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且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表象，一些人认为我国经济走向“日本式衰退”。客观地说，我国经济面临一些风险性问题，亟待加强研究和政策应对，但不会重蹈“日本式衰退”的覆辙。
“日本式衰退”及其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及国际社会上相继出现“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等说法，低迷成为日本经济的常态。综合来看，“日本式衰退”主要包括经济增速下行且较低、资产负债表衰退、消费低迷、人口下降和老龄化、外向经济压力大等特征。一是经济增长停滞。近三十年，日本经济增速较为缓慢，部分年份出现负增长。1990—2021年，日本平均实际GDP增速只有0.9%。二是收入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水平。近三十年，日本人均GDP保持在4万美元左右，除汇率波动外个人收入无显著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三是缺少向上流动机会，年轻人躺平低欲望。与父辈相比，子女一代的向上流动机会、未来收入上涨预期几乎为零，导致年轻人的奋斗欲望降低，被迫躺平、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四是老龄化严峻。低生育问题推高了老龄化、加剧了人口负增长，且加重了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财政压力。近年来，劳动力逐渐演变为拖累日本经济增长的要素，对经济贡献为负。五是消费低迷。1990—2021年，日本平均民间消费增速仅为0.9%。六是房地产拖累社会投资。1990—2021年，日本住宅投资有超过一半的年份为负增长，平均增速为-1.6%。企业设备投资也有接近半数年份为负增长，平均增速为0.5%。七是出口下滑，贸易顺差收窄。受产业外迁、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日本出口涨幅明显低于进口涨幅，贸易顺差收窄，出口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减弱。八是价格水平较低。央行货币供应（M2）缩表和企业信贷缩表叠加，日本银行贷款规模由年均增长10%以上降至4%以下。生产端和消费端的价格也随之变得低迷不振，1990—2021年日本平均PPI增速为0.9%，CPI增长情况则更差，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的下降。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仍未跻身发达国家。尽管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与日本当年牢牢站稳发达国家位置、可以“躺赢”的处境不同，我国一旦陷入经济衰退将面临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二是过早去工业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我国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迹象。据统计，美国、德国、日本都是在人均GDP分别达到1.7万、1.9万和2万美元的高收入水准时，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而我国在2006年人均GDP2000多美元时，制造业比重就开始出现下降。制造业是技术进步的核心领域，过早去工业化可能导致技术进步趋缓。三是未富先老。我国不仅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且老龄化速度较快。仅从老龄化过程时间来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9年，日本用了26年，而我国仅用了22年。当前，我国的老龄化率水平与三十年前的日本相当，但人均GDP水平却不足日本当年的1/3。四是大国博弈背景下西方技术封锁和产业脱钩问题更为严峻。日本作为美西方的盟友，当年遭遇的产业脱钩和科技封锁的威胁相对较轻。当前，随着中美大国博弈加剧，我国面临着西方技术封锁和产业脱钩的严峻风险。
我国的独特优势可以避免“日本式衰退”
当前我国与过去的日本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的问题，但由于所处的全球技术环境、本国产业基础、市场规模等都有很大不同，我国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和发展空间。尤其是我国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可以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激发社会活力。因此，我们不能被假象所迷惑，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国的发展处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正加快推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
（一）我国经济增长率将长期保持4%—6%
一个基本事实：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并不低。我国经济是中高速增长，与日本当年的低速甚至负增长是截然不同的。2023年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过126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约为18%，稳居世界第二位。2022年我国GDP增速下降到3.0%，主要是由于疫情及疫情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且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增速已然不低，我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的贡献也并没有下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疫情期间及疫情后经济恢复期间的数据有误导性，不能用疫情以来的增速来认定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速，“中国经济见顶论”站不住脚。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5.2%，今年一季度增长5.3%，已经重回中高速增长的轨道。
一个基本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率将长期保持4%—6%。从经济理论来看，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这是不利因素，却也是长期有利因素，因为这表明我国尚未达到经济稳态，潜在增长率仍然较高。从经济事实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确有下滑，已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但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也在发生改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发展实际的正常现象。从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的估计，以及国内外学者的测算来看，普遍认为我国经济将长期保持4%—6%的增长区间。近期，高盛、摩根士丹利、亚开行等外国机构纷纷上调中国2024年及中长期增长预期。
一个明显不同：中日所处的技术环境大为不同。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较稳，技术力量趋缓，而当前全球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爆发期，数字技术、能源结构变革日新月异。当时，日本没有充分认清资产泡沫破灭带来的问题严重性，企业和居民都没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也没有把握住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导致数字经济落后于中美欧。当前我国已经作出前瞻性政策布局，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并积极应对房地产债务等问题，且在平台经济、5G、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与日本当年的眼界和发展势能是截然不同的。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能转化的长周期，在数字化、绿色化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等领域存在较大空间。虽然在人口红利、土地财政、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发展模式或领域出现问题，但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只要有效激活市场力量，必然会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可以说，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产业发展基础稳固。
（二）我国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只是扩张速度放缓
从汇率来看，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而非升值。有人认为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也有人认为，长时间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才是资产价格急速上涨、泡沫急速膨胀的主要原因。但从汇率走向来看，当前人民币面临的是贬值而非升值压力，与日本广场协议没有可比性。罔顾基本事实的差异，简单地认为，日本当年在汇率上吃过亏，我国当前也可能吃同样的亏，是不够理性的错误观点。
从股市来看，A股处于低位不存在泡沫。A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直很小，且一直处于低位，股民数量多但股票在居民财产中的占比普遍较低。因此，A股不具备资产泡沫化的条件，且即便出现大涨大跌，也不会对宏观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从房地产来看，我国在处理泡沫问题上介入更早、更主动。姑且不论中日房地产泡沫大小，日本当年面临的是泡沫破灭后产生的问题（如资产负债表衰退），我国当前面临的是泡沫不能破而产生的问题（如隐性政府担保、民企信心不足），我国的应对有更强的前瞻性和主动性，政策成功的可能性自然更大。尽管部分地区的房价面临下行压力，但并不是所有资产价格都出现大幅下跌。“提前还贷”是居民根据当下利率环境所作出的理性调整，是一种客观的资产置换，而非主观上降低信贷。
（三）贸易环境转向内部优化
与日本相比，我国具有更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日本在转向内需之后经济增速持续大幅下滑，而我国经济增速在短期内下滑幅度较小，在长期或将保持中高增速。历史上，在同样面对美国贸易争端和货币升值压力时，德国依靠规模较大的欧盟市场实现了较为稳定的发展。
我国正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并促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充分利用并不断巩固增强这个优势，可以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另一方面，内循环强化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近年来，我国通过扩大内循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极大提升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此同时，部分外资积极融入我国关键产业链。近年来，外商投资主动与我国发展战略领域相契合。2023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66家，同比增长39.7%；高技术产业引资共4233.4亿元，占比达到37.3%，较上年增长1.2个百分点。
扩大内需的重点是促进消费，消费将随着经济复苏和居民收入上涨而提高。消费可以在短期稳定信心、在长期筑牢经济增长基础，关系到经济总量、经济增速以及经济创新领域。例如，人们对数字产品的消费倒逼芯片供给，芯片进口限制则倒逼芯片国内生产，芯片国内生产又倒逼芯片设备、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或自给。在消费端的市场支撑下，形成了大量的持续的中间品生产商和供应商订单，从而激发关键设备和技术的生产和研发。
虽然现阶段国内仍存在需求不足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疫情的延续性影响及部分政策效果具有时滞性，而非主观意愿上的消费不足，整体仍可通过经济恢复及政策引导得到有效改善。去年和今年一季度，我国消费数据已在持续改善。今后随着经济的增长、以旧换新等政策的推进，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能力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我国将成为“世界超市”,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各类商品最大的销售市场。从内需总量来看，当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时，发达经济体国内市场出现阶段性转换，均表现出国内需求为主体的显著特征。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率基本维持在75%以上，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率基本维持在65%左右。据此推测，2035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有望突破200万亿元，消费市场总量将超过欧美总量之和，成为全球消费主力。从消费结构来看，随着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网络制度的不断完善，网络消费将成为我国国内消费的主流，未来网络消费将不仅局限于网络购物，而且将向网络服务、虚拟消费、智能消费等更加广阔的领域延伸。绿色化发展、乡村振兴及老龄化社会也为国内消费创造了更多新的产品需求和市场。
（四）老龄化、低欲望等社会问题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然缓解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老龄化、低欲望、上升空间小、零工经济等社会问题是全球范围内的共性问题。这些难题和挑战不仅是我国所要面临的，也是日本和美欧等发达国家正在面临的问题。然而，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庞大的市场潜力、政策执行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有望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口寿命延长，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因此，老年人占比增多是自然规律，它本身不是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老龄化问题不在于老龄化率较高，而在于构建养老保障体系让老年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个全球发展的挑战，我国已经提早预防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老龄化问题的应对。一方面，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养老金水平，鼓励社会各方面参与，提供更多的老年人福利和服务。另一方面，积极推进老龄产业发展，开展老年人才技能培训，推动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不断探索有效的解决办法。依托我国的制度优势政府可以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推动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低欲望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当人们的温饱、教育、医疗等生存欲望被满足之后，社会总体欲望下降是必然的。亟待处理的问题是，在消费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人们原本有欲望却因不能被满足而导致欲望下降。当前，由于高房价、经济不稳定、教育负担、社会流动通道较窄等因素，部分年轻人的消费、投资和就业意愿相对较低。我国通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就业和社会保障条件、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优化税收政策、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文化建设等多措并举，推动公民精神、社会价值观的塑造，提高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幸福感。我国的独特制度优势为解决低欲望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持续的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强创新能力，我国能够更好地应对低欲望问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零工经济是全球范围内崛起的新经济形态。这种灵活就业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应用，对于提高劳动力的灵活性和就业机会的扩大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也面临着劳动者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通过充分利用我国的制度优势，政府可以积极引导零工经济的发展，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支持，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可以加强合作，共同构建和谐有序的零工经济市场，实现劳动者和企业的共赢。
如果人们都可以长寿，子女数量少但人口素质高、人力资本高，较少的劳动付出就可获得较高的劳动回报及较高的生活保障，那么老龄化和低欲望将不再是问题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状态。老龄化和低欲望等社会问题之所以是问题，是因为它们可能影响了经济发展并导致财力不足。因此，只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较高层次，那么老龄化和低欲望等社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换句话说，只要有较快的经济发展和合理的收入分配，就可以化解这些社会问题。
原载《中国财政》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