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昌五先生1925年生于河南省郾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他于开封一中读高中的时候，蒋介石发出了建立青年军的号召，要求知识青年参军报国，抵抗日寇侵略。他提出的口号是：“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江山一寸血。”在当时，这个口号曾激励了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昌五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身军旅的。参军后，即被从驼峰航线空运至印度阿萨姆邦的中国远征军的训练营地，编入新一军（军长是郑洞国）的汽车团学习驾驶技术。1943年10月，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昌五师随汽车团驾车运输军用物资进入缅甸。

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第四党支部书记，并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北大团委书记、北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历史系党支部书记。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来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78年任研究员，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1987年6月调入山东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同时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等职。2001年10月因病不幸去世。

昌五师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历史学家。他史学理论素养深厚，思维敏捷兼之学识渊博，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社会形态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王充及其论衡》、《中国农民革命史》（第1卷）、《古代社会形态析论》、《古代社会断代新论》、《历史学概论》、《论衡导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中华文化起源志》等，皆洞烛精微，自成体系，在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关于中国历史体系的新论，把从远古到晚清的中国历史划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三个发展阶段，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不断转移和封建社会循环发展的历史规律，视角新颖，创见迭出，更引起学术界的普遍瞩目，其中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循环递进，在重复中整合，在整合中前进的观点，为古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昌五师是具有强烈学术自信与学术追求的史学大师。他的经历、他的理论素养、他的不甘人后的个性特征，都决定了他不愿意做寻章摘句、饤饾补苴的“三家村”学究，而渴望在史学阵地占领制高点，开创新局面。他曾不止一次在我们这些学生面前讲过：“五老(指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候外庐五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后，史坛无主；逐鹿中原，当其时也。”听上去似乎显得有些“狂妄”，但如果仔细读过昌五师的著述，认真品味过昌五师的观点，可知他是有资格将自己列入可以“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的。更何况，做学问，是应该有点“狂”性、“傲”气。非如此，就不足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非如此，就不足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非如此，就不足以蔑视陈规陋习，挑战权威偶像。

昌五师的真率与通透也让人感到亲切与自然。他的“挥斥方遒”，有时不免会使一些人感到有些不自在、不舒服，甚至无意之中得罪人。但在我们当学生的眼里，老一辈学者之间的恩恩怨怨，更多是荒诞岁月条件下形成的睽隔与误会，内中原因十分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明道白，更无法考究谁对谁错。

其实，我们学生心目中的昌五师，是个浑身上下晶莹剔透的性情中人，他胸怀坦荡，刚正不阿，淡泊名利，不趋时俗，不宥于传统，不宥于自我，这种率真之本色，犹如“芙蓉出清水，天然去雕饰”般的自然。在尔虞我诈的社会里，拥有和保持这种本色，是何其难能可贵！“望之俨然，即之温然”，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学术上绝不马虎，当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一开始是写“两汉儒学思潮的演变”，犯了“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面面俱到，大而无当之大忌，结果，初稿交上去，昌五师看了，勃然大怒，毫不留情地痛斥我一番，警告我若不好好修改完善，就休想提交答辩。

但是，批评归批评，他还是尽力帮助我，指导我怎样进行调整与修改，关键之处，他一拨点，就让我找到了修改的方向，走上了正确的途径：强化与扩充董仲舒学说的论述，并以董仲舒为中心，上连下靠，透视两汉儒学的发展演变。终于在15天之内，让我完成论文的修改，顺利参加答辩并获圆满成功。

至于在平时见面时，他更是随和与亲切，从不端导师的架子，昌五师喜饮酒，爱吸烟，深夜写作，白日休眠到日高三尺，我们去早了，就登堂入室，自行找烟，吸得室内烟雾弥漫，昌五师醒来见此，也不以为忤，一面打着呵欠，一面也跟着点燃烟卷，与大家一道腾云驾雾，差不多了，这才话入主题，言归正传。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昌五师的这种本色，在朋友交往中是重感情、重人情。我们这些学生都知道，昌五师在学术界最好的朋友之一，是著名宋史专家、河北大学的漆侠教授。大家都了解，每年春节的初二或初三，昌五师一定离开北京，前往河北保定，去漆侠教授家串门。多少年如一日，雷打不动。

漆侠先生的高足、首都师范大学的李华瑞教授曾向我绘声绘色描述两位史学大家多年一贯制的见面场景：昌五师前脚刚兴冲冲跨进漆先生家门，口中第一句话，老兄，昌五我又来了！后脚着地，即将挎包一放，随之一把撂起双袖，高着嗓门来一句：嫂子，家里可有什么好酒！第三个动作，从挎包里掏出点心，大声地招呼漆侠先生的孙子：快过来，拿去吃！然后，入座，端茶，点烟。

这就是昌五师，我的导师，一个充满激情、充满人味、有爱憎，有魅力，见真挚，见本色的名教授！

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汝师。”在我博士生学习期间，三位导师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个性气质、不同的学术研究重点、成就及其特色、方法，使我有幸地得以从不同的侧面略窥高明治学的堂奥，亲切地领悟到学问之道的精髓。这种如坐春风亲炙大师教诲指点、耳提面命，诚属最难得的机会，百求而不可一遇，然而我却碰上了，这无疑是我学术上的造化，是一辈子受益无穷的事情。饮水思源，我今天能够在学术圈中生存下来，不能不归功于当年诸位导师的悉心呵护与得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