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惨遭失败，“六君子”被杀，康有为和梁启超则逃亡海外多年。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四年间，他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希腊、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后来吴昌硕曾为他治印，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康有为打着“保皇”的旗号，向各地华侨募集不少金钱。但他并没有将这些钱用来做营救光绪皇帝之用，而却拿去满足了他的“古董癖”。据说当时新加坡有位巨富叫邱菽园的，曾斥三十万两银子交给康有为供保皇党发动唐才常起义之用，而等到唐才常起义失败后，邱才知所捐的这笔钱，唐仅得到三万两，其他二十七万两都被康有为拿去买古董去了。而有次保皇会在海外募得基金一百万美元，也曾以十万美元给康有为作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他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
因此，康有为游踪所至，中外古董商和掮客向导之流，如蚁附膻，总是尾随一大群的。而当他返国之后，自是满载而归，有来自南洋的鳄鱼标本、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模型、伯利恒握笔盒、欧洲猎童汉白玉雕像……一件件浓烈异国风情的文物。康有为游历世界期间，每至一处必去当地博物馆游览。异国文物之盛貌让他自惭形秽：
我国之大，以文明自号数千年，而无一博物院以开民智。欧美人每问吾国博物院，吾为赧然面赤，奇耻大辱未有甚于此者。
因此在流亡海外期间，他购买了不少文物，当时便计划回国后开设博物馆。
康有为自称“天游散人”，他把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洋古董，分别陈设在青岛的“天游园”和西湖别墅。于是，他自诩“聚百国之宝书，赅九流之学说”。散原老人陈三立还赠诗赞他：“历从绝岛求灵药，独获微言证宝书。”而这在当时是可以夸耀时流，吓唬当代名士的，因为当时连“两牙”（即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分辨不清的士大夫们，他们何尝见过这些洋古董，开过这些洋荤呢？
康有为曾分别以所集洋古董馈赠门弟子，并郑而重之地为文以记此一“盛事”。就他文中来看他的赠品，如：他将视为奇宝的一个贴满了各国旅馆招贴的破皮箱赠予弟子寿文；以瑞士放孔园赠的一扇和美国黄石公园文石一件赠予弟子徐君勉；以火山灰石一件、黄石公园文石二件，赠予梁启超之女令娴；另以矿石数件分赠弟子伯惠等。像这样连破皮箱、火山石都视若瑰宝，可以想见康有为所收集的洋古董的范围之广和品质之低了。
但在中国古董的收藏中，有一部分是康有为花了钱买来的，有些则是巧取豪夺或骗来的。例如，清末与王鹏远、朱祖谋、况周颐号称“清末四大家”的郑文焯（大鹤）辞世，身为好友的康有为，他知道郑大鹤所藏的宋版书不少，又打听得大鹤的儿子恰巧不在家，于是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跑到郑的灵前去吊祭。吊祭完以后，便对郑的姨太太说：“大鹤生前曾答应过送我几部书，如今他亡故了，我今天特来取去，用以纪念我最尊敬的老朋友。”可怜这位姨太太在悲痛之余，哪里会往坏处想，更不知宋版书的价值，素来只知康先生是当代大名鼎鼎的人物，能如此悲痛地来吊祭故世的丈夫，已属殊荣，要几本旧书算得了什么，何况又是亡夫生前答应过的。于是便将藏书笼箧打开，任由康有为饱载了许多宋版书而去。等到郑大鹤的儿子回来，才知道上了大当，便不待服满，立刻赶去找康，想取回被诓骗的那些宋版书。谁知康的手法更高明，每天设最丰盛的筵席宴请他，还写了一些诗文赠给他，每一提起从前他和老太爷的“深厚”交情，便如泪人儿似的哭得凄惨万状，结果弄得郑大鹤的儿子总是开口不得，只好垂头丧气而归。
张大千也说他老师清道人李梅庵曾花四百元买到宋代陈希夷的一副对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刚在家里挂出，就被康有为看见了，硬是借了回去。后来李梅庵去世，康有为只送了一副挽联和六元大洋的奠仪，借去的陈希夷对联却不还。李的老朋友曾农髯气极了，写信给另一老朋友沈曾植说，梅庵身后这么穷，康有为太对不起老朋友了，他如果不把对联还给李家，我要请律师打官司。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把对联要回来。
康有为晚年还发生一件“盗经”风波，那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他应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之邀去西安讲学。其间去游卧龙寺，该寺藏有一部南宋平江府延圣院摹刻的碛砂版《大藏经》，十分珍贵。康有为见经卷残缺不全，又生书鱼，而边头竟被人剪作鞋垫，便说：“此经已如断玉，若不即刻抢救，将成齑粉。”该寺住持早就有付梓打算，但困于资金短缺。康有为趁机提出由他筹集资金，整理补齐后，运往上海以珂罗版重印，住持欣然答应了。但前往运经的刘镇华的部下，不懂得佛经版本，进了藏经阁之后，见到经卷就搬，偏偏康有为和该寺住持都不在现场。寺中僧人发现短少了经卷，就找康有为查询。康有为听了之后，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将拉错的几本经卷退还就是了。但众僧不答应，认为是康有为蓄意浑水摸鱼，一时舆论哗然，声讨康有为“图谋不轨”的行径。又推举省议员起诉至地方法院。法院立案后，派法警持票前往中州会馆，想要拘捕康有为归案，但被阻止了。人们气愤至极，团团围住会馆，以防康有为携经逃跑。事态发展至此，康有为十分生气地说：“有些人不明真相，捕风捉影，胡骂乱咬，我康某不予计较。若打官司，康某倒愿奉陪，敝人要在大堂之上讨个公道，还我清白！”但最后，他还是十分冷静地在南归前派车将经送还卧龙寺。对此事，学者章立凡在《康有为“西安盗经”的真相》文中有不同的说法，他说他当年在康同璧（按：康有为的女儿）家密室，非常震撼地见到贴着封条的楠木书箱，箱上用墨笔写着“大藏经”仨字，就是康有为生前从陕西运回的那部碛砂版《大藏经》。章立凡说：“毫无疑问，《大藏经》是混在几十大箱的秦砖汉瓦中蒙混过关的。想当年，康有为在陕人声讨之下，镇定自若，在归还大部分佛经的同时，择其精品，藏于行囊，同时故意丢弃部分于路途，以转移陕人目光，遂得从容挟宝出关，可谓谋勇兼备，卒告成功。”
康有为所藏古书画丰富，他特别辑印了一册《万木草堂藏画目》，看内容，尽是宋元明各大家的墨宝，真的会令人对他收藏之富，钦佩羡慕不置；但真正了解那些货色的内行人，则为之窃笑不已。康有为又自认为他是历史人物，凡经他题过或鉴定过的古董，虽是假的，后人也必定认为是真的，而且会加以珍藏，于是他就学乾隆皇帝一样，见字画就题跋，一题就是洋洋洒洒一大篇，弄得原物面目全非。好在都是假的，否则才真是糟蹋名作！
——蔡登山 《多少往事堪重数》北京出版社 201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