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长期来，《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其中，关于19世纪中国绅士总数的估算及其一系列数据，作为权威的资料广为学界引用。但是，由于监生资料收集的困难，作者对太平天国后各类绅士的估算中，忽略了太平天国后学额等增加的过程和生员等累积的周期这两个细节，使他对太平天国前后各类绅士数量的若干表述，与他的理论及客观实际出现了差异。而许多学者也都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往往不予分析而直接引用之，影响了张氏理论应用的科学性。故有必要对张仲礼就太平天国前后，各类绅士和总数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做一分析和说明。

【关 键 词】：19世纪；中国绅士；数量统计；张仲礼。

《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以下简称《中国绅士》），是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著名学者张仲礼1955年在美国用英文撰写出版的力作。该书对19世纪中国绅士这一社会阶层，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特作用做了深入的研究。其内容包括：中国绅士的人数分析；中国绅士的科举生涯；中国绅士传记的数量分析。1991年由李荣昌译为中文，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是作者的成名作、代表作，也是社会学、科举学等领域中的经典之作，被西方学者列入晚清社会史“最好的”一类成果[1]。张仲礼先生也因此而誉为“中国绅士研究第一人”、“真正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者之一”[2]。

《中国绅士》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其对19世纪中国绅士之构成、特征和作用的考察，至今仍代表着相关学科的研究水平，其学术影响力，在近六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不可逾越 [3]。其中，关于19世纪中国绅士总数的估算及其一系列数据，作为权威的资料，广为学界引用。但是，由于捐监资料收集的困难，张先生难以提供比较完整的监生资料，尤其是对太平天国后各类绅士的估算中，忽略了太平天国后学额等增加的过程，和生员等累积的周期这两个细节，使他对太平天国前后各类绅士数量的若干表述，与他的理论及客观实际出现了差异。而许多学者也都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往往不予分析而直接引用之，影响了张氏理论应用的科学性。故有必要对张仲礼就太平天国前后，各类绅士和总数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做一分析和说明。

此外，顺便对梁志平博士提出的，张著中因没有注意到生员实际录取中学额缺额的情况，导致对太平天国后生员人数估算“偏高”的质疑，略作回应。

一、张氏绅士估算的基本思路

众所周知，明清绅士按来源划分，包括“正途”绅士和“异途”绅士两大类。“正途”绅士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或者说学品和学衔，部分由此而获得官职。异途绅士主要通过捐纳获得功名，即“监生”，并由此可参加为获得更高功名的考试（通过则转入正途），或再捐官职。产生正途绅士的科举考试以“学科”划分，有“文科”和“武科”两大系统。文科功名，由低而高分别称生员（秀才）、举人和进士。此外，根据成绩和资历，一些生员还可选拔为‘“贡生”，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进士、举人和贡生，作为上层绅士均由资格出任官职。由于此三者几乎都来自最低一级的功名——生员（文）——县、州、府学里的学生，故只要统计出文生员的人数，“文科”出身的正途绅士就几乎都包括在内了。武科功名，由低而高也分别称生员（秀才）、举人和进士。武举人和武进士，作为上层绅士也均由资格出任官职。与文科一样，武举人和武进士也都来自最低一级的功名——生员(武)——县、州、府学里的学生，故只要统计出武生员的人数，“武科”出身的正途绅士也大都在内了。文生员和武生员相加，正途绅士的数据就出来了。由于正途绅士是绅士中的大头，且在官僚政治体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故生员信息成了统计绅士的最重要的资料。

其次是监生。监生名义上是清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可实际上绝大多数监生并不进京在国子监就读。监生又分恩监、荫监和优监。但这三类的监生人数很少。清代，尤其是到了晚清，监生的主体是例监——以捐资入国子监者。故例监亦称捐监。捐监生中虽也有生员，但在庞大的例监队伍中，生员出身者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 [4]。《中国绅士》收罗的资料表明[5]，捐纳监生者差不多都是平民（第104页），或日俊秀。一般地说，捐官者（含实职与虚衔）先要捐功名，则监生的人数几乎都包括异途绅士了。那么，生员和监生之和，大致可以说是绅士的总数了。但本文重点解读的是“生员”，至于监生的人数和来源等－般不予讨论。

对于生员之数量，早在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顾炎武（1613—1682），就在《生员论》中做了时“合天下之生员” “不下五十万” 之匡算。此后，法国传教士钱徳明(1718-1794年) 在乾隆年间统计出时全国文生员的学额为24701个，并估算生员总数为学额的20倍，即494002个(第97-98页) 。应该说，钱徳明的研究对张仲礼是有启发的。当然，张仲礼对生员人数做了更为科学、详实的考证和运算。

张先生对生员规模考察的方法和步骤是：确定府、州、厅、县试的频次，即几年内招生的次数；确定每次考试全国取中生员的学额，即名额；确定生员考中时的平均年龄以及他们的平均寿命，由此得出他们绅士生涯的平均年份或日其望寿命;在绅士生涯的其望寿命内举行考试的次数，乘以取中学额，即可求得正常年份全国生员的总数(第69页)，包括更高功名者。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张先生分19世纪上、下半叶两个时段讨论。笔者也遁此解析。为扼要起见，本文主要述论的是文生员。

史料表明，自康熙十二年（1673）后，府、州、县文生员的入学考试固定为三年二次（武试三年一次）。学额是科举时代每次考试录取的府、州、县级学生相对固定的名额。学额是按行政単位的大小和重要性分配的，全国地方官学分为大、中、小三等。康熙九年学额大致固定下来，后有所増加，至道光朝每次文科录取的大、中、小学一般在8-25名之间。根据《学政全书》等，获知太平天国前（实指嘉庆十七年，即1812年）全国有1741所官学，录取名额为25089名(第76页)[6]。作者考察后假定，当时获得生员地位时的平均年龄为24岁，死亡年龄为57岁，他们绅士生涯的平均年份，或者说生员的其望寿命约为33年。根据三年二次的频率，在某位生员的33年绅士生涯期间，他入泮过的地方官学，除掉其本人参加的一次，还将举行21次考试。依此类推，太平天国前任何时候在世的文生员的人数，都将是学额的21倍(第95页) 。那么，从纯理论的角度讲，19世纪上叶任何时期的文生员人数，是25089名学额乘以21，等于526869名 [7]。

用同样的方法，求得19世纪上叶任何时期的武生员人数，是21233名学额乘以10，等于212330名。文武生员总数739199名，约74万(第96页)。张氏又推理出同一时期监生的其望寿命为30年，并结合汤象龙《道光朝捐监人数统计》，相当准确地求得该阶段全国监生355535人(第105、154-155页)。我们从中可知，19世纪上叶中国绅士总数为1094734人，约110万(第109-110 页)。

《中国绅士》对于太平天国后的绅士，又是怎样计算和和表述的呢？

由于太平天国后绅士的标准、来源、途径，以及科举考试的“学科”划分和录取的频次等没有变，生员、监生的其望寿命也不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战争时期大量绅士非正常性死亡的因素姑且不论），那么，太平天国后绅士的计算就沿袭此前的方法就行了。事实上，《中国绅士》的重心也放在太平天国前，张先生对太平天国后绅士估算的着墨，主要根据公式直接在表格上反映而已。《中国绅士》表明，随着太平天国后官学增加到1810所，全国文生员学额正额为25465名，又因捐输新获永广学额4648名，合计30113名（第86-87页）。本来，此额乘以频次就是全国文生员人数。可不知何故，作者又加上了484名 “暂广学额”，合计30597名 [8]，再乘以21，等于642537名文生员 [9]；武生员学额为26806名，再乘以10，等于268060名武生员。则太平天国后文武生员总数为910597名（第152页）， 约91万。至于太平天国后的监生人数，根据各种资料，作者推理后认为比此前増加50%，即533303人。三者之和，可知太平天国后紳士总数为1443900人(第109-110页)，约145万。

对于上述估算，我们主要的切入点不是数据的准确与否，而是对这些数据的表述，或者说适用范围进行分析。

二、张氏绅士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

我认为，张先生对19世纪上叶中国绅士总数推导的方法是科学的，计算的结果是比较正确的，可以说，其历史复原的准确性，似乎至今仍无人超越 [10]。由于乾隆后未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暂广（一次性）学额和永广（长期性）学额，捐监人数又正好是1850年上朔30年(－个监生完整的其望寿命期) ，当时又未曾发生过较大的行政辖区的变动，对嘉庆十七年后稍有増加的官学可忽略不计。因此，《中国绅士》中的太平天国前，或者是19世纪上叶任何时期全国存世的文生员53万、武生员21万，生员合计约74万，以及太平天国前全国有监生约36万的表述都是正确的。说太平天国前、甚至19世纪上叶中国绅士总数约110万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受制于客观条件，作者没法提供整个生活在19世纪上叶的，监生的其望寿命期内的前、中段，也即1771-1820年的监生人数[11]。甚至引用的道光朝(1821-1850年) 的捐监人数前后变化也很大(第154-155页)，以至张先生本人也认为“整个19世纪前半期捐监生的人数在稳定地下降”（第102页）。那么，诸如太平天国前任－时期的监生约36万，与之关联，说19世纪上叶任何时期全国存世的绅士有110万(第110页)等的表述，都是不妥的。

太平天国后绅士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是本文主要想解决的。

我仍以文生员为重点来讨论。相对于《中国绅士》“表15，1850年以前文生员学额”，“表16，1850年以后文生员学额”（第140-143页）。“1850年以后”的表述比较笼统。根据上下文，既可理解“1851年（或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也可认为“1865年（或太平天国结束）以降”，抑或是1851年至科举终结的任何时期。由于作者多次的相关表述，如第98、110、135 页等，都诸如太平天国后的“任何时期”、“任一时期”或“任何－时期”，那么，《中国绅士》提供的上述数据，实指1851-1905年的任何年份。显然，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张先生在论述时，忽略了太平天国后，学额增加的过程和生员累积的周期这两个细节。

“自清初以来一直相对稳定的生员学额，到太平天国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政府制定了变通章程，规定凡捐输军饷的地方，将增加生员学额，以作为赏赐”（第81页）。可以捐输换学额的大规模广额，并不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初期－次性完成的（官学的增加也应如此），而是从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至同治＋年（1871年）才结束，历时19年，岁岁广额，累计永广学额4707名[12]。这等于说，确定太平天国后相对稳定的生员学额，应自同治＋年开始。而搞清楚太平天国后相对稳定的生员数，还要以此年为起点，再经历一个33年的生员其望寿命周期，即从理论上讲，《中国绅士》提供的太平天国后的642537名文生员，仅是科举终结前若干年的事。精确地说，他统计的太平天国后的文生员数据，只适用于1903-1905年这三年。同样道理，《中国绅士》对太平天国后的武生员的学额和人数、监生的人数[13]，以及绅士总数等一系列的估算和表述中存在的瑕疵和原因，也都可作如是观。

所以，我认为，虽然咸同兵燹导致绅士激增，但太平天国后各类绅士的增加有个滚动发展的过程，则笼统地把“滚动发展周期”结束时——20世纪初全国绅士理论计算值，也是清末全国绅士的最高值——1443900及相关数字——642537名文生员、268060名武生员、910597名文武生员、533303名监生，还有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720万绅士阶层（第111页），以及各相应的分省的一系列数据，当作太平天国后或19世纪下叶、19世纪后期、1850年后，尤其是此后“任一时期”的全国绅士和生、监等人数是不妥的。

可是，由于《中国绅士》在大量表格和众多论述，包括《中国绅士》的续篇——《中国绅士的收入》中 [14]，几乎都用太平天国前后、1850年前后，或19世纪前后期来反映他的统计数据[15]，使当今绝大多数读者没有、事实上也较难意识到张著存在的问题及其结论的适用性——都同样忽略了太平天国后，学额增加的过程和生员累积的周期这两个细节，引用时似都“原汁原味”，没有多大的分析与思考，影响了张氏理论应用的科学性。

如有的博士论文这样引用《中国绅士》：在19世纪后期，全国共有正途绅士910597名，又多次提及太平天国后全国绅士1443900名，以及相关的各省人数；有的专著引入了《中国绅士》中某省太平天国后生员、监生及绅士值；有的学人同意张仲礼太平天国后有绅士145万（戓140佘万），包括家属成员在內的绅士阶层总人数约720万的判断 [16]。

总之，这些学者的引文都无一例外地把科举终结前，也是清末（1903-1905）全国及其各省生员、监生及绅士的最高值，理所当然地当作太平天国后，或19世纪后期全国及其各省生员、监生和绅士阶层及其直系亲属的人数。我们认为，如此引述，等于都把结果当过程，对原著理解上不是很到位的，较量客观实际也是有距离的。且如果我不记错的话，当今中国大陆学者的引文，包括一些对《中国绅士》做的专业书评，几乎都没有注意或补充这些细节。

应当说明，我分析《中国绅士》中产生的以上问题，并不是指张氏的史料和计算方法有误，也不怀疑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历史资料统计的准确性是相对的），更不是否定张先生巨大的学术贡献，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史料认知、挖掘、整理上的无与伦比。事实上，只要通读原著，或领会他的估算的基本思路，即使表述中出现的问题，读者和引者也都有可能自行化解的。如《剑桥中国晩清史(1800-1911年)》中有“巨绅：太平天国以后的官吏和科第之士”一节，不仅以基本领会了的《中国绅士》为蓝本（张著的价值也由此可见），而且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原著中的部分“表述”[17]，使转读或转引者也从中受益。

希望我们的阅读和应用都有较高的境界和追求。

2019-09-12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17]  [美] 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晩清史(1800-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1、616-619 页。

[2] 分别见汪仲启：《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一人》、姜义华：《真正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者之一》，同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30日。依笔者所见，张著中的多项研究，不仅在学术史上是首创的，而且之今还是唯一的。

[3] 更为可贵的是，当张仲礼选择绅士为研究对象时，作为造就绅士的基础制度——科举制度正遭到世人的唾弃、绅士的声望也一落千丈之际。可见，学术眼光和择题是何等的重要。

[4] 这实际上也可抵消一部分由其它途径入仕者，如行伍出身的军官。

[5] 本文引文除注明外，都来自《中国绅士》，为方便读者，以下对引自《中国绅士》的重要处，标岀该书的页数。

[6] 王跃升提供的数据是：1852年前的相当长的时段内，文生员的学额是23852名。见王跃升：《清代“生监” 的人数计量及其社会构成》，载《南开学报》1989年第1期。

[7] 本人认为，对太平天国前后文生员的估算，是《中国绅士》的精华，也是该书的高引文之处。因为张先生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全国总和的数据，而且各省的官学校所、学额和人数及其前后变化尽在其中，信息量非常大。“通过对考试频次以及学额的调节，政府就能以相当大的准确程度控制每个地方绅士的人数”（第71页）之手段和目的，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8] 张氏显然把部分一次性的暂广学额当长期性的永广学额计了。这一数字将是永广学额4648名的近十分之一，即使是折算，也是比张自己估计的暂广学额“相当于永广学额的5%”（第97页）的2倍了。也可以说，此处理可能会导致0.5%左右的生员数虚高。但即使这样，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太大的影响。

[9] 梁志平博士认为此额偏高，因为张氏没有注意到生员实际录取中学额缺额的情况。详见梁志平：《定额非“定额”—— 晩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硏究》，载《兰州学刊》2009年第2期。按：梁博士提出的晩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的问题是新的发现，也是对《中国绅士》的补充，在学术史上自有其价值，今后在相关研究中理当注意，否则，至少在“以学额为钥匙估算”晚淸绅士时是不完整的。但是，排除特定的年份和地区，学额缺额对张的全国和省级生员的估算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其一，针对梁文首先论证的太平天国后部分地区，“应试人数久未复旧”，或大幅下降之问题，我们认为，当时部分地区虽然考生人数减少，但在一般情况下，哪怕竞争从百里挑一下降到十里挑一，也只会导致新生的质量式微，而不会对录取的数量产生影响。其二，从梁提供的资料分析，区区三百多名（即使増加几倍又何妨）的所缺学额，相对于数十万的数量显得微不足道。其三，正如梁自己也清楚的，同一时期“捐广暂额数量亦不斐”，并考证出仅咸同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暂广文额就多达500之上。换句话说，梁文的考证表明，大量的暂广学额（包括恩广和捐广），足可抵消学额缺额的状况。至于《中国绅士》对暂广学额可能处理不当，那是另外一回事。

[10] 笔者所见，对清代“生监”人数做过统计的，仅有上揭王跃升的论文，但王文的“计量”远比《中国绅士》简约。同时感到，受制与条件，当时王先生还未见过《中国绅士》。

[11] 百年清代捐纳研究史表明：迄今为止，除了汤象龙的《道光朝捐监人数统计》（载《社会科学杂志》第二卷第四期，1931年）外，尚无人问冿清代全国监生的专题统计（王跃升仅根据两个省的相关史料做了推理）。详见韩祥：《近百年来清代捐纳史研究述评》，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日]伍跃：《捐纳制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明淸论丛》（第12辑），2012年。按：遗憾的是，相关的学术史回顾，似乎都把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中的清代捐监研究都阙如了。

[12] 详见李世愉：《清代两次大规模増广学额之比较研究》，载《清史论丛》1999年号。按：《中国绅士》与李文中的59名差额，可忽略不计。

[13] 虽然我们还不像生员那样，比较清楚地撑握监生增加和累积的细节，但这－过程的存在是客观的。

[14] 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 页。

[15] 据笔者初步比较，这些表述似也非翻译之误。

[16] 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引文的作者和文章出处等，都不一一标注了。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