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老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长者，本该亲自道贺寿辰的，惜其时我已按计划去厦门讲学了，无缘当面为张老拜寿，甚憾。遂遥寄一纸薄言，一片心意，以贺张老寿辰。
我与张老严格说来并不算同行，尤其是在中国当下那种把“理论与实践”简单分开来看的氛围中，我们似乎一个是象牙塔里的思想者，一个是接触“活生生”的法治实践的行路者。然而，我与张老的思想与实践却并不因这种划分而有多少隔阂。我在为学生授课时，总试图引导他们打好一项做学术研究的基本功，那就是学会建构一个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在学术研究中讨论的理论问题因其必须在一定的学术脉络中展开，因而与常识意义上的疑问或与人们切身感受到的直觉困惑不尽相同，它是必须经过对“现实”做问题化的理论处理而建构起来的；同时，建构者还必须意识到所谓的“现实”（包括已被法律确认的现实）也都是带有理论负载的，因此，学术研究的关键便是要去探究那种在根本上型塑了“现实”的某一特定理论是否可欲、是否正当。于是，我批评中国法学界不关注中国“现实”，就是指大家沉浸于西方话语及其背后的那种对于“现实”的理论预设中，却并不考虑面对中国的法制现实如何去进行切实的问题化理论处理并给出自己的某种理论上的解释。换言之，中国的法学很容易沦为一些与法律实践者们无涉的舶来词和空话。在这个意义上，我所关注的是“实践”。
反观张老，他所关注的却是“理论”。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张老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律师业之发展状况的心忧之叹：“现在很多律师不读书了，据说有90%的律师不读书……年轻的律师不读书怎么行呢？我有一个想法，把2006年作为中国律师的读书年。建议律师每人每年至少读4本书，把好的心得写下来”。我不仅极其赞同并憧憬张老的“读书年”举议成功，并年年相袭，而且还深深地相信，这一定是张老在经年的行路中体悟到的一种融通，一种理论与实践之融通的敏感与自觉。
我对张老还有一种心灵上的亲和，甚至是敬佩。用我的话来讲，张老有着一种“在体制中拒绝主流”的品格。我以为，这是一位有担当的律师和一个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需要的品格。张老有一句描绘这一品格的话，我在内心极为喜欢，“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具这种品格并做这一层事业的人，必能安享一种内心真正的寂寞，我愿张老继续怀着这种高贵的寂寞前行，助中国律师业走出一片坦途。
再拜张老八十寿诞健康、顺意！
2006年11月20日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