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一直并将继续在多种力量驱动下曲折发展演进。“全球南方”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居于弱势和从属地位。当前，传统模式的全球化因其内在矛盾越来越难以持续，正在酝酿“蜕变”。“全球南方”在获得发展机遇的同时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将为全球化注入新活力，并为“全球南方”带来新机遇。

关键词：全球化；蜕变；“全球南方”

全球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进程。“全球南方”作为一支重要力量，一直在与北方国家的互动中推动着全球化前行，但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长期处于全球化的从属地位。当前，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以资本为主要驱动的全球化弊端日益显现，中国的发展理念以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将为探索全球化新发展方向作出贡献，并为“全球南方”的发展提供历史性机遇。

一、全球化的驱动力量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至少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部分政治学与经济学家开始使用该词，如《国际组织》1959年刊登过一篇文章提到“全球化”一词，主要指地区市场向全球范围扩展，其内涵与目前的全球化概念接近。总体而言，“全球化”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前使用较少，尚未成为有影响力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全球化”一词的使用呈现爆炸式增长，国际学术界围绕全球化的概念、缘起、实质、动力、走向等展开大讨论，全球化概念受到高度关注和广泛传播。综合而言，广义上的全球化是指人类生活从一个地方走向全球的进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的国际交融和扩散；一般意义的全球化是指狭义的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配置和融合。

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全球化经历了“三个伟大时代”：第一个时代从公元1492年到1800年左右，即哥伦布远航开启的“新旧世界”间的贸易；第二个时代从公元18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2000年；公元2000年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全新时代。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虽得到较广泛认同，但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痕迹，并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

实际上，全球化现象古已有之。宏观来看，全球化可以分为以下阶段：一是早期的全球化，即古代社会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前。由于科技与生产力不发达，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主要是农业文明的全球化，其深度和广度有限。二是近代的全球化，即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至18世纪中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这轮全球化总体上仍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尚处萌芽状态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各地并未形成明确分工，但在西欧列强的殖民开拓下，包括南北美洲、非洲等在内的世界各地首次在经济上连在一起，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初步形成。三是现代的全球化，即18世纪中期至今，也是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形成后的全球化。

现代的全球化具体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全球化，即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第二阶段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欧、美、日等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并率先进入电气时代，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更具侵略性，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广大亚非拉地区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由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世界经济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阶段，全球化进程快速发展，出口占全球总产值的比例达到8%，全球劳工人口流动规模接近总人口的10%。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中期至当前。二战后，传统的“中心国家”实力下降，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近代殖民体系分崩瓦解，亚非拉大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在全球化的演进过程中，多种要素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市场是全球化发展的基本驱动。全球各地区、各国经济禀赋存在差异，导致商品价格或生产成本高低不同，驱动各经济主体参与跨国交易，以获取利益。但是，早期的全球化还处于农业时代，其主要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封建农奴人身自由受限）不易于跨国流动，农产品也不便于长时间、远距离运输，因此全球化深度和广度有限。即使如此，各国对产品互通有无的需求，推动了早期全球化的发展。欧亚非地区早期的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印度哈拉帕文明、克里特文明、中国文明等早就存在相互交流，其佐证就是两河流域、爱琴海附近发现有来自印度、中国等的物品，《荷马史诗》也记载了来自印度的大象、象牙、锡制品等。“丝绸之路”则是早期全球化的巅峰表现，东方的丝绸、瓷器、造纸术等传入西方，后者的玻璃、药材、珠宝等流向东方，促进了欧亚非经济与文化大交融，也促进了各种文明的社会经济发展。

此后，世界新航路首次将各大洲联结在一起，西欧各国的殖民扩张使其可控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数十倍扩大，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巨额利润和广阔市场刺激、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进一步促进全球化的发展。从商品经济角度看，地域性差异，全球范围内商品成本形成要素的差异巨大，使跨国贸易更加有利可图。早期的殖民扩张通过暴力侵略对各地进行疯狂奴役和劫掠，使近代全球化与和平贸易的古代丝绸之路不同，带有浓烈的血腥色彩。

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正式确立全球统治地位，通过商品的跨境流动不仅可以获利，资本和劳动力（此时封建人身限制已被打破）作为生产要素跨境流动，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利润，推动国际分工和资本主义走向全球，使各地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全球化推向了新高度。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至今，随着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兴起，除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外，信息、数据等成为生产要素并可以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全球全网实时流动，进一步深化了国际分工与合作；同时，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也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深度改变全球化的基本面貌。基于此，国际资本对全球化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根据经合组织统计，2016年跨国公司贡献了全球产出的36%，包括约三分之二的出口和一半以上的进口；尤其知识密集型商品、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和制造业，跨国公司的作用尤其明显，比如汽车制造业90%的出口由跨国资本主导。

第二，制造、交通、通信等技术的进步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科技进步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增加了生产剩余，而且降低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成本，使真正的全球化成为可能。由于古代和近代科技落后，交通工具受限，决定了全球化的范围和发展速度有限。1492年大航海时代开启，西欧国家的早期殖民活动与其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相互刺激，抢占殖民地、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活动使世界市场的雏形出现。18世纪中期人类开始进入“蒸汽机时代”，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使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本主义在英国等国正式确立了统治地位，世界各地间的联系也大大加强，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与社会的面貌。工业革命后，随着科技的发展，轮船、汽车、飞机、电报、电话等纷纷出现，大幅降低了人员、物资、信息的跨国流动成本，推动了全球化快速发展。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及法国、德国、美国等取代了西班牙、荷兰等传统强国，成为世界新霸主和新的权力中心，加快了征服世界的进程，将广大亚非拉地区纳入其经济体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基本形成。而当前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更让全球化如虎添翼。人类每一次大的技术进步，都会推动全球化迈向新的阶段。

第三，大国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和重要推动力量。全球化是各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与融合，离不开国家的推动。首先，大国是开拓交通线路和连接全球市场的力量。丝绸之路源于汉朝使臣出访和联通西域；中国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哥伦布的航海壮举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也难以完成。其次，大国在全球市场的形成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古代，帝国的军事扩张与海外征服残暴血腥，给当地带来深重灾难，但客观上也将各地封闭市场联通起来，驱动各地大规模交融。13世纪的蒙古人构建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极大推动了东西方文化和经贸大交流，甚至被一些专家认为是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开端。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先后成为全球霸主，推动全球殖民扩张，接续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大英帝国后来居上成为“日不落帝国”，推动全球化进入首个“黄金发展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除英国外，德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快速崛起，掀起扩张和瓜分全球殖民地的狂潮，将资本主义触角伸向全球各地，推动全球化进入第二个“黄金发展期”。最后，大国为全球化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除航线安全、货物通关、货币流通等外，大国还建立和主导国际秩序，当前的全球化最为典型。二战后，美国崛起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不仅推动全球经贸投资发展进入历史高峰，而且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构建的全球治理机制和全球经济规则体系，客观上推动全球化进入第三个“黄金发展期”。

第四，国际政治环境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国际关系、全球及地区安全秩序历来影响着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和深化。冷战时期，全球化呈现分裂并行的特点。一方面，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等为支柱的多边平台建立起来，首次出现了全球性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经济往来较少。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大融合大发展阶段，全球化得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成为全球化重要推力，大大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面貌。而近年美国对华打压升级，并拉拢盟国在技术上搞“小院高墙”式封锁，以“供应链安全”为借口推行经济上的“脱钩断链”，使全球化遭遇几十年来未曾遇到的逆流。

上述要素中，市场最为根本，其他则是间接和从属性的。科技的驱动提升了生产力的发展，降低了各种要素国际流动的成本，使得全球化在经济上可行；古代和近代帝国征伐扩张之所以促进了经济融合，也是因为其实质性降低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成本，否则即使统合了各地区经济，最终也将流于表面而不可持续。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其向外扩张以获取最大利益，为全球化提供着不竭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生产的主导者，支配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以及支配生产分工和资源配置。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跨国资本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者，而其背后的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极大地左右着全球化的方向。

二、全球化中的南方国家

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大部分处于南半球地区和北半球的南部分，所以也被称作南方国家。“全球南方”最早由美国新左派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于1969年提出，最初指被西方控制的被殖民国家和地区，冷战期间更多是指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而在冷战后主要指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具有其独特性。

一方面，“全球南方”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发达国家居世界少数，而南方国家仍占全球多数，全球化没有“全球南方”的参与就不可能完成。同时，南方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恰恰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动力。卡尔·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这里的世界市场包括“全球南方”。同时，“全球南方”是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的主要来源地，占据世界市场的大半壁江山，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实现自身目的不可或缺的依靠。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资本主义使得世界各地包括“全球南方”国家相互联系，形成了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各国在该体系中的地位并不平等，“全球南方”国家虽属于边缘地带但不可缺失，否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就不可能存在。

另一方面，尽管“全球南方”在全球化演进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并非完全被动，其自身也在发展，并通过与中心强国的互动、竞争和“反抗”，推动全球化深化和向前演进。但是总体而言，“全球南方”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古代，一些边缘国家虽然实力弱小，但在经济层面并非帝国的附属。在近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南方国家不仅是大国的原料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地，也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成为资本支配的对象，从而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依附地位。西方列强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供求两方面主导国际分工，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顶端和核心；而“全球南方”则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和国际分工的从属地位。一些传统南方大国如中国、印度，近代虽然经济规模曾居世界前列，但因产业结构落后，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成为被剥削和控制的对象，经济快速衰落并逐步沦为西方附庸，其他南方国家更是如此。在此基础上，世界最终形成以西方列强为世界“中心”、广大南方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结构。进入现代社会，部分新兴南方国家逐渐壮大，政治自主性增强，经济地位上升，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改变全球化面貌和进程；但也有很多国家在开放市场的同时，由于资金缺乏、技术水平落后、产品缺少全球竞争力或者没有定价权等，陷入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的泥潭，面临发展困境。

三、当前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当前的全球化不同于以往。首先，主导者不同。当前全球化的主导者是美国，在二战后正式取代前殖民主义帝国英国。其次，模式不同。本轮全球化以美国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石，美国通过领导创建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规制全球贸易、投资与经济治理，与此前英国主导的“帝国—殖民体系”模式有着明显差异。最后，全球化的深度、广度不同。包括中国、俄罗斯、东欧各国等在内的多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人口数远高于“帝国—殖民体系”时期。

本轮全球化自20世纪中期发展至今，经历过多次曲折，但每次都最终度过危机并迎来新的发展高峰。在2007年前后，世界贸易曾达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4.3%，国际直接投资（FDI）2.2万亿美元，短期流动资金达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全球平均关税水平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超过20%降至2013年的9%，全球化水平达到历史高峰。然而，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作为分水岭，全球化由高歌猛进态势逐步回落，进入停滞、调整阶段。

一是全球化进程明显放慢，进入调整期。在国际贸易方面，1970—2008年，世界出口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3%上升到31%，但2008年之后不增反降，2023年占比仅为22.7%；国际贸易增长低于经济增速，更远低于1990—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6.9%的平均增长率。在国际投资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国际直接投资从2007年高峰时的2.2万亿美元一路下滑至2009年的1.2万亿美元；近年虽逐步回升，2021年升至危机以来最高的1.7万亿美元，但此后再度下跌，2023年约为1.4万亿美元，与危机前仍有较大差距。其他经济活动包括国际借贷、国际资本流动等，也都不同程度放缓。

二是“去全球化”在发达国家抬头。美国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便开始调整对外战略，推进制造业回流和产业“振兴”，同时推进升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企图构建排除中国的经贸圈。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又提出“美国优先”口号，发动对华贸易战，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多边经济安排，甚至将世界贸易组织称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议”，有意使其瘫痪。拜登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甚至变本加厉，大幅提高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2024年5月，美国宣布在原有“301”关税基础上，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半导体以及钢铝、港口起重机、个人防护装备等进一步提高关税，税率为25%—100%；同时，针对中国持续推进“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政策，企图打造排华的国际经济联盟。美国还相继出台《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实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共投资计划，并对绿色产业等提供大规模补贴，被称为“现代美国工业战略”，引发欧盟等“跟风”制定类似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是本轮全球化的主导者，其逐步转向“内顾”和保护主义，对本轮全球化造成巨大打击。

三是本轮全球化的共识基础——新自由主义深受质疑。当前，美国和西方社会精英及民众对全球化的认知均悄然发生变化。近年来，美国和西方社会乱象频频，从美国的“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到欧洲的“脱欧”“黄马甲”运动等此起彼伏，凸显底层民众的反全球化、反移民、民粹主义思潮。美欧精英层认为当前全球化面临诸多问题并难以持续，必须进行反思和改变。2016年11月，奥巴马在演讲中承认“有必要改变当前全球化前进的路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甚至称，新自由主义行将就木，“华盛顿共识”亟待改造重置。2023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称“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合时宜、“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并提出“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为拜登的保护主义政策辩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诸多发展中国家便对新自由主义“万能光环”失去信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进一步使“新自由主义神话”破灭，动摇了人们对美国模式的信心。

四是大国对立加剧，全球经济日趋碎片化、阵营化。从奥巴马、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国大幅改变此前的对华“接触”政策，全面升级对华竞争。2021年3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提出，“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的对华政策；2022年5月，拜登总统提出“投资（invest）、结盟（align）、竞争（compete）”的对华新政策，即对内加大投资、增强美国对华优势，对外加大外交结盟，形成对华经济“脱钩”、外交孤立、战略围堵态势。2023年至今，拜登虽多次表态要管控中美关系、为中美竞争设定“围栏”，以防止中美冲突升级，但实际上仍不断出台对华打压政策。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对俄罗斯发起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经贸上切断对俄联系，金融上冻结俄罗斯储备、将俄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进一步加深国际对立。大国对抗取代大国合作，加速了全球经济的割裂化、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导致全球化进程严重倒退。

五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面临危机。资本主义模式是本轮全球化的“内核”，但在当前正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经数百年发展，资本主义曾出现多次危机，却通过不断自我调整，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摆脱危机。但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可自我调整的空间已逼近“天花板”，很难化解其累积的社会经济问题。美国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不断下探，从1950—1973年的4.0%持续下降至1974—2001年的3.2%、2002—2007年的2.4%、2008—2022年的1.8%,再到2023—2027年、2028—2033年预计的1.8%。美国低收入阶层和富人阶层的“财富鸿沟”持续拉大，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财富总和超过了底层90%的人的总和，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与此同时，世界各国间的“发展鸿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据瑞信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当前全球财富分布极度不均，从人口看，2023年全球最富的1.5%人口掌握近48%的全球财富，而底层较贫穷4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比重仅约0.5%；从空间看，2023年西欧、北美拥有的财富占全球52%，而拉美、中东及非洲财富总和占比不到3.6%。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尽管现代经济发展暂时避免了马克思所预测的结果，但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和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如果不采取变革措施，资本主义将“不自觉地产生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并从根本上破坏民主社会的基础；而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包含了强大的“分化力量”（贫富分化），因为“资本一旦形成，其收益率将高于产出增长率”。

美式全球化越来越难以持续，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出了问题，导致全球化越来越成为少数国家与人口得利、多数国家和人口趋于贫困的进程，离普惠性、包容性、公平性越行越远。逐利是资本的天性，依靠资本主义自身调整很难解决上述问题。美国作为主导国家和既得利益者，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降低，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前景并不乐观。

四、全球化的蜕变趋势及其意义

正如历史所揭示的，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陷入困难，最终也会寻求蜕变、继续前行。当前，支持、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力量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关键推动力量。

第一，中国成为支持和推动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在世界变局加速加深之际，长期以来积极推广、兜售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和西方国家，现在却对“自由贸易”讳莫如深，转提“公平贸易”“国家安全”“韧性供应链”等口号，推行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而这曾是美国和西方极力反对的发展中国家的主张。与之相反，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的支持者。

在国内层面，中国党和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推进对外开放，2013年以来，中国先后部署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格局，并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302项制度创新成果，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在双边层面，据商务部数据，中国2023年新签订4个自由贸易协定，创历史纪录。截至2024年7月，中国已和2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22个自贸协定，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中国还积极推进升级已有自贸协定，为相互投资、提供服务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区域和多边层面，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平台积极推动经贸投资合作，多次提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捍卫多边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地位的方案。中国坚定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坚持致力于提升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在东盟“10+3”会议、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框架内提出多项区域合作倡议。比如，中国主导提出《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还主动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积极融入已有多边机制。

第二，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助推新一轮全球化。在全球主要大国中，中国一直对全球化持积极立场。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中国不仅在行动上积极践行开放发展，捍卫多边自由开放国际体系，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理念和倡议。

一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面对国际社会日益严重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中国站在全人类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作为引领全球化的一种现实选择。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其后的十多年里，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该理念，赋予其丰富思想内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被写入联合国多项决议，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的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核心要义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ヒ路径是走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之路。这与作为美式全球化基础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有着本质不同。

二是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倡议”和新型国际合作机制为支撑。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践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目前已结出累累硕果。习近平主席2021年9月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2023年，中国又开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的十年规划。“三大倡议”和“一带一路”等新型合作机制，强调包容发展、共同安全、多元共存和互惠多赢，与基于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合作有着本质区别。

三是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和新型国际关系为依托。中国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受害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强调“永不称霸”，并坚持与“全球南方”站在一起，在国际上代表“全球南方”发声、为“全球南方”利益发力。2024年6月，习近平主席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的当下，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立场，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反对封闭排他、外交孤立的霸凌霸道霸权行径，坚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与此前由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模式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的发展理念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存在根本区别，有助于打破其理念陷阱、霸权陷阱和制度陷阱，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第三，新型全球化对“全球南方”具有积极意义。全球化在陷入停滞、倒退的同时，也在酝酿一些新的趋势性变化，将为“全球南方”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一是转变角色的机遇。过去30年来，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趋势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据相关智库预测，到2035年，新兴七国（E7，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将历史性地超越老牌工业七国（G7，即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2050年，E7国家经济总量将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而G7国家将不到20%。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将改写新一轮全球化的版图，使“全球南方”有机会摆脱在全球化中的被动和弱势地位。

二是实现共同发展的机遇。在资本的支配下，发达国家占据国际分工的主导和优势地位，“全球南方”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虽历经多个全球化的“黄金发展期”，但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寥寥无几。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大市场之一，且坚持对外开放和共同发展，则为各国提供独特的发展机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2023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约34.4%，超过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此外，中国目前已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外投资截至2022年连续11年列全球前三，连续七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全球化如果能在共同发展、包容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全球发展倡议”基本精神指引下实现新的变革，广大南方国家将有望获得更多发展空间。

三是选择多样化发展道路的机遇。近代以来的全球化一直以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为主导。以美国为首的中心国家还以发动战争、颠覆政权等非和平手段，强行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中国是迄今唯一不通过殖民、侵略、扩张实现崛起的大国，主要依靠改革开放与互利合作实现和平发展，这为“全球南方”的和平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新的选项。有不少西方精英承认，中国模式将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成为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的替代者。

四是参与全球治理、提升话语权的机遇。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在全球化进程中是规则的接受者，在全球化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治理机构中，西方国家都是拥有否决权的“话事人”，“全球南方”的声音基本被忽略。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等立场，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并与其立场高度契合。中国推出“共商、共建、共享”和“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等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新的治理方案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