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为名的中美体制交锋不断拓展，终于掀开了21世纪新冷战之序幕——占据全球化中心地位的西方政治家明确表达了“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区隔中国于西方之外的战略目的。

此刻的中国，即使坐拥世界最大工业产能，即使为了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必须仗剑天下，也难免四顾茫茫……君不见，老冷战时代自觉抵制“北方”国家剥夺而著称于世的南方国家思想界与社会运动界正因了无新策而在焦虑之中躁动着。全球深陷乱局之际，一度撑持着“第三世界”另类思考的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在西方思想界尚有抱薪之力的进步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先后乘鹤西去[3]。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西方中心论引领西化资本主义300年间多少骚客撩人，当下却仅有权谋术士弄潮于金融政治把控世界！今人放眼全球，法国唯有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犹抱资本论之薪火，美国尚余小约翰.柯布(John Boswell Cobb Jr.)仍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而负重潜吟。碍难再有进步思想家依据革命实践推出理论创新。

笔者三生有缘，曾经在国内外的会议交流乃至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向左翼思想界泰斗讨教: 曾经向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Theory)[4]与反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5]求教我们创新的“成本转嫁论” (Cost Transfer Theory)，以及向萨米尔.阿明汇报学习他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与“去依附”(De-linking)思想[6]、探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金融资本内爆”的相关性。[7]

萨米尔.阿明和沃勒斯坦作为前辈，毕生言行合一，一边从自身解构其所受教的欧美中心主义话语，一边从年轻时代便投身学生运动乃至躬身于国际社会组织与政治活动，共同鞭挞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共同呼吁改变世界，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8]这些改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另类思想创新，正在成为21世纪的中国向生态文明做战略转型的理论工具。

2018年8月15日，沃勒斯坦为萨米尔.阿明撰写的悼念词中，阐释两人不但理念相若，更为改变世界斗争中的同志:

“我们刚开始谈话，我们就发现我们观点是如此接近。我俩都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我俩都觉得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摧毁它。我俩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依然必不可少。但我俩都认为它不是一个教条，需要加以更新。

……我们（四人帮）在某重要问题上看法相同[9]。我想说，这大概占80%。在处理我们的分歧时，所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组合。萨米尔和我的共识最多。随后年间萨米尔和我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生活在环绕地球的飞机上。我没有他那样的精力。但我始终是他在斗争中的同志。

这里只有一场斗争。我们必须改变世界。”[10]

承蒙前辈多年教诲，聆听对谈，激发思辩创新，以重新解读世界与中国经验，实属获益非浅。我们团队在继承萨米尔.阿明与沃勒斯坦的理论分析与社会行动中有所发扬，一边梳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依附与去依附的经验教训，另一边坚持从中国乡土与大众民主的立场，推动新世纪乡村建设运动，二十年来践行理论、联系现实，除了探索中国未来的另类道路，也为南方如何跳出发展主义陷阱提供另类的思想理论创新。

追念前辈面授机宜，谆谆告诫之际，谨以《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2012)、《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1952)》(2019)、新兴七国比较研究(2011-至今)等重大研究中提炼出的成果，向两位逝去的国际主义战士致敬。

开宗明义，正本清源。我们在《八次危机》一书的序言中就提到，此书的理论框架是在借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以及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的基础上，使用政治经济学构建分析框架和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作辅助分析工具，试图让集成创新形成的“成本转嫁论”成为解构当代中国经济史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的主要理论工具。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分析对象是兴起于16世纪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其中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体系和地缘文化, 沃勒斯坦认为自人类迈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后, 几乎所有民族都渐次被核心国家整合到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来, 形成了 “核心”(core) 、 “半边缘”(semi-periphery )、“边缘”(periphery)的结构，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剩余不均等地往核心区域输送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地位不断强化，边缘国家地位不断弱化。

虽然沃勒斯坦的理论不是建之于中国经验之上，但若以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 “核心”、“边缘”、“半边缘”的非均衡结构来作进一步深化的分析，可认识到这种结构已经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之中恶化为 “双输”博弈，像中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亦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不成比例地以各种方式向核心国家作双重输送。既输送实物产品形成对西方的贸易顺差来推动其货币增发，又反过来以不断累积的贸易盈余购买西方政府增发的国债，输送其贸易盈余回到西方资本市场来促使金融资本愈益泡沫化。

这也为萨米尔阿明跟我们团队交流中形成的“金融资本内爆”理论奠定了讨论前提。

诚然，本书借用的“去依附"观点是阿明在提出第三世界依附理论的基础上演变而成，据此得以深刻解读中国20世纪50-60年代去依附的经验：土地改革与自主工业化。土改后的中国农村，政府以“土地革命战争”的名义给4亿多农民以自然村为产权边界来政治性地均分土地，一方面在客观上使中国的“三农”（农民、农村和农业）对高风险城市经济“去依附”，进而为全国整体上的金融秩序恢复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毛泽东在城市的金融斗争中反复强调土改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功能，反复强调胜利的保障在于土改；[12]但另一方面，也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一是对农村传统土地基本制度的路径依赖——此后任何政治性分配土地，其产权边界也都在自然村（后来大部分改为生产队、经济社），二是城市资本对“三农”转嫁制度成本的路径依赖——此后历次经济软着陆，大都以“三农”作为软着陆的载体；而不能向三农转嫁代价的危机都会硬着陆。

该书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遭遇外部投资中辍彻底地实现了“去依附”后，仍然自力更生发展工业化的经验作出观点提炼。虽然阿明对中国去依附的经验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那主要是在中国自主推进工业化的阶段。如果考虑到9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愈益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本是一柄高悬于资本主义世界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则中国这种融入全球化无论怎么被照搬来的西方话语做意识形态化地包装，其本质上仍然是在构建了“再依附”（re-linking）关系之后剩余过量向外输送的过程。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前的发展，不管是沃勒斯坦和阿明，还是任何愿意自觉地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研究者都会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 “中心─边缘”结构下，发展中国家纳入的是 “统治─依附”结构，大多数边缘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仅仅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供应者，本国的工业化严重依附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边缘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又因发达国家的关税壁垒和国内保守势力的阻挠而难有成效，以致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制于人。

由此可见，大多数边缘国家之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宿命，并非其自身落后……。

当前，进一步从沃勒斯坦给出的这个世界体系论的定势看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新冷战，则可知其近年来的矛盾激化的本因， 美国之所以不顾起码的国际准则以“霸凌”行为来表达其孤独求败的“愤怒”，主要在于中国确实试图按照西方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路径加入全球自由贸易，但却被在后冷战阶段已经稳居中心地位的美国当作“切奶酪” 的敌对力量！一是中国为了渐次改出在旧的“边缘”地位上的过分“依附”而对内提出了产业资本升级的“工业2025”，并且对外提出了产业资本输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二是为了减少剩余净流出及对美元依赖造成的双重被剥夺而由中国发起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推出了石油和铁矿石国际期货的人民币结算等。

凡此种种，不离其宗；对过去没有很好地学过沃勒斯坦著作的中国人而言，美国发起新冷战的系列言行的确是难得如此直白的“好教员”。

下面的文字，主要介绍我们团队在继承发扬阿明和沃勒斯坦等前辈学者的思想之下推出的理论创新之作。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既要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处置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通胀一波未平，赤字一波又起。

国民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币制改革等因素，导致民国时期的长期高通胀，工商业利润赶不上通胀率，遂有96%左右的资本用于投机获利。我们认为，不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发生恶性通胀就会使制造业的利润跟不上通胀率，从而迫使产业资本家析出资本进入投机领域。自然，新中国成立后要成功治理这场延宕十几年之久的危机必须重建经济和金融主权。那么，只能通过“去依附”获得主权，依托国家主权向国债和货币做赋权形成国家信用体系，以国家资本替代被民族革命赶走的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主义资本。这个经验，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处于产业资本最初的原始积累阶段，还是21世纪的金融资本扩张阶段。

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恶化的危机，不仅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解殖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具有普遍意义，对于中国当今困局的化解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当年，中国凭借政治主权向财政和货币体系赋权，对人民生活的最主要的必需品采取“折实”的方式来稳定国家信用，这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制定利于本国主权货币稳定的国家政策，从而有效应对外部成本转嫁以及输入型危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1950年前连续13年的通货膨胀是西方国家经济大萧条代价向中国转嫁的派生现象，进而演化为民国政府在战争和通胀压力下不断加深对美元的依赖，成为民国败亡的主因；那么，土地革命中新诞生的国家政权不可能依靠外援、更被切断对美元的依赖、而以国内农村实体经济的力量成功抵制了城市物价飙升，就可以视为主权国家在漫长的“去依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要的阶段性胜利。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靠土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靠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平抑城市物价，成功吸纳了因弥补赤字而过量增发的货币，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此外，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通胀危机，而大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殖民化留下的依附性及其派生的“发展陷阱” 中自拔。对比中国经验，探寻如何应对此前半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高通胀，归纳其经验和机制，对深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指导世界各国应对通胀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兴七国比较研究(2011-至今)

自从2011年开始，本团队沿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与反体系运动，以及阿明“去依附”理念，通过调查和国别比较研究来深入探讨全球南方遭遇西方危机打压的经验教训，尤其是那些曾经有过较高增长率的国家，更有比较研究的价值。我们选取7个（4+3）国家为案例：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加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委内瑞拉。7国又分为3组：一是中国和土耳其曾经有过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现在处于产业资本阶段, 且越发走向新自由主义金融化；二是印度及印度尼西亚存在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的微观经济主体, 且与“正规经济”并驾为二元结构，致使产业经济难以形成；三是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乃属后殖民化国家，始终未完成工业化, 依赖原材料输出而面临国际经济下行周期而遭受严重冲击。

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在核心国家频繁爆发危机，并以政治及经济双重成本转嫁方式，导致半边缘及边缘国家陷入政治危机，经济下行，社会动荡。本研究分析以美国为首的核心国近年的战略性调整，探讨其对全球南方的影响。研究指出：能否化解这个伴随着西方推崇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解殖谈判而内生的、具有普遍性的“主权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Sovereignty），乃是二战后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依附”与中国“去依附”的最根本的差别。不论其处于产业资本阶段，还是21世纪的金融资本阶段。我们重新界定的“反体系”或者“去依附”，大致有现实意义地强调三个研究重点:

一是针对2013年10月美国为首的西方六大金融资本构建货币互换协定形成的金融全球化的新中心提出的。

二是对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通过脱实向虚成为主导的资本力量提出的。

三是针对代表激进发展主义的经济脱嵌社会并且形成官产学媒精英结盟排斥大众提出的。

诚然，二战后解殖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地缘战略格局中普遍地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其发展进程更易受到其经济上的“宗主国”所主导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遂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的进程，一般都会因国内资本和技术稀缺而陷入“外资依赖”，其主权债务主要是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形成的。这个过程被阿明归纳为“再依附”。

经济成本转嫁是通过国际货币及金融制度权，核心国家破除发展中的主权国家对金融资本流动的限制，把全球金融化的风险成本主要转移给非核心国家来承担，以此极大化自身的收益；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爆发使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加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使中下层群众日益不满，族群、宗教、区域冲突加剧社会动荡；全球不论何种体制下的所有政府，几乎都无可避免地面对经济、社会及政治的多重不稳定。

核心国进行“政治的成本转嫁”，主要内容是利用币缘—地缘军事战略部署，加上各种巧实力、软实力的操作，颠覆被核心国视为妨碍自身战略利益的国家政权，或者使其在软实力斗争中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化的教育、文化、艺术、理论，潜移默化地实现“去国家化” (De-nationalization)。若遭遇阻力，则以巧实力发起“颜色革命”从内部颠覆敢于对抗的发展中国家……。

竞争对手及非核心国家的政治及经济不稳定，一方面有利核心国资本趁危机之际先做空再收购有价值资产，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回流本国。而此类“去国家化”的作用，即解除其国家调控经济及管制资本破坏性流动的能力，在民族资本还未具备竞争力时，打压其相对具竞争力的国家资本，扼杀其长远国际竞争力。

新世纪以来的20年里，新兴国家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大起大落。

先是因2001年美国因后冷战阶段单极霸权走向反面而爆发双重危机——以“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泡沫”崩溃为代表的新经济危机和以“911事件”为标志的政治危机——造成核心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重流出，遂使有条件容纳“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国家出现经济一度勃兴的局面；于是就有被西方跨国公司粗略地归纳出来的概念——“新兴经济体”(Emerging Market)。核心国家危机爆发, 但，紧接着的却是好景不长，这些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又随2007-08年核心国家的核心——金融资本中心爆发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下滑而先是跟着美国量化宽松QE (QuantitativeEasing)的涨落而同步发生大起大落；当然也就紧随美国停止QE的2013年而相继陷入停滞、甚至落入发展陷阱。

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其经验过程基本符合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给定的规律：核心国家的所谓的“比较制度优势”的实质内涵，就是顺畅地实现了全球体系的核心地区国家向半边缘及边缘地区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成本转嫁。[14]

需要提示的是：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全球六家主要央行把现有的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货币协议。根据美联储公告，这些互换协议在六国央行间建立起了“双边货币互换网络”（a networkof bilateral swap lines），一旦签订双边互换协议的某两家央行认为当前市场状况可以保证互换发生，那么有流动性需求的央行就可以按照协议规定获得来自其他五家央行的货币流动性来补足自身临时性短缺。可将此称为“新大西洋体系”。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开始启动紧缩性货币政策，推动全球美元回流。2014年10月底，在上述新大西洋体系运作满一年、已经取得调控经验之后，美联储宣布结束资产购买计划，全面退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在此后美元流动性收缩基本格局之下，上述六家西方主要央行的垄断体系，将主导全球货币金融经济体系的大分化。进入该体系的货币、金融市场将得到流动性支持，以及国际资本评估的“危机底线溢价” ，而无缘该网络的全球其他所有经济体，货币汇率、金融市场都将受到冲击。[15]

如此一来，金融全球化时代的西方货币体系便形成类似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所揭示的一个新的“核心—半边缘—边缘”格局正在形成：美元依然处于最中心位置，是核心中的核心，与围绕美元的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瑞士法郎组成核心货币体系；其余意识形态兼容的经济体因可以和这六方央行进行较大规模的货币互换，而具有了次中心属性；而其他依附于核心国、能和核心央行进行有限度货币互换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巴西(依附于美国)和东盟(依附于日本)等，则成为半边缘；至于被排斥在外，未能和核心货币央行进行互换操作的其他经济体，则处于边缘地位。

这个体现金融资本核心内在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初步完成，即成为新冷战的内涵……。

核心国家金融资本如此反复洗劫边缘国家实体经济，对于金融资本短期来看或许会有好处，但是从长期看，当金融资本把所有的实体经济都纳入金融化的时候，最终将因为多空大战不能继续做下去而导致自身的崩溃，那它自身也就走向了灭亡。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提出基本规律的时候早就预见到，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时候，就会因金融资本自身的寄生性，而使得它必然是腐朽的、垂死的[16]。

诚如斯言，美国这个金融资本核心国家确实发生股市连涨9年的奇迹，如此这般地沿着金融资本虚拟化泡沫膨胀的道路迅跑到2019年，终到了世界经济难以容纳的地步，一方面作为金融资本核心的美欧日相继推出负利率借贷和发债；另一方面，网络经济派生的虚拟币都有对虚拟化的金融资本取而代之的势头……。

南方国家与其尝试在核心国主宰的霸权体系内进行小修小补，期待游戏规则会因此对新兴及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公平，还不如更清醒地做出新的选择！也许是到了该真正对独揽金融霸权的核心国家“去依附”、摆脱附庸关系的关键时刻了！

所谓“新”，就要在核心国霸权的压迫之下靠制度创新来实现对“新币缘战略同盟”的去依附，这就要求区域合作板块中的国家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缔结不同规模的地区性主权货币结算体系及区域自由贸易联盟，努力打造能够有效弱化输入型危机的地缘战略纵深。

自1955年万隆会议(BandungConference)倡议不结盟运动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局势中一直处于守势，只能在先发国家所塑造的秩序与失序中被动应对，甚至挣扎求存。这个情况直至近年新兴国家推出金砖银行（NewDevelopment Bank BRICS）、亚投行等倡议才出现局势转变的可能。这些倡议的历史意义在于新兴国家尝试走出美欧所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Woods system)，另立更有利于后发国家可持续发展、平等互惠的全球金融贸易新格局。

建立另类世界体系,中国不可能阻止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它只能努力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保有自己的位置。

──沃勒斯坦[17]

中国提出“生态文明战略”作为21世纪新的发展方向，这个试图改出一般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战略转型，需要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不过，这种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立即成为西方软实力攻击的目标……。

同时，中国也在努力建立相对平等互惠的世界体系，遂有以一带一路作为其核心战略。接着，这个重点是与发展中国家“互联互通”的战略，也被西方软实力定为“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既然一带一路是一种制度权竞争，那么决定其成败的关键，是核心价值的话语竞争力。中国必须形成一套内生性的社会公义论述，来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主自由话语及其外推的制度变迁软实力。

当然，如果中国内部的资本力量为了缓解过剩正在以城市化吸纳过剩产能而不顾乡土文化及资源环境；而官方面临30年发展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分殊、环境恶化、腐败不义、道德伦理崩坏的严重社会矛盾而束手无策，那我们怎样有信心使这套“基建发展主义”的语话在海外会有说服力呢？中国既然确立的发展生态文明的转型战略，则只能建基于多元化社会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之中；而构建和谐社会，也只能建立在符合公义的社会财富分配之上。

可见，如果中国缺乏一套内生性社会公义的论述，输出基建发展主义，不足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

在这个方面，最有国际对话的说服力的，是中国2005年针对“三农问题”推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2017年推陈出新强调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有鉴于此，中国的知识生产者需要继承沃勒斯坦和阿明的思想遗产，提升一套可以输出的东方(或乡土社会)式社会公义论述，才可以把“一带一路”上升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战略性话语。

在清末以来中国人追求民族自立自强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乡土社会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传统社会的内部治理机制受到破坏导致小农破产、乡村衰败，就会爆发严重的社会冲突乃至农民革命。清政权解体到民国1949年败亡都存在农民为主体的暴力革命。但，凡是能够有效利用乡土社会的内部化机制处理乡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就能维护乡村内部的稳态结构。尤其当代工业化进程，乡村客观上发挥了“劳动力蓄水池”作用，国家得以借助“三农”载体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间断的延续了70年。

乡土社会之所以有相当强大的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能力，就在于乡土社会依存于自然界而内生的文化多样性，而这个基础性的东方制度优势，从来没有被人认识过。

通过基层试验中渐进归纳经验，除了在理论研究上着重借鉴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成果，但，必须更多注重中国或东方经济历史中最显出可持续性的农村多元化发展经验，其中的核心经验可以归纳为以“农户理性+村社理性”，以此为前提构成社区资源性资产共有制决定的收益分配关系，其比较制度优势不仅在于能够使外部性问题得以内部化处理，而且派生的是生态化社会化的有效机制，防止两极分化。

东方农业社会形成于水利灌溉和灾害防治等公共需求，形成的是社区为资源边界的群体理性，或者因注重氏族村社的公共利益而不可能是把西方强调的个体利益最大化置于首位。几千年的东方农业社会与千差万别的自然界多样性有机结合，具有相辅相成的传统，内生性地决定了几千年都是“多神教”派生的多元化生态文明。据此可以提出东方政治经济学理论。

换言之，生态文明转型和“一带一路”固然重要，但乡村振兴战略相对而言更有利于提升软实力，促进国际对话。如果我们继承萨米尔.阿明和沃勒斯坦的思想来连接和带动发展中国家，则都需要更深厚的社会公义思想和文化内涵,以应对亚非欧大陆上的多样民族、多元化文明。

注释：

[1] 温铁军：福建农林大学特聘教授，退休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组建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2013年组建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 均任执行院长。

[2]薛翠：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教授，全球大学（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创始成员，亚洲学者交流中心（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理事。

[3] 萨米尔·阿明辞世于2018年8月12日，法国巴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辞世于2019年8月31日。

[4]参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第一、二、三、四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 Immanuel Wallerstein, “New RevoltsAgainst the System”, New Left Review, 18 November-December 2002, p29-39.

[6]SamirAmin,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Zed Books, 1990. SamirAmin, “A Note on the Concept of De-linking”, Review, X, 3, Winter, 1987,435-444.

[7]萨米尔·阿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温铁军、周常勇、刘健芝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

[8] “生命故事——全球大学采访沃勒斯坦(August 2018)”,

腾讯视频：

http://v.qq.com/x/page/g0921v2wxd4.html ;

哔哩哔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638614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3v4hIZeVno.

[9] 四人帮指的是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1929-2005)、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 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

[10]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 路爱国译,〈萨米尔·阿明：斗争中的同志〉, 《评论》，第479号, 2018年8月15日, https://www.binghamton.edu/fbc/commentaries/archive-2018/479cs.htm

[11]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3]董筱丹、温铁军，《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1952)》，东方出版社，2019.

[14] 温铁军、高俊、张俊娜，〈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新变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7)。

[15] 徐以升，<从“牙买加体系”进入“大西洋体系”>，《第一财经日报》，2013-12-03。

[1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徐曦白译，<结构性危机：资本家或许无法再从资本主义中获利>，《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译，〈“中国如何?”〉,《评论》第460号, 2017年11月1日.

https://www.binghamton.edu/fbc/commentaries/archive-2017/460c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