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富有的时候，随之肯定会出现一个新富阶层。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一大批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新富。然而，物质财富上的成功，并不能造就一位绅士。回馈社会需要、担当社会责任或许是新富与绅士的交汇点。我们可以用两千多年前的学者徐干的话作为结语：“夫贤者，言足听，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奖人之美，而好摄人之过。”这才可能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一位值得效法的楷模，无论是在19世纪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还是在21世纪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

今天，人们很难说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士到底有多少，要想说出其中的“绅士”有多少可能更加困难。不过，依据16世纪英国人曾经使用过的个人收入标准，我们也许能得出一些结论。随着中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之后，迈入知识和服务型经济社会，中产阶层的职业身份可能是经理、工程师和技师，其中包括银行、航空公司、连锁饭店和媒体业的各类经理人员。

不过，无论我们运用什么标准界定这个阶层，有一点都确定无疑，那就是在今天，它代表了一些社会精英。因而，“中产阶层”一词可能只是代指那些生活水准、消费方式(包括旅行、娱乐、着装、教育、住房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日益相近的人。事实上，这些经济精英给来华旅游的欧洲朋友留下的最深印象，大概就是他们的豪华房车、名牌服装和饮食习惯，就是“他们像我们一样生活”。

然而，从绅士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最有教养、富有旅行经验，往往掌握多门语言。他们懂得新技术的价值，懂得新技术如何为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休闲活动日益重要。因此，诸如高尔夫一类的各种运动的兴起，都需要占用人们的大量时间。据估计，几年前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大概是64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3％。与此同时，韩国的中产阶层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3％，马来西亚的中产阶层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6％。整个亚洲国家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大致相同，比如他们都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生活在城市里、晚婚、寿命延长、追求卓有成效的服务，以及在每天的生活中寻求更多的方便等。这些特点，在中国社会的表现日益突出。

在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任何一位积极主动、观念创新、工作勤勉的人，都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也就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美国梦”。随着经济状况的逐步改善，中国人获得了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梦”类似的东西(比如电视机、洗衣机、住房、汽车等)，而他们本人则构成了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

一个国家富有的时候，随之肯定会出现一个新富阶层。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一大批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新富，然而，坐地分金或大把花钱并不足以赢得“绅士”称号。伟大的励志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他另一本书《性格》中，对此有详尽的说明：

绅士生来所受的教育就是，无论他拥有了世界上多少财富，都会感到自己必须与他人分享。未能以适当方式回报社会，他就不会心安理得地享用别人提供的饭食、衣服和服务。

也就是说，虽然一位企业家或成功的经理人可以通过工作赚钱，也可以与家人一起分享自己创造的财富，但是，在找到适当途径回馈让自己致富的社会之前，他还算不上是一位绅士。可以说，绅士需要财富，财富却造就不了绅士。经历了富裕带给自己的最初快意，买下豪宅、名车和华贵服饰，学会喝上等红酒、打高尔夫球之后，也许就像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第三代富人一样，人们可能就有了服务公众的愿望。当然，这并非指要去政府机关工作，而是要有博爱奉献或从事慈善工作的意识。借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回馈社会。

有意思的是，最近情况已经出现了转机，一些中国城市考虑在学校重新开始实行“三好学生”的表彰制度。

武汉市就是其中一个，该市教育局负责人所倡导的价值观，与19世纪英国公立学校的价值观非常相近。他们坚持认为，一个好学生“首先应该是家庭中的好孩子、社会中的好公民”。因此，武汉市教育局引入一种新的“好学生”评估计划，其中包括测试学生在社会、学校和家庭三个方面的情况。针对当代青少年的一些不良行为，该评估计划十分强调社区服务这一类社会实践活动，强调“安排好自己日常生活、工作和休息的能力，不乱花钱，尊重长辈”，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该计划的明确目标，就是培养好公民、好孩子、好学生。可以说，他们的评估重点将不仅仅局限于考试成绩。

这似乎是一个值得仿效的改变。依照儒家经典的说法，富裕阶层有了正确的规范，行为得当，“民无或胥讠寿张为幻”（《尚书·无逸》)，百姓中就会少一些欺诈；相反，如果没有正确的规范，百姓就会充满仇怨。“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尚书·无逸》)这是古人智慧给予我们的伟大启示，完全可以运用于贫富差距拉大的今天，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和谐发展，避免仇怨。为此，行为的标准、规范，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礼”非常关键。绅士的历史表明，行为的标准、规范，或者对这种标准、规范的向往追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8年3月8日，美国《福布斯》公布2007年全球亿万富豪榜，中国大陆富豪上榜20人，增速近200％。相关资料还显示，中国单个富豪持有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如果在美国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能造就一个富豪的话，在中国20年就可以出落成一方牛人，中国大陆的千万富翁接近24万人。如果按照正常的家族代际传承，那么有资格成为“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翁”的新中国“富二代”将数不胜数。调查显示，80％的企业主希望能将企业交给自己的子女们经营；为了给将来做好准备，他们花钱送子女到国外最著名的学校学习。有意思的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企业家，希望将孩子送到英国学习，尤其是像剑桥大学那样注重绅士教育的学校；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企业家，则更愿意将子女送到美国留学。显然，他们学成归来时，将能更好地驾驭家族企业和财富，而不必经历第一代人创业的艰辛。而且，正如该文所指出的，这种家族企业本身就是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绝佳场所。

波士顿咨询公司2007年年底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已从2001年的12．4万上升到2006年底的31万，跃居全球第五，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与此同时，金融资产在10万美元-100万美元之间的“富裕家庭”也在迅速扩大。预计到2011年将从目前的325万户增加到640万户。但是，他们中大约有一半人缺乏足够的理财知识，或没有接受过足够的理财教育，结果未能成为积极的投资者，也没有涉足金融业务。事实上，他们的理财观念与个人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他们中间有60％的人是积极投资者，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其余40％的人，仅仅接受过小学教育(中国私有经济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先富起来的人，只接受过小学或中学教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高等教育对人们致富并不是那么重要呢？我们相信，有关没有上过大学却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们的故事，很多读者朋友大概都听说过很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可能更多的是从事研究工作，或在大学谋得一份教职，而学位并非是衡量人们企业经营能力的标尺。实际上，经营企业需要完全不同的个性和能力。

盖洛普公司也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一些富有的消费者非常迷恋名牌，也更加崇尚个性。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收入家庭的年轻人都希望与众不同，他们的口头禅由过去的“勤劳致富”，变成了“别想着攒钱，我只想过适合自己情趣的生活”。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也都小心谨慎地为家人购买保险、房产或者出国旅行。

他们购买保险，尤其是购买人寿保险的兴趣，应该说非常有益。因为这些刚刚富起来的人，也必须学习履行纳税的社会义务，包括缴纳可能开征的遗产税。初看起来，遗产税似乎让当事人吃亏，实际上却为个人合法获得的财富提供了一个法律保障。纳税不会刺激人们将现金转到境外的一些逃税天堂，或者存入瑞士银行，而是让新富起来的人更加富有，从而带来整个国家的繁荣。

然而，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体系。而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体系，如果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次财富积累期算起，大致还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有意思的是，根据已经发布的各类中国富豪榜，新型富豪已经涌现。他们可能是互联网企业家，也可能是连锁零售商巨头。这些合法获得的财富可能更持久，也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第一代富人涌现的19世纪工业化时期的英国，或者像洛克菲勒、葛维汉等巨富涌现的20世纪初的美国。有了合法致富的坚实基础，社会各个阶层都会受益。

正如前面文章所说，第一代富人的标志是大腹便便，第二代富人的标志是名车豪宅，第三代富人的标志是健康(因为有了健康，就有了希望和未来。失去了健康，也就谈不上什么生活，拥有再多的金钱也毫无意义)。环境也是如此，第三代富人对人居环境大都非常关切。美国学者易明对中国的未来环境抱有乐观的看法，预言在不久的将来，非政府组织将持续迅速发展，而且也会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支持(人人都渴望拥有一个洁净优美的环境，也愿意为此出钱出力)。随着新税制的推行和富裕阶层的扩大，中国的著名企业家将成为向非政府环保组织提供财力支持的重要力量。

然而，正如最近一份对中国18个大城市12000个家庭的调查所显示的，中国目前正处在第一代富人与第二代富人之间，赶上了一轮消费潮。这些新兴中产阶层的基本特征，便是高消费、高学历、高文化水平，他们依靠新理念和市场消费规律致富。事实上，他们当中85％的人年龄在25到39岁之间，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长大成人并富裕起来，75％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上一代人则由于遇上“文革”，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中95％的人拥有一套住房，78％的人拥有一辆汽车，所有人都拥有收益丰厚的金融资产。

正如我们所想，他们品牌意识很强，尤其青睐Swatch、克里斯汀·迪奥之类的国际品牌。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与先辈们不同，更愿意接受新思想和各种不同观点，更愿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高达67％的人员愿意尝试新生事物，近59％的人愿意尝试社会提供的新体验。他们大多数人都非常关注经济发展形势，经常阅读财经报纸，每周平均上网15个小时。这的确是一个重大改变。

因此，保险、住房、教育基金成为中国富人三大主要投资工具。而随着一些曾经带来长时间稳定收益的股票的彻底崩盘，他们对股票投资已经没有多少兴趣。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在投资时首先要确保赚到的钱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但是，我们认为，保持“精神”健康和“社会”健康同等重要。当然，这意味着要通过符合社会规范的“精神”生活，保持一个平和心境，参与并融入社会、回馈社会。想确保个人的幸福，从相对贫穷变得富裕起来，都需要坚定的信仰。很多中国新富精神空虚、放纵无度，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信仰，或者就是陷入信仰错位。上个世纪英国著名学者G．K·切斯特顿对当时的无神论现象发表过评论，他认为，当人们不再相信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决不会什么都不相信：他们会相信任何东西。

金钱不能取代信仰。正如自杀人数、腐败案件和节节攀升的离婚率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对于物质的迷恋(比如乐于为自己建造迪斯尼式的城堡、胡乱购物、挥霍成性等)，都将带来灾难。我们认为，“绅士风度”之类的古老概念很有意义，我们也许能在回顾绅士的历史、内涵当中得到启迪。

假如这样的话，东汉学者徐干(公元170—217)撰写的《中论》就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徐干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认为名与实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联，他明确指出了没有这种关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文章揭示了“中”的内涵，直到今天，中国领导人也将“中”(也就是中和、平衡)视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徐干认为，过去的绅士往往通过实践培养自己的美德，修炼自己的行为，而不会仅仅为了发财致富沽名钓誉。

绅士是通过树立行为规范和典型造就的，因而，即便他们一文不名也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徐干强调，真正的绅士应该智慧、谦逊，应该注重谈话技巧和个人言辞。这些，都与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致儿子信中所讲的英国绅士精神惊人地相似！

新富们的精神升华

可以说，从事慈善事业是新富们花钱的最“好”方式，也是被广为宣传的方式。事实上，随着中国企业家生活的舒适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他们似乎更愿意投身慈善事业了。最有意思的是，有些慈善家的捐款往往是率性而为。据说慈善家黄如论有一次电视报道说一所学校的老师日常生活非常困难，他就向那所学校捐款近1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企业家捐款中，涉及教育的捐款所占比例最大。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教育的重视。除了教育，富豪的捐款方向还包括文化、贫困救济和社会福利领域。

第二种花钱的“好”方式，就是作为一名成功企业家不仅要参与慈善活动，更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当今中国，大城市居民与偏远省份的农民之间贫富差距非常之大，自然容易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因此，成功的企业家像过去的绅士那样处世为人，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为第二、第三代人拥有更多财富铺路，就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像一位慈善家那样慷慨解囊，热心加入那些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各类慈善团体，而且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办一个能够生存发展改善员工福利的企业。一家善待客户和员工的“好”企业应该在自己所在社区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依法纳税(这也是对国家的“贡献”)，从而对周边企业、竞争对手和供货商产生积极带动作用。

世茂集团总裁许荣茂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也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一些资深企业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个人的成功和经验必将有助于国家的全面发展，鲁冠球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另外还有宗庆后、沈文荣，前者是杭州娃哈哈饮料公司的前总裁，后者则是中国最大的私有钢铁公司的老板。

物质财富上的成功，并不能造就一位绅士。我们或许可以用两千多年前的学者徐干的话作为结语：“夫贤者，言足听，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奖人之美，而好摄人之过。”这才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一位值得效法的楷模，无论是在19世纪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还是在21世纪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