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兵书及其分类
中国历代的治国安邦之术，就是重视和强调文武并用，双管齐下。早在《左传》中，人们就有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普遍共识。这反映到经典的形成与发展，则分别侧重于文武两大系统的构建。从文治的要求来看，这是形成了以儒家“十三经”“四书五经”等经典为中心的文化传承绪统，而就武功的建树而言，这是构筑起以《武经七书》为代表的兵学发展主脉。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爱好和平，但是，我们也无法否定，中国古代其实战争频繁，兵连祸接，换言之，战争在中国起源很早，中国的历史从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中国人在与外敌作战时经常显得比较窝囊，但是在同类相残时那个暴烈残酷程度却是经常突破道德的底线，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之类的悲剧，年复一年不断上演。虽说那些读书人也常在那里呼吁“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那也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真实的状态往往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可能更是历史的常态。
战争层出不穷，杀戮惨绝人寰，它一定会附带着一个自然的结果，这就是用于指导战争的中国古代兵书的浩如烟海，叠床架屋。以至于在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兵书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与“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学科门类并驾齐驱，比肩而立，而在上古至两宋之前，那些粗蛮剽悍、肌肉发达的“赳赳武夫”，也被人们推崇为社稷的支柱，国家的栋梁，即《诗经》中所称道的“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所以，尽管最终被收录于清代《四库全书》的古代兵书，仅寥寥二十部而已，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兵书的数量之大，内容之广，是令人惊讶和震撼的，形容为“汗牛充栋”“数不胜数”毫不为过。许保林先生《中国兵书知见录》曾著录兵书3380部，2323503卷（959部不知卷书，未计在内），其中存世兵书2308部，18567卷（731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内）；存目兵书1072部，4936卷（228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内）。这个统计尚是初步的，刘申宁先生的《中国兵书总目》有更多的著录，达4000余部之多。但不管是3000多部，抑或4000余部，中国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兵法大国”，乃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兵书的性质与类型，早在秦汉时期就做出了相当科学的揭示与总结。在汉代第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步兵校尉任宏对搜集到的兵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工作，“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根据西汉中叶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等四大类。在划分兵书种类的基础上，刘向、任宏还就每类兵书的军事学术特点加以分析和总结。他们指出“兵权谋家”的基本特点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可见这一派主要是讲求战略的，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
“兵形势家”的基本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即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有学者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求战术的。
而“兵阴阳家”的主要特点则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表明它注重“时”，注意天时、地理条件与战争关系的研究，可能与范蠡以及黄老学派有浓厚的渊源关系。
至于“兵技巧家”的主要特点乃为：“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就是说，这一派注重的是军械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学习使用器械的技术方法、要领、军事训练等等。
任宏、刘向对兵家流派的划分与总结，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从此兵家四分法经《汉书·艺文志》记载而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班固《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而刘歆承其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又源于刘向之《叙录》）。成为后世兵书撰著与兵学理论建树的规范程式与指导方针。
不过，中国的兵书数量固然惊人，但绝大部分属于因袭成说，依虎画猫，学术价值有限，乏善可陈，真正有价值的兵书并不多见，能够称得上经典的，更是凤毛麟角，十分稀罕。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编纂的《武经七书》才是兵书中的翘楚，兵书中的经典，是中国古代兵学文化的最集中体现。
二，两宋政治、军事生态与《武经七书》的编纂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
不论是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就为官作吏、当平头百姓而言，活在宋朝，都算是幸运儿。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是赳赳武夫出身，但是宅心仁厚，宽恕包容。早早立下所谓的“祖宗之法”。这其中，优待后周皇室宗族，不杀功臣，不杀言事之士大夫三条，尤其是皇恩浩荡，旷古未有。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
试问除了宋朝，还有哪一朝是如此优渥厚待前朝的皇族宗室的，还不是实行彻底的“肉体消灭”政策，“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常态。可宋太祖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胸襟！又譬如，不杀功臣，宋朝也基本上做到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认贼作父，挟寇自重，当过伪楚皇帝的张邦昌伏诛遭戮之外-----应该说这完全是张氏本人咎由自取、自绝于天地，似乎也只杀过岳飞，但这冤案，很快就在宋孝宗时期得到平反昭雪。其制造者宋高宗、秦桧、张俊一干人还千秋万代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成为后人声讨唾骂的对象。至于宋朝的士大夫，在当时也活得非常滋润、逍遥自在。其发表与朝廷主流原则相背悖，不合时宜的言论，实在过分了，那就加以“薄惩”，将你外放到边远的州郡去反省和改造，而且通常时间也不会太长，过上几年，法外施恩，允准你返回中土，安享生活了。所以，苏东坡才会有这么良好的心态，吃荔枝，食龙眼，写诗作画，饮酒品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即使是涉嫌颠覆的“乌台诗案”，也还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上过上了尚算可以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历朝历代几乎都无法避免，有如宿命。例如，秦代有陈胜、吴广大起义，西汉有绿林、赤眉横扫天下，东汉有黄巾大暴动，隋代有瓦岗军、窦建德聚众造反，唐代有王仙芝、黄巢起义军席卷六合，元代有红巾军“如火燎原，不可向迩”，明代有李自成、张献忠横扫千军、荡涤乾坤，清代则有太平天国运动烽火遍地、势不可挡。而有宋一代，除个别的地方性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的团伙性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代发生过全国性的暴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问题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
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塘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的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导致这种局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燕云十六州的失落，西北牧场的易手，使优良战马的来源被切断，只能用川地的矮种马来唱骑兵组建中的主角，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战略兵种，它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着军力的盛衰，尤其是面对北方民族强大骑兵集团进攻时，自身骑兵虚弱，未战便已输了一半，毕竟，“以步制骑”只是一厢情愿的期盼。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宋朝廷推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基本国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赵匡胤、赵光义消极汲取五代时期武人干政擅权的历史教训，一味考虑不让“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使得他们将巩固皇权，强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置放在首要的位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谓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凡大将出征，皇上都要面授机宜，颁发阵图，统兵者不可越雷池一步。其手脚被捆绑得严严实实，没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之下，要打胜仗，岂不是比登天还困难！《孙子兵法》有云：“将能而君不御”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而宋代皇帝反其道而行之，那只能是“乱军引胜”，在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连战皆负了。
当然，打败仗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宋代统治者也想改善情况，有所振足。军权高度集中的做法不能动摇，那么，得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于是乎，他们就把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点，放到强化兵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来，用批判的武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故有宋一代，学兵学理论、用兵家智慧，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风，风靡一时了。
换言之，宋代的兵学缘此而兴盛发达，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兵学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这标志为：在宋代第一次出现了兵学的大型类书《武经总要》，第一次实现了兵书的专业分类，涌现出一大批专题型的兵学著述，如专门讨论守城作战要义的《守城录》、总结军事制度沿革及其特征的《历代兵制》，评析军事人物韬略的《何博士备论》、研究各类战法经验的《百战奇法》等等。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显而易见，宋代统治者强化兵学理论建设，所说明、所印证的，恰恰是宋代军事实力与能力低下的现实，当然，这样做比不做要好，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在这股传承与弘扬兵学理论的热潮中，《武经七书》便应运面世了！
北宋神宗赵顼统治时期，朝廷有憾于泱泱大国居然师旅不振，军威屡坠，在对辽与西夏的军事抗衡中屡遭失利、贻笑天下的困窘局面，终于下决心，决定兴办武学，培养优秀军事人材，以亡羊补牢，振衰起弊，扭转形势，赢得主动。
为了适应“武学”教学与训练的需要，朝廷遂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缕版行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从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七部兵学著述，就被正式定名为兵家经典著作《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由官方校刊颁行的兵学理论教科书。
三、《武经七书》的内涵、特色与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言：“能言之不必能行之，能行之不必能言之。”在现实中，“知行合一”更多的是虚幻的想象，知行背悖，知行脱节才是常态。宋代人打仗已被历史证明是的确很差劲的，但宋代人的兵学理论造诣之精深，“纸上谈兵”的修行功夫之卓荦，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一点，在《武经七书》的编纂上同样也有充分的体现。
如何在这么多的传世兵书中遴选出几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兵书，以武学经典的身份进入武学基本教材之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挑战，是对《武经七书》编纂者的学术眼光、兵学素养、文化识见的重大考验。它要求达到四个基本的目标：第一，有限入选的兵书能够系统、完整地反映宋代之前中国兵学发展的总体成就与基本面貌。第二，有限入选的兵书能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重要的代表性，且彼此之间可以起到互为补充、互为发挥的作用。第三，有限入选的兵书在思想性、学术性、文学性等方面，都要卓尔不群，引领风骚，臻于完美，具有典范意义。第四，有限入选的兵书无论是篇幅的大小，文字的阅读，表述的方式等方面，都应该恰当适宜，符合武学的教学需要，便于人们学习与掌握。
应该说，朱服、何去非等人的确是识见不凡，目光如炬，很好地完成了对经典兵书的遴选工作，实现了朝廷编纂武学基本教材的初衷。很显然，这七部兵书均是价值巨大、个性鲜明、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最佳入选对象，称得上是中国古典兵家文化的杰出代表。
这中间，《孙子兵法》毫无疑问是经典中的经典，核心中的核心，是名副其实的“带头大哥”。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认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孙子兵法》堪称古代军事理论的集大成者，构筑了古典军事理论的框架，使后世许多兵学家难以逾越。后世的军事理论建树，多是在《孙子兵法》基本精神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它代表了中国古典兵学的最高水平，无愧于“兵经”“百世谈兵之祖”的称号。
正因为《孙子兵法》一书具有巨大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后世兵家对它的肯定和赞誉史不绝书。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孙子注序》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对《孙子兵法》更是推崇备至，据《李卫公问对》记载，他曾由衷赞叹：“深乎，孙氏之言！”“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宋代人对《孙子兵法》予以高度评价的，更不在少数，如苏洵认为：“《孙子兵法》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辞约而义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矣。”（《嘉祐集·孙武论》）陈直中在《孙子发微》中也说：“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者未有过孙子者。” 戴望溪评《孙子》，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将鉴论断·孙武》）
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序》中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库的一笔珍贵遗产，《孙子兵法》是不朽的。因此，将《孙子兵法》选入《武经七书》，并列为全书之首，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
《司马法》一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兵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特征。它是一部以古为主，综合古今的混合型兵书。其基本内容则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即西周时期供武官学习或遵循的法典性兵学著作，这是它的主体成分。二、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兵学观点以及他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诠释内容。三、战国中期齐威王统治时的稷下大夫们在“追论”古者《司马兵法》之时，根据战国时代新的战争特点加入的一些兵家语言。
概括而言，它孕育于黄帝至殷商，创立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成书于战国中期，具有深厚的历史淀积层，集中反映了商周、春秋、战国前期各种军事观念、作战特点与军事制度，历史文化价值不容低估。为人们在今天全面了解、准确把握我国古代战争、军事思想发展历史的嬗递轨迹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而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原“古者《司马兵法》”中所保留的西周及春秋前期的部分内容。《司马法》的重要军事学术价值，体现为它是我国现存兵书之中，反映春秋以前军事思想、作战特点、军事制度实际情况最具体最充分的兵学典籍，集中渗透着春秋中期之前的时代文化精神。
东汉大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有云：“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宋代郑友贤《孙子遗说》也指出：“《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这些论述都准确扼要地揭示了《司马法》其书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意义。
《尉缭子》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既是现存“兵形势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战国军事制度的原始资料。它所倡导的“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念，“明法审令”“举贤用能”的治军思想，“权敌审将”“轻疾机动”的作战指导原则，均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故自汉唐以来，《尉缭子》一书一直受到兵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推崇。《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认为它“能分本末，别宾主”，“理法兼尽”。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也指出：“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以《尉缭子》为代表的三晋兵学在中国兵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做出了恰如其分且又实至名归的界定。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今存本二卷六篇，篇名分别是《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全书约近五千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活动事迹。当是由吴起及其门人编缀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子》一书是吴起兵学流派的集体性创作，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所反映的是吴起本人的军事思想。大致而言，《吴子》的兵学思想体系由三个方面组成，这就是进步的战争观念；“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以及“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应该承认，《吴子》一书的理论特色相对单薄，但仍不为一部有价值的兵学著作，尤其是关于战争观念、治军理论的阐述，不无独到与深刻之处。如吴起曾受业于儒家曾子门下，故其论治军时，多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这其实是开启了后世“兵儒合流”的先河，是反映中国古代兵学的主流价值观的，因此，《武经七书》中有《吴子》的一席之地，决非偶然。
《六韬》的贡献，在于其是先秦兵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集中体现了战国后期学术思潮融会贯通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