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局面让我想到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二战
最近很多人问我，特朗普重新赢得大选，再度执政，对中国的关系会不会好一点?我说，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很多人不理解，进一步问我如何看待美国的左翼和右翼。我说，在全球化解体大危机的打击之下，左翼派别本身也会发生异化。
谈及当前这场全球性的深刻危机，可以回顾1929-1933年间西方遭遇生产过剩危机，最终催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二战之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是被成王者改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许多观念与理论，包括我们教科书中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源于二战后由美苏两大霸权主导的国际格局对抗性斗争的需求。
回溯至二战前，为了应对1929-1933年的大危机，美国是罗斯福新政，摒弃了传统市场调控手段，转而采取国家直接干预的方式，将美国过剩的生产力导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国债投资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罗斯福后来将这一系列措施总结为“新国家主义”，即利用国家力量调整遭遇严重过剩的生产方式。
尽管美国在冷战意识形态上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典范，但在二战前，如果不是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引领美国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结果或将另一番景象。按照传统市场理论，那将是市场自我出清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者可深入研究相关资料。
再观欧洲，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推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其盟友如日本亦是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体制，实行天皇制，皇权与军权紧密结合，天皇在公开场合常着军装，以最高统帅身份示人。
希特勒的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在一点上相似：都是通过国家直接干预，将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基础设施建设。希特勒在二战前已构建了欧洲大陆首套国内高速公路系统，这为其闪电战的快速调动提供了基础。战后，高速公路系统才逐渐成为全球通用的交通网络。
美国虽在起初未立即卷入战争，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速将过剩产能转向军事生产——先由基础设施建设过渡，再直接转为军事生产，体现了政府直接调控。我无意偏袒任何一方，仅是陈述历史事实。
回顾历史，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的特朗普。特朗普的目标意在重振美国工业。为什么?因为当今世界正面临一场类似于1929-1933年的全球性生产过剩危机，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全球性挑战。
而当我们探讨经济波动时，多数学者往往聚焦于国内的经济调控政策，研究各部门的发展态势与调整方向。这些研究无疑具有其重要性，且应当持续进行。然而，必须认识到，任何微观、个别或局部的现象，都是受到总体宏观经济环境的深刻影响。
因此，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何我近期频繁谈及国际问题。其实，这并非出于其他目的，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全球化解体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对于当前局势的适当关注，对于每一个具备思考能力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比如三农问题，而忽略了大势的影响。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紧密相连。如果不将这些问题与大局相结合，我们对许多现实问题的看法可能会失之偏颇。
当然，我的这番言论可能会遭到国内已被明确划分为左右翼的各种舆论导向的批评。但至于我是左派还是右派，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在我看来，左派右派的划分并非那么重要。
1929-1933年的大危机被认为是二战爆发的重要内因。然而，我们是否注意到，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九一八事件发生在1931年，正是在日本遭受大危机严重打击的背景下引发的。
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战后西方形成的两霸控制世界的意识形态套用到中国历史上，我们必须清楚自己曾经经历过什么。难道二战的起点仅是德国进攻波兰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又该如何定义?仅仅因为我们是半殖民地国家，就不算世界战争的一部分吗?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这些都不算二战的一部分吗?在没有话语权的情况下，这些历史事件似乎都被国际社会忽略了。
因此，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能力，那么我们又能算什么呢?仅仅算是教科书知识分子吗?不，那将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我之所以说有些知识分子无知，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学习历史、也没有理解现实。而现行的教科书体系，往往束缚了我们的思维，使我们难以挣脱其桎梏。
为什么中央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我想以特朗普再次上台为引子，引出更广泛的话题。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看一下今天在印度崛起的领导人莫迪，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莫迪属于什么党?人民党。人民党在西方世界被说成什么?法西斯。
中国搞了深改;俄国、印度、美国相继要深改，都形成“强人”主政……这些现象表明，全球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难以用传统的教科书理论和思想来解释。
也因此，今天的主题不仅仅是简单地探讨乡村振兴，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大变局之中。
那么，为什么中央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这压舱石的含义何在?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国内现在已经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城里卷不下去了，要卷到乡下去?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得很直白：经济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农民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没有出什么乱子，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打工不成回到家乡去至少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不然就会出大事。
什么是压舱石?为什么要加强乡村建设?有些知识分子认为乡村已经人口稀少，修建几栋老房子并无实际意义。但他们忽略了更深远的问题：当中国的户籍城市化率超过50%，即超过7亿人口进城生活时，我们需要进口多少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进口通道又是否安全?交通枢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吗?
事实上，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考虑到沿海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称已有140多个战略目标已被锁定，包括交通枢纽、战略物资储备库等，这些目标由于平时强调效率优先，就大都是集中式的，而非分布式的。以能源为例，我们7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依赖进口，而这些进口的70%以上又通过南海通道，形成的战略储备也大多集中存放在海边码头附近，低成本运输，但显然不安全。
现在很多网友对于台海冲突持激进态度，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南海、台海和黄海之间的联动关系。我们称之为“三海联动”。任何一个地区发生局部冲突，都可能导致原本依赖大规模进出口的经济模式中断。
我也常常问大家，我们的沿海地区官方和民间是否有战备考虑?往往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如果没有各地的准备，一旦危机来临，我们将如何应对呢?
当我们探讨农业议题时，人们往往聚焦于当前的粮食自给率和库存量。我想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特别是大一统国家制度体系的2000多年历史来看，我们可曾有过依靠一个企业运作的大型的仓储体系来维持全国的保障供给?相反，历史上的粮食安全是分布式管理的，几乎每个村庄都设有粮仓。公田、族田、庙田以及产学田等共有土地形式广泛存在，展现了我国多样化的土地所有制。
对于那些在农村生活或有亲属在农村的人，稍作了解便能知晓：我国并非长期实行纯粹的私有制。农村中存在大量的准公共财产——公田，尤其在山区和易受灾地区，公田的比例更高，由村社组织运维的公共性粮食仓储也更为显著。这是因为人们需要共同应对饥荒和灾年。正因如此，才能理解为何祠堂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体现了邻里间的守望相助和村民之间的互助精神，这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体制。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情况。为什么乡村振兴很重要?为什么中央再度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为什么中央的文件反复强调要“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有人或许认为这是在复旧，试图回归集体化老路，这种看法显然过于肤浅。实际上，这无外乎是因为我们的乡土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守望相助的，完全依靠单家独户来应对灾荒，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此，我们需要适当建立村一级的公共财产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所以，面对这些新的政策提法，我请大家不要仅仅局限于教科书上的理论来讨论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我们的国情与现状。
为什么特朗普急于转变政策
马克思说：“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蔽着的基础。”
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动态适应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不应将其视为静态不变的结构，实际上，整个社会结构、主权关系的依附性、政治形式以及国家形式都是相互关联的。
现在，特朗普将重新执政，有人认为特朗普的重新上台标志着美国前所未有的集权现象：他不仅担任总统，而且参议院、众议院以及最高法院也几乎都在有效地支持他的国家战略调控。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多种权力集于一身。
但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特朗普正在推动国家的战略转型，要让美国从过度虚拟化、金融资本扩张的道路转向以产业资本为基础的道路。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挑战，必须找到回归实体经济的路径。甚至在美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各种政治势力也在重新组合。
我曾经在网上做过一个对话，对方叫“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伟大)共产主义”。许多人不解：MAGA怎么跟共产主义结合呢?它在美国就结合了。MAGA是什么?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回想一下中国共产党抗击日寇斗争的时候，难道是靠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理论去发动群众的吗?靠的正是民族主义。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把二战以后形成的教科书体系当成唯一的思考工具，适当地开拓我们的知识面，也许对很多问题就会增加一些独立的自觉思考能力。
从全球视角来看，目前出现的相对权力集中趋势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普遍存在。而在国内也出现各种争论，但这些争论并不具有绝对的积极意义。当前紧迫要解决的问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全球化解体大危机的巨大挑战，所以国家必须进行重大战略调整。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大家理解，我们应尽可能少进行无谓的争论，要直接回到我们面临的问题上来。
而对于美国国内来说，为什么特朗普急于要转变政策?因为如果他不能让美国回归产业资本阶段，就无法建立就业体系，只能陷入社会撕裂恶性循环。那就得政府必须增发债务，才能维持社会现状。
美国社会严重两极分化所派生的下层社会逆反心理，如何维持稳定?政府财政越是维持下层社会，就业成本就越高。假如每个人每个月可以不去就业，也能得到维持生存的收入，那为什么还要就业呢?如果不去就业，美国的实体产业怎么能够恢复?所有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
此前美国随着金融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在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过程中，它不带动就业。
我年轻的时候，曾十几次前往美国，并在纽约居住多次，其中最长的一次住了半年。在这座大都市里，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尽管大纽约地区拥有近2000万人口，但能在华尔街就业的却仅有大约30万人。这说明金融资本阶段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当金融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时，所谓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实际上指的是那些控制美国国家制度体系的内部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时常会引发诸多重要议题。比如广受关注的肯尼迪暗杀事件。甚至有人猜测，特朗普也可能遭遇暗杀(竞选期间特朗普就遭遇了“未遂刺杀”)，原因是他得罪了“深层政府”。
那么在现阶段，这个“深层政府”究竟是谁呢?就是金融资本与军工集团的紧密结合体。他们之所以紧密结合，是因为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扩张离不开军事霸权的支撑。试问，如果美国没有军事霸权作为后盾，仅凭一张纸印的货币，如何能购买他国的实体资产、资源、劳动乃至政权呢?因此，深层政府的核心正是金融资本集团与军工集团的直接联盟。而为了掩盖这一切，他们还必须与媒体集团联手。
当特朗普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从金融资本全球虚拟扩张的泥潭中抽身，转而代表美国工人的利益时(他提出了代表美国工人、美国家庭和美国梦的三个代表理念)，军工集团和金融资本集团会真心实意地代表美国工人吗?会真正为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服务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极为严重，极少数人占有了巨额资产，据统计，美国50%的家庭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仅拥有0.4%的财产;10%的富裕家庭则掌握了约2/3的财产，而最顶层的0.1%家庭更是占据了约1/3的财产。面对这样的两极分化，一般的调节手段显然无济于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向内部，即如何应对两极分化所带来的社会撕裂问题，这其中包括了“黑命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那么，“黑命贵”运动究竟从何而来?当这个运动兴起时，我注意到，其一是主要参与者并非仅限于贫民窟的黑人;其二他们并没有在贫民窟的街区打砸抢，而是选择前往富人区。这背后所反映的，实际上是阶级矛盾。
而在国内，我们鲜少见到这样的分析视角。所谓“主流”的分析往往更聚焦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左翼，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难以直面现实，不愿正视社会撕裂现象，而社会撕裂的根源恰恰在于严重的两极分化。他们避而不谈这些问题，转而将焦点放在移民、性别、LGBT等议题上，这些议题逐渐成为中产阶级主导社会的主流话题。那么，对于这些所谓的“主流”，我们也要盲目跟从吗?
将美国社会当前的变化及其主流导向的政治正确讨论置于当今这个时代背景下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为何世界上多数国家已不再视美国为灯塔?连我们国家的大量年轻人，特别是90后们，也不再像我们这一代人在初开国门、对外开放时那样认为只有走向西方才有出路。那一代人曾怀揣着“告别黄土地、走向蔚蓝色”的梦想，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内在地高度认同西方价值观，体制改革要以美西方为参照体系。客观上是因为那一代大多数人没有条件亲身体验西方生活，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演变成了一种迷信。
我算是“活久见”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作为公派访问生出国学习，那时正值世界银行介入中国改革之际。无疑会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来影响中国人，提出的政策建议无非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西式四化”。当然也给钱，但这些钱是给政府的，因此政府需要组织一批人来应对他们的要求，以便接受他们的援助。那时候，我们的外汇严重短缺，外债沉重，所以，他们给钱，我们就接着;但他们让我们做的事，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应对。
应付这些任务的人是我们这些当年30多岁、从美国学习回来的人。上级要求组成试验区办公室，专门应对这些事情，我跟着干了五年世界银行项目的监测与评估的具体操作。
我不仅出国学习，回国后也一直在处理这些事务。对西方要如何改造中国的意图非常清楚。他们每年都要派很高层次的专家团到中国来检查数据、案例和中方的改革方案，并提出修订建议。我负责技术层面的工作，也主要是来应对他们的批评和建议。完成这些工作后，再加上苏联解体等事件的影响，我们对西方主导国际社会的推进演变的介入过程、及对方与我们的关系有了更实际、更深入的了解。再加上我在政策部门工作了20多年，熟悉政策的演变过程。这些经历构成了我今天很多观点的基础。(来源：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