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人工智能革命”正在进行，这些革命对驱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的变化。21世纪的全球化将遭遇“创造性破坏”的巨大挑战，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概念、理论到实践，全球化本身就是创新的一个例证。全球化的韧性来自全球化的创新性。历史上，国家内政外交的巨变、战争、瘟疫、气候危机，都曾对全球化造成重大冲击，甚至导致了“全球化的中断”或“全球化的终结”。
近几年，世界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全球化的终结”（the end of globalization）的讨论。而仅仅在前些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人们对全球化还没有如此悲观，仅强调“全球化的危机”（the crisis of globalization）。从“全球化的危机”到“全球化的终结”的叙事转变，既表明全球化遭遇外在冲击，也反映出全球化发生了内在变迁——全球化作为一种结构（如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革命性、颠覆性、趋于长期性的改变。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遭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新的“创造性破坏”将促使21世纪的“新全球化”取代历史上的各种“旧全球化”。
以“创造性破坏”审视全球化的演化阶段
“创造性破坏”理论由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创新逐渐破坏了既存的经济及其模式，但破坏后，新的经济会取代旧的经济，发展就此产生。熊彼特在他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国内国外新市场的开辟，从手工作坊和工场到像美国钢铁公司这种企业的组织发展，说明了产业突变的同样过程——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创造性破坏”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那么，到底该如何划分全球化的阶段？通过梳理现有的代表性文献，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大多强调技术革命这个标准。理查德·鲍德温的贡献在于依据技术革命的演进来说明旧全球化（old globalization）和新全球化（new globalization）的分野。将全球化划分为七大时代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同样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不过，萨克斯的全球化史是泛全球化史，尽管他非常重视技术因素，却没有使用“创新”的概念，也没有提到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
“创造性破坏”可以成为一个划分全球化阶段的有意义的标准，因为“创造性破坏”越出、溢出、跨过国家等区域而到达全球层面，全球范围的人类活动（如全球经济）才得以形成。人们通常谈及历史上的“四次革命”（科技和工业革命），不过，“四次革命”这一说法并不严谨，因为前三次已经完成，第四次则方兴未艾。这里姑且也采用“四次革命”的提法。问题在于，这“四次革命”是否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可被定义为当代的“创造性破坏”？目前，包括世界经济论坛在内，人们习惯使用“全球化4.0”概念描述“第四次工（产）业革命”。这与“第四次全球化”说法的实质是一样的，但同样有问题。严谨地讲，从“创造性破坏”的视角，全球化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即全球化的第四阶段尚未完成。
理解全球化的“创造性破坏”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界已经有大量基于不同视角理解和阐发全球化的论述，但目前仍缺少专门研究“创造性破坏”和全球化之间关系的文献。这也许是因为发达的经济学对全球化的研究是相对欠发达的。研究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经济学家，如阿吉翁等人，只是把全球化当作“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将“创造性破坏”理论引入全球化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的内生动力、全球化演化的根本原因、全球化演化的阶段、全球化的韧性和全球治理等问题。但本文并非旨在展示已经完成的全球化研究，而是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如何适用于全球化研究。
我们不能忽视全球化概念本身的创新性。全球化概念史或者概念谱系史的研究表明，尽管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全球化”这一术语，但全球化概念的真正诞生却在20世纪80年代。1983年，经济学家西奥多·莱维特在《市场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一文中首创了全球化的概念。在这篇开创性文章中，莱维特建议（在美国的）企业要超越旧的“国际市场”（international markets），去发现新的“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s）。“一种强大的力量驱动世界趋同，这个力量就是技术。”莱维特指出，新技术无处不在，它们改变了通信、交通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因此，全球市场出现了，也就形成了“市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arkets）。
全球化概念诞生前的社会科学和全球化概念诞生后的社会科学是不同的。全球化概念的诞生改变了许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等。一个例子是，全球化概念诞生后，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指出，全球化古已有之，他们把全球化的起源追溯到远古。本来没有全球化概念的全球史学，则纷纷开展“全球化改造”，吸纳了全球化的概念。
不仅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进程本身也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我们以往并没有从“创造性破坏”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美国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2022年出版了《延伸乌托邦：20世纪经济史》（Slouching Towards Utopia: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认为“创新”是1870年到2010年之间“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该书明确指出全球化是1870年以来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大创新之一。2023年11月，在中国参加第十四届财新峰会时，德龙再次指出：“全球化是1870年之后，每十年就会出现的世界创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是英国本国的工业化，也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全球化的开始。理查德·鲍德温尽管没有使用“创造性破坏”一词，但他从创新角度简要回顾了全球化历史。1820年之后，由于蒸汽机、蒸汽船以及铁路等技术创新，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出现了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松绑”， 即“全球化的第一次加速”；1990年后，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使全球范围的生产协调成为可能，生产和消费出现“第二次松绑”，带来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大合流”。在鲍德温看来，多次的“全球化加速”意味着全球化的多次创新。鲍德温后来又观察到数字技术给创新带来的“大动荡”，例如，他从就业的角度集中讨论了“机器人化”带来的挑战及其社会政治后果。
我们现在体会到的、看到的、研究的全球化其实是历史上一系列“创造性破坏”塑造而来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欧洲学、历史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在2001年出版过一本名为《全球化终结》（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的书。不过，该书关注的主要是20世纪20至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那次“大萧条”。詹姆斯在全球化鼎盛的21世纪初提出“全球化终结”，比目前的终结论早了至少20年。此外，这位学者深感于全球化概念被误解与滥用。因此，他又于2021年出版了《言辞战：全球化词典》（The War of Words: A Glossary of Globalization）一书。詹姆斯没有因为“全球化终结”而担心，而是出版了颇能增强人们信心的《七次大冲击：塑造全球化的经济危机》（Seven Crashes: The Economic Crisis That Shaped Globalization）一书。该书回顾了19世纪中期到现在的历次主要经济危机及其对全球化的破坏，提出了关于全球化的可持续性或韧性的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引用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来强调全球化遭到的“大中断”和全球化的“浴火重生”。人类创新活动引发的体系变革、模式变革和观念变革是更宏大历史视野下的“创造性破坏”。其中，技术创新最具代表性，它引发的全球产业革命和全球经贸体系的变迁，改变了全球化的发展轨迹，并重塑了劳动力、产业、资本乃至资源的全球分布格局，为全球化的互动提供了新的纽带。数字化和智能革命无疑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创造性破坏”，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受其影响。在传统的以人口和货物的全球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基础上，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在信息和观念的全球流动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元宇宙”可以生成超越地理空间界限的互动场景，ChatGPT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基于全球海量数据以及训练和深度学习输出定制化文本，人工智能技术甚至可以实现视频的自动生成。文本、图像和视听产品正快速突破国界和文化圈层，不断填充全球化的虚拟空间。除了技术创新之外，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重大变化也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不管是自发的经济金融发展模式创新还是被动的危机下的经济金融模式的颠覆式巨变，都深刻影响着全球化的发展道路，全球性危机诱发的结构性变化既包含危机引发的客观变革，也包含危机驱动下的思维创新和改革创新。
全球化“创造性破坏”后的韧性及其治理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可以称之为“创造性破坏1.0”。与时俱进，现在已经进入了“创造性破坏4.0”时代。相比于“创造性破坏1.0”，“创造性破坏4.0”又有何创新呢？
当今各种“创造性破坏”使得韧性问题凸显出来。“韧性”一词开始流行，以至于韧性似乎成了“创造性破坏”的解决方案。根据施瓦布等人的研究，韧性指的是面对艰难境地时活下去的能力，或者是从困境中反弹的能力。除了韧性问题，在各种“创造性破坏”后，“创造性破坏”的治理问题也被迫切地提了出来。人们经常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混为一谈。比如，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化4.0：构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新架构”，便是一个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混为一谈的明显示例。在关于全球化的当代思想史上，这种混同已成为一个重要思维现象，也可以看作是人们试图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结合起来讨论的例子。这次年会触及了对“创造性破坏”，即“全球化4.0”的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讨论。自1971年创立世界经济论坛以来，施瓦布的世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声称，他的治理观是“以人和星球为中心”的“利害相关者的资本主义”。
施瓦布认为，“应对全球化4.0”至关重要。全球化是在科技、思想、人员、货物交流驱动下产生的现象。我们生活在一种新型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中，需要新的全球规则、标准和政策来维护公众的信任。新经济已经破坏并重组了无数行业，通过增加价值创造知识的密度，新经济正在实现非物质化生产（dematerializing production），正在增强国内产品、资本、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采取不同的贸易和投资策略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史无前例的科技进步意味着医疗、交通、通信、生产、分配和能源等系统将彻底改变。处理好这种变化不仅要求多国合作的新框架，还要求有新的教育模式，为工人提供新技能。
每一轮“创造性破坏”都是一个复合过程，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政治领域，对全球化的韧性是重大测试。在这个过程中，谁来协调新旧两种创新之间的关系？谁来建立与新的创新相适应的规范，从而使“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冲击不至于那么大？施瓦布等人认为，“创造性破坏”后，世界应该“重启”，应该由利害相关者来协调集体行动以实现治理。但是，对“创造性破坏”的治理是否将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如何形成适度的“创造性破坏”治理？
除了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往往意味着对全球化进行治理。“创造性破坏”带来新的增长、繁荣，可以造福众多人。但是，从旧行业、旧城市、旧全球化走出来的人，有的能够转移到新行业、新城市和新全球化，有的则不能，不能者则可能成为抵制“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并影响所在国家的政治进程。因此，全球化的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造性破坏”能否以平缓的方式展开，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全球化的阶段递进和创新性进步。韧性建设需要考虑全球化受损者的立场，考虑遭受产业转型痛苦及冲击的国家群体的境遇，使韧性建设成为扩大受益群体、增大福祉的行动。如果国家和国际机构探索全球化韧性建设的制度化道路和法治化道路，跨国公司探寻增强全球化韧性的经济和产业变革的温和通途，那么韧性建设的经验可以不断累积，为未来面对新的“创造性破坏”提供制度和政策方案借鉴。
全球化的韧性建设是全球性话题，也是全球性使命，它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公众广泛参与其中。首先，要分析研判“创造性破坏”的性质、烈度、波及范围和正负效应，提前预判风险和危机，推动规则和制度建设，形成应对“大震荡”的全球思想和舆论合力，为全球化韧性建设提供智慧和解决方案。其次，“创造性破坏”无论导致全球化的前进、倒退或大转向，人类社会都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和自主性，并非在全球大变革下逆来顺受。因此，以科学界为核心的认知共同体应充分发挥创造性，在科学共识基础上为全球化韧性重塑提供认知支撑，比如关于智能化的世界将走向何方，科学家共同体有责任以全球发展和全球进步为己任，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方案或政策路径。各国政府应当为全球化韧性的重塑承担起国内责任和全球责任，在解决国内风险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协作。各方共同行动的目标是避免技术变革陷入无序和混乱状态，防止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变成智能机器的全球化。最后，“创造性破坏”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会产生某些负面后果，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负面后果造成的危害，阻止新危机的爆发，为全球化谋划更优的道路选择，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是理解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化演化本质的一个重要角度。19世纪末以来，“创造性破坏”在更大范围，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使全球化从旧阶段演化至新阶段。下一场“创造性破坏”，即下一次产业技术革命正悄然来临，未来的全球化与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全球化注定不同。从“创造性破坏”及其治理的角度看待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庞中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文科讲席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