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其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这一理论名噪一时，广为流传。
不过，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互相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不仅催生了内部新制度的诞生，而且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福山所说的西方“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70年的历程。这个并不容易的历程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1949年之前，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数代人经过艰苦的摸索，才找到了解决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实现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晚清以来内部积弱内乱和外部受人欺负的局面。当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时候，新中国的建设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外交上基本上被发达的西方所孤立，中国只好选择“生存外交”。先是实行“一边倒”政策，和当时的苏联站在一起。但同苏联交恶之后，中国走向了亚非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打破了西方的围堵和封锁。“生存外交”极其辛苦，但中国赢得了真正的独立自主外交。这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并没有对任何国家形成依赖，每一步都是独立的，这为内部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对制度建设的探索
应当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对制度建设做了很多探索，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即使是一些失败的探索，也在此后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不可否认，中国基本国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确立的，这些制度构架直到今天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被称为“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邓小平时代”。邓小平一代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在短短的40年时间里，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有效的脱贫方式。在脱贫方面，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高度开放状态下实现的。如果毛泽东时代实现了一个独立的中国，那么邓小平时代，这个独立的国家高度融入了世界体系。这个融入并不是今天很多西方人所说的“西方施舍”，而是中国的主动融入。中国并没有步苏联的后尘，“另起炉灶”，而是选择加入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体系。
正是因为主动选择，中国抓住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实现了快速的崛起。而其他很多国家未能有效抓住这个机遇，甚至失去了这个机遇，这和它们的选择有关。也是因为主动的加入，中国在加入这个体系之后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世界体系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妨碍中国独立的外交和内政。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仅仅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
如果光有经济总量，但没有内部制度建设，这样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不可持续的。中国近代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例如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还多，但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所打败。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但正是关键的制度因素，很多人就一直看不明白。
近代以来直到今天，大多数人（即使是中国人本身）一直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归纳为简单的几个词：封建、落后、愚昧和腐朽。而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又把1949年之后建立的制度视为“落后的”，是需要被改革掉甚至废除的。近年来人们围绕着“中国模式”所展开的诸多争论，恰好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自“五四”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适合中国的好制度。他们迷信西方制度，总是以西方为“天”，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国就可以轻易崛起和强大。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很多人就简单地归诸于中国学习西方的结果，而根本忽视了中国本身在开放状态下所进行的制度创新。
没有人会怀疑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当代中国就是一个学习型大国，但如果简单地对西方制度照抄照搬，失败便是必然的。这一点早已经为历史所证实。二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尽管从理论上说，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有效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晚清至中华民国本身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实践层面，中国的制度变革和这些对西方的迷信，并没有任何有机的关联。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可以说进入第三阶段，即一个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时期。如果说十八大之前，人们对中国自己的体制还缺乏信心，不仅不敢正视自己体制的优势，反而认为自己的体制是必须被改掉的，那么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人们全面评估中国体制的优劣，并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低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程度上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两种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一旦三层资本失衡，无论是国家主义盛行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经济就会出现大问题，人们因此必须不断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自古至今，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经济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平准市场等重要责任；而民间资本提供的则更多的是创新和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构造了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又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就了今天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而融合了建国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
传统上，“三权分工合作”体制自汉至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受王朝兴衰更替的影响。今天，通过创新和转型，重新确立了“三权体系”，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不过，应当明白，无论是“三层资本体系”还是“三权分工合作体系”，尽管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但仍然有很大的改革和改进空间。在经济体制领域，诸多问题仍有待回答：三层资本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根据需要不断调整边界？国家如何保持“中性”，而在各个方面平等对待不同类型的资本？如何确立法治使得这三层资本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对国有资本来说，更多的问题需要回答，包括其性质、功能和运行方式等。
在政治体制领域，也需要回答诸多重大问题：“三权”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开放决策权，使其同时具有更高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如何提高执行权（行政）的效率？如何保证执行权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免受各种政治的干扰？监察权的权限如何确定？如何保证监察的有效性以确保廉洁政府？如何防止监察权的滥用而保障执行权能够有所作为？这些都是日后政治改革的内容。
中国制度演进的经验
经验地说，在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决定了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了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它本身既是一个经济秩序，也是一个社会秩序。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层级的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尽管一些人对中国制度仍然充满不信任和怀疑，西方的“中国解体论”依然盛行，但如果人们足够现实，就不应该低估中国制度的生命力及其可能的外部影响力。中国制度演进的经验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对中国来说，意义在于找到了自己的模式，这是一个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1840—1949年）、70年的建设探索（1949—2019年）而得来的模式。如果一些人认为这个模式行将消失，他们将会很失望。
其次，中国经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参照意义。中国领导层也公开表示，尽管中国绝对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但中国经验可以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也正因为这样，今天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制度之间的竞争，而其他各方面的竞争，往往只是制度竞争的不同侧面表达而已。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只有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他国家也会成功。
第三，对一个失序的西方来说，中国的制度探索也不无参考意义。究其本质来说，今天西方所面临的危机来自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的高度失衡。西方过去的成功来源于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今天，西方经济结构变化了，直接造就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政治结构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对西方来说，如果要缓和与解除目前的危机，就需要重新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要如何实现这个新平衡呢？
已经在中国出现的，还在演变过程的这种三层资本体制和三权分工合作体制，如果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外部制衡，从而实现双重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对整个人类经济政治体制的改进也是一种贡献。
或者说，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今天这个时代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