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曾在力挺何炳棣关于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的基本史料、方法、观点与结论的前提下，对何氏的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以及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对其进行过讨论和商榷，同时，在相关论文中，站在何炳棣的立场，比较有力地为其辩护。但自己从来没有因何炳棣未使用天一阁所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善本而说三道四，更没有因此而苛求过史学大师何炳棣前哲。可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徐泓教授在相关评论时，说我的论著中“以何炳棣未使用明代天一阁藏进士题名录，批评何炳棣的方法与资料”，又忽略了我的部分观点。这不仅已给本人的学术品格造成直接的、比较严重的后果，也影响了对何炳棣教授在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评价之全面性。故有必要再次予以说明和澄清。
关键词：何炳棣 《明清社会史论》 评价 徐泓 澄清
笔者曾以《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以下简称《也谈》）、《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以下简称《再商榷》）为题，对何炳棣的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的研究进行过讨论和商榷。本来，我想表达的已表达清楚，加之先贤已驾鹤西去，我再也得不到回应，已不想在同一问题上赘述。但由于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徐泓教授翻译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中文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以及做相关的专题报告时，对拙作的若干论述产生了异议，又忽略了部分(含我其它的相关论文)观点，这不仅已引起了包括何炳棣本人在内的读者的误会与不满：以为本人真的苛求过何炳棣未使用天一阁所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善本，也影响了对何炳棣教授在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评价之全面性，故有必要再厘清、重申笔者的看法。
一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在他的煌煌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英文原著于196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初版，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论》，由于中译本是在1967年第二版的基础上修订的，故本文尽可能按最新的中译本材料讨论[1]）中，通过对明清57份《进士登科录》的14562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代进士出自A类者，即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生员功名、更谈不上有更高的功名与官职的家庭占46.7%；出身B类者，即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占2.8%；余为出身C类，即是指那些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何氏把前两部分都看作平民，这样，明代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其中，明初（1371-1496，以下一般称“明代前期”)平民出身的占57.6%。清代A类进士占19.2%，B类进士占18.4%，两者合计为37.6%。明清两代出身A类的进士占31.1%，出身B类的进士占11.6%，两者合计为42.7%。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资料也难以企及的。[2]换言之，明代，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典范，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明清社会史论》也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而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论断，俨然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遭到了海姆斯(Hymes)、艾尔曼(BenjaminA.EIman)、卜正明(TimothyBrook)等国际著名汉学家的强烈冲击，[3]但“非流动派”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从方法到观点与何氏进行争鸣，至于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是否存在局限、所考察的明代前期的科年与人数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标准，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命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质疑者则未予关注。
2006年，笔者撰《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一文，在支持何氏的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这一基本结论，以及认为代表当今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水准的，仍非近半个世纪前的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莫属的前提下，对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同时考据，何炳棣揭示的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生员家庭的空白，乃至明代“B类进士”稀少，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所谓的“理解不同”，是指凡《明代进士登科录》户籍栏登记为“儒籍”的，皆可视为有生员的家庭。虽然已知的明代“儒籍进士”才160名，[4]但是，由于儒籍进士集中出现的明初，有10余科的进士题名录没有记载进士的“藉别”，[5]故实际的儒籍进士应远大于此数。
至于“史料缺载”的判断，是基于元代生员没有资格上《登科录》而做的“明承元制”的类推，[6]是一种假设，其理论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史实的检验。
后来，本人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等史料的搜检，[7]找到了进一步论证的实物或依据，确定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生员家庭的空白，以及明中后期生员家庭的比例不高，均是“史料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先生的相关论点，因而也可作进一步的讨论。即与历朝一样，明代进士也大多来自绅士阶层，而不是何炳棣所论断的半数。这说明，明代进士也大都是一个家族长期积累的硕果，是“优生优学”的产物，基本上是精英内部的循环。[8]也可以说，横向流动仍是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的“主旋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科举社会的流动萌生丝毫的怀疑，因为财富是不停地流转的。[9]本人更不会因此而改变——从方法到结论——总体上，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研究，至今仍代表着该课题较高的水平之评价，[10]以及对史学大师何炳棣前辈的推重乃至崇拜之情。[11]
此外，我的《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2期），对科举社会流动率的争鸣作了回顾和总结，并从史料到方法，从理论到实践对西方同行进行了“回应与挑战”。
二
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原著是英文版，虽然意大利文、日文、韩文版也早已问世，但直至本世纪初，仍未有中译本刊行。前几年，在何炳棣本人惠允和协助下，由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泓先生翻译，翘首以盼的《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才于2013年在台湾联经出版。《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的问世，不仅填补了中文学术界的重大空白，而且译者注释详尽，又优化了原著的结构，得到了何炳棣先生的首肯。这是明史大家徐泓前辈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笔者近日见大作后如获至宝；拜读后大有收获。如该书《第四章向下流动》和《附录：社会流动的案例选》揭示的史料与分析，有助于对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状态的整体把握。同时为自已的不少观点、史识，与何氏不谋而合而感到欣慰。凭良心说，《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对于不懂外文的晚辈我来说，尤其格外珍惜和感恩。这更说明，任何学术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进展的。
此前，徐先生曾在《何炳棣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提及，“近年来，何教授的论点遭到部分学者质疑。较著名的有美国的郝若贝（RobertM.Hartwell）、韩明士（RobertP.Hymes）与艾尔曼（BenjaminA.Elman），中国的沈登苗”。首先，徐先生在对持续三十年、围绕何氏的研究展开的，关于科举社会流动率的激烈争辩做学术史回顾时，笔者能忝列其中，深感荣幸，毕竟这是是何炳棣祖国(海峡两岸)中唯一的主要质疑提及者。徐文接着说：“沈登苗则于2006年发表《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批评何著对‘明代前期’的界定，及以何教授未能使用天一阁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为憾，并指出‘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造成的，何教授的‘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但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使用的21种（其中5种为天一阁独家收藏前人未使用过的）明代前期题名碑录，分析的结果，仍然支持了何教授的结论”。[12]
上段文字，可商榷之处不止一二。现按文章顺序进行辩析。
第一，我不同意何著的是对“明初”(而不是“明代前期”)的界定，因为把跨度将达近半个明朝的前6个科年(1371-1496)划作“明初”，显然是不妥的。
第二，“及以何教授未能使用天一阁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为憾”，这单独看似客观描述，但问题是，此前一句是“批评何著对‘明代前期’的界定”，给人产生后者也是批评何著的意思。如有网友wbluegreen在“豆瓣”上指责：“沈登苗质疑何炳棣写《明清社会史论》时，怎么不用天一阁所藏的孤本进士名录，是‘吹毛求疵’”。[13]事实上，原作者何炳棣在徐泓的《译者序》（初稿）获悉信息后，也因此而大为光火，并表达强烈的反感。[14]可实际情况是，拙作原文只有以下一段话：“由于至尊的‘天一阁’对相关善本迄今尚未向外开放，使其独家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的尊容没有真正进入社会史、科举史研究者的视野”。[15]这里，没有指任何人，更无批评的意思，而且，情有可原，因为，“‘天一阁’对相关善本迄今尚未向外开放”（指到笔者当初撰文时）。
第三，“何教授的‘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此说比较模糊，因为原文是特指——“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的‘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这里也可误解为泛指——“明代科举流动率高”的‘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
第四，钱茂伟“使用的2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是钱著表5-2“明代进士家庭成分统计”采用的2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的全部，具体从永乐九年（1411）到崇祯十六年(1643)，而非仅是“明代前期”{属于“明代前期”的仅永乐九年（1411）、永乐十年（1412）、正统元年(1436)、天顺元年(1457)等四科}；[16]钱茂伟涉及了2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其中，钱本人“独家使用5种”，[17]而非“其中5种为天一阁独家收藏前人未使用过的”。
第五，尽管拙作也承认：“钱茂伟的统计客观上支持了何的结论”，但这仅是指数据本身——“明代前期出身平民家庭的进士甚多”，[18]与我讨论的“性质”——“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无关。而根据徐先生的上下文，给人以钱茂伟否定了本人的观点之视觉，容易使读者产生错误的判断。
还有，虽然在学术史回顾时，涉及到哪个作者、哪篇文章、哪个观点，是撰者自己的事，但既然连次要的、甚至细节也注意到了，那么，主要的观点似不该遗忘。如前所述，《也谈》的主要观点有两个，一是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之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二是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生员家庭的空白，乃至明代“B类进士”稀少，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至于时段界定和未能使用天一阁数据，属次要的、细节的甚至与实质无关的内容。徐文既然连次要的、细节的甚至与实质无关的内容都注意到了，那么，对笔者就“B类进士”的质疑之忽略，是否回避了实质性的讨论呢?
顺便提及，何炳棣在反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的质疑时认为，艾尔曼统计出来的平民比例比他的还高，并对艾没有就此做必要的展开颇有微词。[19]但笔者认为，在这个细节上，何炳棣误解了艾尔曼的工作，因为艾氏统计的内容是进士的户籍(户计)，而非家世，[20]故何对艾的指责似有失严谨。由于艾氏本人对此没有回应，使海峡两岸的许多学者，包括徐先生在内，至今还都不明就里，如徐在《何炳棣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中的地位》等文中，也把此当做何的正确判断而一再述引，故有必要在此重申。
如果说，徐先生以上对拙作的模糊理解，己被人误解为对何炳棣的苛求和不敬，无端地给本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徐先生在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14年年会上，[21]其“明代向上流动再探”的专题演讲中对拙作明显的误读与曲解，则可能会给本人的学术品格造成更为直接的、严重的不良后果。
徐先生的演讲，旨“在何炳棣对于明清社会流动的研究基础上，重新审视明代阶层向上流动的课题”。他在何炳棣对于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率的统计，遭到挑战与质疑后指出：“……中国学者沈登苗、钱茂伟则以何炳棣未使用明代天一阁藏进士题名录，批评何炳棣的方法与资料。但实际上，何炳棣早就知道有此收藏，惟在其写作的年代，大陆并不开放这批资料，何炳棣也只能作罢”。[22]
按照徐先生的意思，我和钱茂伟因何未使用天一阁馆藏，而批评其的方法与资料，实属多此一举,并给人于苛求何炳棣的印象。笔者以下要加以说明和澄清。
因文章发表与流传的时间关系，徐先生撰《何炳棣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时，可能只看到在下的《也谈》，没见《再商榷》。当他2014年初，做“明代向上流动再探”的专题演讲时，徐先生有否见到《再商榷》，笔者不得而知，我只能做以下分析。
如前所述，就天一阁藏本，笔者的《也谈》无一字涉及何炳棣。如果就《也谈》说我“批评何炳棣的方法与资料”，似无的放矢。只是在《再商榷》中，出现过以下一段文字：
“何炳棣统计的17种《登科录》有14科是《进士登科录》，只有3科系《同年录》。我们从表1已获知，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不完全档案，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既然何氏统计的资料主体是《进士登科录》，而非《进士同年录》，则能辑出的生员自然就少了。故尽管何炳棣几乎囊括了当时海外可以搜寻的资料，且研究的版本是权威的，描述的数据是客观的(相对于统计的文本)，但由于没有机会来至尊的天一阁“碰一碰”她收藏的52种(不含其它形式的4种)明代进士题名录(其中独家收藏29种/28科)，以致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考查中，没有得出能比较正确地代表有明一代的结论，也即由此统计的资料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特指‘B类进士’，下同)的一个依据。”
以上主要表达了三个意思：何炳棣的统计生员少，主要是版本的原因；何未“碰一碰”天一阁，是因为没有机会；[23]何若因其统计的“B类进士”少，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是不恰当的。
也即我仅就“资料”(主要是版本)和何炳棣进行了比较与分析，且即使“资料”，也是特指，并不影响其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C类进士”少）之总的结论。这里若真有“批评”的成份，也是不得不说的，但更多的只是“遗憾”，因为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是何炳棣主观上的原因。舍此，我并没有批评何炳棣的“资料”，更没有批评何炳棣的研究方法。相反的，我一直认为何炳棣的研究方法是好的。如我在书评中曾言：钱茂伟把“A、B类进士”合并一项，批评此举不如何炳棣的“三分法”好。[24]
不仅如此。我是为数不多的、站在何炳棣的立场，对其的“对手”就史料与研究方法使用的质疑做辩护，或者说笔者是支持何著，反过来对批评何著之论点，予以“证伪”者。
三
徐的《何炳棣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等揭示，何炳棣本人未就质疑者撰专文反驳，除了提及艾尔曼，韩明士等贬低科举社会流动时，李弘祺教授与之展开讨论外，[25]涉及的几乎都只是，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人(主要是华人，尤其是大陆学者)及其论著、观点，支持了何炳棣的研究，借鉴了他的方法。可徐的学术史回顾，缺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人对质疑者的观点进行反驳或“证伪”的史论，影响了评价的全面性。而本来，我的相关研究，多少可以弥补对何炳棣的质疑者反驳、“证伪”几无之缺憾。
至今，似乎除笔者以外，国际汉学界对何炳棣为首的，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垂直流动的质疑，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点：一，在史料上，《登科录》反映的“进士家状”不够全面、宏富，还应利用方志、族谱等其它史料；在方法上，仅取父系直系三代为对象，统计的“精英”范围不够深厚、宽广，宜考虑家族、母系、婚姻等社会背景。但我觉得没有比何炳棣所用的更好的史料和方法。
我在《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中，对科举社会流动率的争鸣作了回顾和总结，并从史料到方法，从理论到实践对西方同行进行了“回应与挑战”。也可以说，是为国际汉学界对何炳棣的“围剿”而“解围”。
就史料的质疑，我指出，“以《登科录》为核心的科举题名录是考察进士家世的相对系统与完整的史料。其它如方志野乘、家谱牒系、朱卷履历、笔记文集、编年传记、行状墓志等也都是第一手的研究素材，但现存或目前所发现的这类资料皆不能自成体系，难以做纵横的比较，通常仅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如卜正明对明清鄞县绅士家族的统计，吴仁安整理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的资料等表明，若以方志、族谱为基本材料，想比较完整地揭示一个府，甚至一个州县在某一时段的科举社会流动也是相当困难的”。
针对方法的发难，我回应：“以家庭——父系祖上三代的履历来量化考查进士的社会背景，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仍是迄今为止最切实可行、简捷有效，甚至无法取代的研究方法。[26]家族、婚姻、朋友、世交、师生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子的成功概率与速度，从其中的每一角度入手，都能促进科举社会流动的探索向纵深发展。但问题在于，我们今天难以从中提取具有基本时空概念的史料，不具备相对整体的操作性与可比性，故真正的影响，也无非起些‘旁敲侧击’的作用罢了”。
如贝蒂对明清时期桐城的上层社会研究时发现的——任何时期只有少数成员拥有科举头衔，考察的仅是被研究者(一代人)的功名，[27]这与通常的看几代人出身的计算方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等级)的统计学概念，两者不具有可比性。贝蒂的考察不能较多地反映被研究者的家世。依我之见，贝蒂对桐城的解剖是否具有个案的意义还不好说，更遑论对何炳棣的结论形成颠覆性的威胁了。
“近数十年来，西方汉学界关于精英在地方社会的角色与价值、绅士在宗族里的功能及其互动等方面的讨论，成果迭出。但一般的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人人际网络的了解毕竟不如生于斯、长于斯的何炳棣”。一些没有在华有较长生活背景的西方学者，“在看待家族在科考中的作用上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按：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出生的美籍华裔学者李弘祺先生，被当代西方汉学家指责为几乎仅有的“还相信‘父系三代’可以看出一个新进士的家庭背景”的族裔背景。见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Ⅺ页。
笔者又揭示了“流动派”与“非流动派”的一个区别：“据笔者所见，主张科举促进了中华帝国后期的社会流动的学者，通常采用的是全国性或较大区域的史料；而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挖掘的是局部的、零星的史料，说服力勉强”。[28]
也可以说，就目前世人所掌握的史料和展示的成果而言，若撇开以《进士登科录》为主的科举题名史料及其所反映的进士父系祖上三代的履历，几乎不存在具有基本时空概念、相对系统、完整的史料及其具有可比性的操作(方法)。[29]那么，以上述论都不是站在何炳棣的立场，比较有力地为其辩护，或者说对质疑者予以反驳及“证伪”吗？[30]忽略了以上拙论，以及本人与何炳棣商榷的有关观点，不是有失对何炳棣教授，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评价之全面性吗？说我的论著中“批评何炳棣的方法与资料”，都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对于后者，徐先生是否应在适当的时候也给读者予以说明和澄清呢？
借此机会，我还想就郑若玲的相关研究略做讨论。郑利用清代朱卷探讨科举的社会流动时，不仅把讨论对象的父系祖上由三代延伸到五代，还涉及了妻系和母系，若仔细分析文中的父系直系上五代和岳父、外祖父的出身，她的研究已相当清楚地表明，晚清时期中高级功名已被上层社会所垄断。[31]但应当指出，第一，朱卷与题名录相近，也是研究科举人物的第一手资料，但系统性、完整性不如《登科录》。第二，她的统计也是全国性的，尽管属抽样的性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此项的研究仍以父系祖上直系为依托的，至于统计三代五代关系不大，其它的延申仅是补充、丰富而已。按：本人既认承科举功名的垄断性，又不否定科举社会的流动性，因为前者是客观事实，相信后者则是财富是不断地流转的(只要看当什中国贫富阶层变迁频率，就可知传统中国“富不过三代”绝非戏言)，这就给了穷人以致富、读书、进学、登“天子堂”的机会。同时，科举时代不进则退，上层家庭的子孙若没有天赋和本人的主观努力，仅靠“祖上”在科考上几无成功的例子。[32]故我赞美科举制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体制对上下阶层都是激励。而这恰恰是当今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借鉴的。
总之，从开题、史料、方法到结论——总体上，何炳棣的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的研究，都经得起时间和事实的质疑，他对明清科举社会向下流动的探索，也是独树一帜的。本人完全同意徐泓先生在《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译者序》中的评价——何炳棣“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动的”。
然而，尽管作为何炳棣的崇拜者，其理论和实践的追随、捍卫者，我仍坚持：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论断，从官与民的划分来说，是成立的，但从绅士即包括父系祖上三代具有功名的概率之角度分析，是难以成立的，至少是可商榷的。由于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资料也难以企及的类比，是指明代前期，则这一引伸意义也就需重新审视了。且即使按前者——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当然，本文更要澄清的是，我没有因何炳棣未使用天一阁所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善本而说三道四，更没有因此而苛求过史学大师何炳棣前哲。
原文按：2014年10月3日，借徐泓教授就《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出版，赴台湾成功大学演讲之机，笔者曾委托成大侯美珍副教授转呈了拙作(《征求意见稿》)，并留下本人的电子邮箱地址等联系信息，但至今未见徐泓教授之回应。
2019-09-01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释
[1]由此产生的引文与《也谈》、《再商榷》发表的时间逆差，相信读者会自知原委并凉解的。
[2]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中文版），徐泓译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34-141，318页。
[3]参阅(美)韩明士(海姆斯)著：《社会变动与科举考试》，曹国庆、邓虹编译，《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美)B·A·埃尔曼：《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卫灵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加拿大)卜正民：《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昊孙竞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中文版），徐泓译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80页。
[5]详见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310页。
[6]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9期。
[7]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
[8]据台湾学者对万历三十八年(1610)77位军籍进士的研究表明，仅是进士的兄弟中，就有200人有各级功名，即这77个进士平均每个家庭有3.6个兄弟有功名，且还没有充分发挥的进士的儿子们，也显示了强劲的进学势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自生员始，科举功名就被绅士、有产阶层垄断了。详见于志嘉：《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科举与任官》，（日）《东洋学报》第71卷第3、4号，1990。按：该资料由刘海峰教授提供，谨致谢忱。
[9]一般地说，先有土地与资本的流动，才能有科举的社会流动；大致达到了小康的经济水平，才有实质性的社会阶层流动，详见沈登苗:《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2期。
[10]沈登苗：《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1]详见沈登苗：《评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台湾)《明代研究》第13期，2009年12月。
[12]徐泓：《何炳棣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载徐泓：《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11月版。按：该文后也成为《明清社会史论》《译者序》的主体。
[13]详见http://www.douban.com/note/203587589/2012-07-28访问。
[14]见何炳棣：《中译本自序》，载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中文版），徐泓译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Ⅱ页。按：何炳棣(1917-2012)在世时看到的应该是徐泓的《译者序》（初稿），但似没有读过拙作《也谈》。
[15]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9期。
[16]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17]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9期。
[18]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9期。
[19]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8页。
[20]详见：(美)B·A·艾尔曼：《明清科举文化史》(表5.1、5.2)，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1页。按：笔者所见为艾氏本人提供的扫描电子文本，并由吴宣德翻译，谨在此向两位教授表示感谢。又，就此理解正确与否，本人曾在2010年12月，在宁波召开的"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向艾氏本人请教，得到了其确认。
[21]详见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2822014-05-03访问。
[22]同时，徐泓先生2014年7月8日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崇鋈楼学思堂做《再论明代向上社会流动》的讲座（提要）上又称，“沈登苗在《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2006）和《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2011）二文，以及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一书中，皆批评何炳棣未能使用天一阁收藏的31种明代进士题名录”。见http://blog.163.com/zhangkang91@126/blog/static/16761816920146309947287/2014-08-25。
[23]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何炳棣没有来天一阁；二，即使来了也不见得能叩开天一阁之门。因为，据我所知，即使何著问世30多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艾尔曼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在天一阁也吃了闭门羹。
[24]沈登苗：《评钱茂伟教授著<国家、科举与社会>之得失——兼论学术书评的追求》，《科举学论丛》第一辑，2007年。
[25]依我来看，李弘祺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解释——从艾尔曼对明清考试制度的研究谈起》（《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一文中，在涉及到科举社会流动时，主要着墨的是学术史回顾，并非正面为何炳棣辩护。事实上，正如郑若玲所归类的，李弘祺“可大体划归于中间派，尽管准确地说更偏向于非流动派”。见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26]事实上，即使把讨论延伸到五世的郑若玲也坦言：“统计上三代功名足以反映阶层的流动情况”，见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27]参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4页。
[28]沈登苗：《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2期。
[29]我想，这也是何炳棣自信并对西方汉学家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的底气，因为，“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史学家所坚持的必要数量和种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容易趋于空诞”。见何炳棣：《中译本自序》，载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中文版），徐泓译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Ⅳ页。
[30]此外，据笔者对洪武四年（1371）、宣德五年(1430)、八年（1433）、正统四年(1439)、七年(1442)、十年(1445)、十三年(1448)、景泰二年(1451)、五年(1454)、天顺四年(1460)、八年(1464)、成化二年(1466)、十一年(1475)、弘治三年(1490)、嘉靖十七年(1538)、万历十一(1583)年等十几个科年的抽样统计，“C类进士”的资料也与何氏的统计大同小异。详见：沈登苗：《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1]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185页。何炳棣的研究亦表明，其时平寒之家获得初级功名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详见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中文版），徐泓译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26页。
[32]事实上，纵览《明清社会史论》，何炳棣先生也不时流露出相似的思辩。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