况也在变化。明朝中后期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程朱理学已不适应社会需要，士大夫们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努力寻找救国的灵丹妙药，西方的宗教和文化的传入恰逢其时。然而，清代康、雍、乾时期，无论尊孔还是吸收外来文化，目的都是维护满族人的统治，传教士要在中国固有的礼仪方面指手画脚，统治者绝不宽容。这一时期已经没有传教士活动的自由空间，文化交流活动衰减，吸纳和“理解”外来文化无从谈起。
其四，固有的观念和偏见也妨碍了对异文化的“理解”。
狄德罗和费内隆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贬斥最具代表性，狄德罗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中国人，是自以为了不起的野蛮人，是腐败透顶的人，他们比纯真和野蛮的自然人更糟糕。”“整个中华帝国如同一个大市场，……那里的人卑劣、狭隘、利欲熏心、心胸狭窄而且狡诈”。“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最缺乏热情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人。”这些话是多么武断！不像是出自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之口。费内隆则说：“据报道，世界上最虚荣、最迷信、最利欲熏心、最不公正的就是中国人。”“在中国，整个民族的准则就是撒谎，并且以善于撒谎自诩，人们对此毫不觉得羞耻”。“中国的瓷器好，不是人好，而是土好。纵然是人好，那也只是手艺人的雕虫小技。……印刷术算什么，没有多大本事的手艺人就能发明。”不知道费内隆做这样的结论有何依据？
当然，以上所谈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只限于知识圈层，未涉及中国和欧洲的普通民众。普通中国人如何认识和理解西方，普通欧洲人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根本无法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