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综合的现代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虽然在美国成立，早期的发起者基本都是来美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但从成立伊始，他们就注意在国内开辟新的公共领域，拓展他们以及现代科学的影响。当然，这一切都与他们“科学救国”的诉求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科学社的社刊《科学》1915年1月创刊，其出版地设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可见，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杂志，一开始就是面向国人的。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与任鸿隽、杨铨有极大的关系。因为通过庚款赴美的留学生大多是学生出身，而任、杨二人则不同，他们是孙中山特批的“稽勋生”，来美前都曾在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工作。丰富的社会经验、活动能力以及“科学救国”的梦想，让他们在中国科学社的组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任鸿隽出任中国科学社首任社长，并且一直续任至1922年（1922年董事会改组后兼任书记），就是一个证明。

一

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初，主要活动集中于美国，但由于《科学》杂志在中国出版，其影响力已经波及国内。《科学》在编排体例上“与国际接轨”的姿态，就十分引入瞩目。它采用了文字横排，西式标点，采取崭新的翻译名词，用任鸿隽的话说，“科学之事，以试验为重。”“吾《科学》文字之横行，试验也。用西文句读法点乙，试验也。翻译名词多所改作，试验也。”（樊洪业、张久春编选：《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以下凡引此书，均仅注页码）内容上，《科学》杂志也主要是宣传西方现代科学理念和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在“科学”的精神和理念方面直接影响到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

从《科学》杂志所刊内容看，中国科学社成员初期还是偏重于向国内介绍西方现代科学的知识，而其中又以宣传现代科学理念为主。这一方面是由于像任鸿隽等都是亲身参与过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他们深感近代中国科学水平的落后，并且在反思中认识到洋务运动的物质层面的变革和维新运动制度层面的变革，既缺乏新的科学技术的支撑，又没有触及到西方发达的关键。这也是他们留洋前后深以为虑的地方。另一方面，当他们迈出国门，进入康乃尔、哈佛等著名大学后所受到的强烈的物质上和文化上的冲击，也让他们刻骨铭心。任鸿隽把这一切归纳到“科学”的身上，也是必然的。他回忆说：“顾吾此时于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以谓西方学术乃至西方文化之所以异于东方者，一言以蔽之，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第682-683页）在《〈科学〉发刊词》中，任鸿隽把科学在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知识的进步以及道德建设上的功能一一列举（第14-18页），其对现代科学的渴望、急切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成员是否就因此而走入“科学主义”，也还值得讨论。

早期的《科学》杂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开辟了“通论”栏。这个栏目很可能是在社长任鸿隽的倡导下开设的。因为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中对科学通论最热心的人就是任鸿隽，写通论最多的也是任鸿隽。1919年，任鸿隽将《科学》杂志发表的通论性文章编辑成《科学通论》一书出版。在《科学通论》“初版弁言”中，他写道：“《科学》编辑凡例，首‘通论’，次各专门科学，次科学之应用。以志在宣播科学大意，故普通论文尤多。”（第189页）1934年《科学通论》再版，除篇幅有所增益外，在编排上编者又作了具体分类，即将文章分成“科学真诠”、“科学方法”、“科学分类”、“研究与发明”、“科学应用”、“中国之科学”以及“科学学会”等七大类。这样的分类法，在任鸿隽也是有着思想基础的。他写道：“研究科学者常先精神，次方法，次分类。……方法与分类既定，然后研究与发明可得而言矣。有研究与发明然后可以应用。此科学进展之不易之序也。”（第497页）

把“科学精神”放在首要位置是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成员的一个共同特征。任鸿隽有专文论“科学精神”。他把“科学精神”定位为“求真理”，以为“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在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第70页）另一位中国科学社成员黄昌穀在《科学与知行》的演讲中，则将“科学精神”的特征总结成两点，即一“须根据事实，以求真理，不取虚设玄想以为论据，不言高论，以为美谈”，二，“认定求知求用的宗旨，力行无倦”[1]。

提倡科学精神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在中国发展现代科学找到一个理论依据。但从原因上看，也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冲突的阶段有关。任鸿隽就明确反思过洋务运动以来的科学发展进程。他指出：“海通以来，西力东渐，东方诸国受其势力之压逼，而莫知其势力所自起。浸假而见其制作之奇巧，则以奇制为西人之特长。浸假而闻其工商之发达，则以实业为彼方之独擅。迨迟之又久，去所谓奇制与实业者，皆有学以为之本根。又迟之又久，始去西方之学，有异乎东方之所谓学者，其名曰科学。”（第68-69页） 到1934年任鸿隽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在五六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的时代，以为西方强国的本领，不过在他们的船坚炮利。于是他们设制造局、造船厂，要想在船、炮几件器械身上，找到救亡图存的秘诀。这个观念的错误，甲午一役把它暴露无遗了。”（第506页）

不仅是直接进行精神的提倡，即便是讲科学方法时，他们也没有忘记强调研究的精神。胡明复在《科学方法论一：科学方法与精神之大概及其应用》中就说科学精神为科学方法之“[精]髓”。他认为，科学方法的“惟一精神”即“求真”。他还进而把科学精神在道德上的作用概括成“知‘真’则事理明，是非彰而廉耻生。‘知真’则不复妄从而逆行。”而在他看来，这才是中国研究科学最重要的原因。至于“科学可以富国强兵，则民智民德发育以后自然之结果，不求而自得者也。” [2] 从胡明复的说法，不难看出，中国科学社成员在“新民”的问题上与梁启超以及新文化运动一代人的共识。

用任鸿隽的话说，“所谓求真，即是指学理”（第718页）。中国科学社成员特重科学的学理价值，必然要先明确科学的概念。因为明确概念不仅是了解现代科学的第一步，它亦涉及到由科学而应用以及正确发挥科学作用等到诸问题。任鸿隽为科学下过若干个概念，这中间最能代表他或者说科学成员的思想的，就是“科学整体观”。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说：“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第683页）。而就在这个定义之下，他特别强调要“从整个根本入手”去发展科学。这也是中国科学社成员发展科学的基本路径。

不过，无论是宣传科学思想，介绍科学知识，还是实际建构科技体制和发展现代科学，中国科学社成员都不是将科学研究深藏于闺阁之中，而一直将科学视为一开放的系统，因此，开辟更大的公共空间就是他们的要务之一。

二

从任鸿隽、杨铨、胡明复、秉志、赵元任、周仁等留美学生创办中国科学社之初，他们即对公共领域有着明确的自觉。这一自觉当然主要是从模仿西方开始的，但这一方式本身却直接影响到了现代中国。

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序言”中指出：“面对着这个严酷但却充满希望的现实，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纯粹的、超脱世俗的东西的传统信念，看起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是一种可耻的伪善。”[3]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既有“科学救国”之愿望，他们是不可能逃避现实的。相反，追求科学的社会传播，也是他们创社之时的宗旨之一。《科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例言”中说：“一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同人方在求学时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转输贩运，未遑多让……他日学问进步，蔚为发新知创作之机关，是同人之所希望者也。”（第717页）任鸿隽在《五十自述》里干脆把《科学》杂志当作“传播鼓吹之工具”（第683页）。在传播新知以促进科学研究的同时，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即“建立学术的威权”（第717-718页）。

《科学》杂志创刊以来，大致经历了三次转型。它最初是一份倡导科学精神，普及和介绍西方现代科学知识面为主的刊物，但按照任鸿隽的设想，此刊也要办成像英国《自然》杂志一样的学术刊物，以便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也可以出现引证自《科学》某卷的字样。这个设想在《科学》第三卷后，得以部分实现。此时，《科学》杂志里中国科学家的专题论文明显增多，如竺可桢《杭州西湖生成之原因》、过探先《吾国之棉产问题》等。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学术刊物的色彩一直在增加，并且持续到30年代中期。但学术化、专业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小众化”，这种倾向的过于明显又引起了中国科学社成员的反思。1929年，任鸿隽已经感觉到《科学》在宣传普及上的欠缺，所以特别提出“通俗化”的要求[4]。1935年《科学》改版，又开始注意科学的宣传和内容上的通俗化。他们专设了“科学新闻”栏，报告科学界的动态以及科学技术的新进展。

据任鸿隽统计，截至1950年，《科学》杂志共出三十二卷，以每卷十二期，每期六万字计算，应有二千余万字。每期除了科学消息、科学通讯等不计外，以长短论文八篇计算，应有论文三千余篇，假定平均每人作论文三篇，则有作者一千余人通过《科学》而以所学所作与当世相见。《科学》的发行量虽一般不超过三千份，但国内所有的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学术机关、职业团体，订阅《科学》的相当普遍。不但如此，《科学》也曾被用来与外国的学术机关交换刊物，并且得到外国学术团体的重视（第719页；第732页）。

应该看到，《科学》的编辑方针的几次转型既是中国科学社成员基本诉求变化的结果，也与国内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科学》杂志虽然是以西方科学杂志为蓝本的，但它一开始就显示出自身的特色。这个特色一方面是通过办期刊本身体现出来的，因为《科学》的体例、办刊方针已经成为中国科学期刊，乃至思想文化期刊的典范；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期刊的方式，宣传科学理念，推动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传播，科学体制在现代中国的建立，科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实际进行。鉴于国内科学思想的贫乏，他们一开始主要是介绍西方和科学常识为主，1918年中国科学社成员陆续回国开展实际的科学研究后，有关的科学调查报告，研究论文自然成了杂志的主要内容。30年代中期国内专业的科学学会多有成立，专业期刊随之出现，专业论文问世已不成问题。而与此同时，整个国民的科学意识虽有提升，但与他们的期望还相差甚远，因此，《科学》的主要精力回到普及为主，专业化为辅的道路上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在这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任鸿隽，因为从任氏的相关言论中不难找到，他对彼时中国科学的整体发展速度和水平，特别是国民科学素质贫乏的忧虑。后期的《科学》杂志的编者虽然换成了刘咸、卢于道和张孟闻，但他们基本秉承的是任鸿隽的编辑方针。

如果从历史的眼光看，二三十年代的确是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作为当事人，中国科学社成员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他们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在海外他们既学习到了现代科学，掌握了相关的专门知识，开阔了眼界，但同时又受到了外国文化的强烈刺激。回国后，他们所亲历的是国内科学发展水平的低下，国民科学素质的不高的现状。国外社会状况以及科学水平的巨大反差成了他们判断事物时不可能走出的阴影。任鸿隽的感受就很有代表性。1919年为《科学通论》所作的初版“弁言”中，他就提及1918年回国时的感受，“顷者身入国门，与父老兄弟相问切，然后知承学之士，知科学为何物者，尚如风毛麟角。是真吾人数年以来，抱献曝之忱，殷殷内望，所不及料者也。”（第190页）而后来颇有左翼倾向的杨铨观察到的情景则更糟：“政府方党争未已，分内之政治不修，何论学术。伟大之工厂举国不过二三，又皆腐败因循，无革新之望。少许学社非名不符实，即经济不裕，力与心违。实业联合会为数不多，能重科学者，纱业而外无嗣音矣。学校则方视教师如小二，计时结值，锱铢心较。”“其能以产业日给而又有科学精神研究能力者，环顾国中，殆难有其选。”“一言以蔽之，吾国今日各方现象绝无发展科学之余地，非根本改革，空言提倡终难收效。”[5]

1927年，任鸿隽论述国内科学现状时提出只有在与外国比较之后，才能“格外看的清楚”（第382页）。但是以西方科学为参照系，衡量现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在彼此差距明显悬殊的情况下，只能导致心理上强烈的不满足感。同样是科学发展的成绩，放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与西方科学水平相较，其差距就显示出来了。任鸿隽也承认，4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科学’二字在吾国一般人心目中已成普通常识，此可于今日常语中之好用‘科学化’三字见之，如云‘生活科学化’、‘工作科学化’之类。而科学化运动尤可谓集科学蔚为常识之大成。”他还列举了如科学机关之成立，各种科学之发达、科学家人数之增多和各种学会之设立等，并总结说，“我国科学界在以往三十年间，已骎骎入世界学术之林，而非以负贩他人之所以得为已足。”然而，这一成绩一旦与中国的人口以及中国的大国地位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因为“中国正当中西文化接触之际，新旧制度交替之时，所需要于科学者又至重且大。设无人十己百，人百己千之才能，则必有此同倍之数量而后可。”“以上所举之科学情形，如其在小土寡民之国家，未尝不可以周世用而支国运。不幸中国拥有一千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之土地，四万数千人口之民众，以数千百科学家居其间，真所谓大海之一滴，太仓之一粟，其不能发生多大影响，固无足怪。不宁唯是，中国正当中西文化接触之际，新旧制度交替之时，所需要于科学家者又至重且大。设无人十己百，人百己千之才能，则必有此同倍之数量而后可”，所以他“不禁为科学前途忧，且为我国建设前途虑者也。”（第564-566页）

直到1949年，在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联合举办的关于“科学与社会”的座谈会上，任鸿隽辟头便说：“我看科学在中国[发展得]根本不够，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他解释道：“这话也许过火，中国也有许多学校科学研究机构，但以中国土地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科学实在太不够，太不够！所以我认为应该谈如何使中国的科学发展起来。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第620页）从任鸿隽的话语也可见，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现代科学总体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与中国科学成员的期望之间相差得实在太远了。

三

中国科学社是以民间私人组织的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成立的。在此前后，他们对外国科学社的了解已经相当详尽。任鸿隽1916年9月2日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常年会的演说题目即是《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内中介绍了英法德美等几国的科学学会的情况。近代中国的科学或学术性的学会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但在任鸿隽眼里，似乎只有詹天佑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合乎现代标准。很难说，这是不是有意的忽略。但从这篇演讲稿看，任鸿隽对科学学社还是有着明确的标准和定位的。英国皇家学会是任鸿隽最为看重的科学学会，任鸿隽对台戏它的介绍也最详尽。按照任鸿隽的归纳，英国皇家学会所做的工作有四类，即第一，以实验的方法，以谋自然科学的进步；第二，辅助政府改良国内学术上的事业；第三，搜集各国图书标本；第四，出版刊物（第93-105页）。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科学社成员努力追求的四个目标。

用西方科学团体的标准衡量中国科学社是否符合现代科学学会的标准并没有太多的意义，而以“现代—传统”的二分法讨论中国科学社的机构组成及其活动方式，也值得商榷。毋庸讳言，从机构组成和章程的规范上以及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影响的广度上说，中国科学社肯定无法与它所模仿的英国皇家学会相比。但在现代中国，中国科学社对国家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科学事业的发展以及整个思想文化的影响绝对是非同一般的。

如上所述，任鸿隽等留美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的目的不是为了形成小圈子。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即要通过一个团体的方式，推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用任鸿隽的话说，就是要在研究学问的同时“开通民智”（第105页）。如果说旅美期间，中国科学社的影响还很有限，其活动多停留在计划的阶段的话，随着他们的陆续回国，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对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便通过设想和计划的大多落实而显示了出来。

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详列了中国科学社四十余年所做的工作。按预定设想完成的包括出版五大类刊物和丛书，除《科学》外，还有发行量达二万册以上通俗性的科学杂志《科学画报》；将每年年会的论文结集为专刊；刊行《科学丛书》，其中有专著（如赵元任《中西星名考》）、编著（如《中国科学二十年》）、科技史料（如李俨《中国数学史料》）；出版《科学译丛》，如《水利工程学》等。在图书馆建设方面，1919年在南京设立科学图书馆，1931年在上海建造的明复图书馆开馆。在研究所建设方面，1922年在南京设立生物研究所。至于定期召开年会，举行通俗演讲、科学展览、科学咨询，进行科学名词审查，奖励青年科学家，参与科学教育事业和国际会议交流等亦多所落实。

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是把科学看作“社会活动”的，他特别重视科学的“公有性”[6]。中国科学社除纯粹的科学活动之外，也不能不注意科学以外的公共关系。这些也许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理解。20年代的中国，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政府的权力有限，这反而给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中国科学社作为民间的私人团体得以成长壮大，与政府权威的暂时缺席有很大的关系。但尽管政府的权力有限能及时得到政府的支持仍是在中国发展现代科学所必不可少的途径。另外，在传统浓厚的现代中国让科学从“奇技淫巧”思维定势中走出，获得知识界名流的支持也相当重要。在这些方面任鸿隽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他通过原来政府中的老关系，联络社会名流，通过与胡适的朋友关系获得知识界对科学发展以及中国科学社的支持和认同，这样做不仅提高了中国科学社的社会声望，也使中国科学社这个私人团体获得了合法性。他又通过与著名实业家建立联系，以便为中国科学社筹集必要的资助打基础。当然，私人的努力仅仅是牵线，要真正得到社会名流与学术名家的支持，还需要采取具体的措施。

中国科学社董事会1922年的改组，可以说是一个信号。它既表明中国科学社在公关上的成功，中国科学社从此以后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留学生的团体，它已经演变为一个全国性社会组织，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那个时代的“中国特色”。这一年的年会之所以在江苏南通召开，自然与实业家张謇有关。而政治名流如汪兆铭（精卫）、熊希龄、范源濂，现代教育界的元老蔡元培、马相伯、严修，学术界的名人梁启超以及实业界翘楚张謇等都名列新董事会中。以后，替补加入董事会的名流还有吴稚晖、孙科，名学者孟森以及实业家卢作孚。

获得社会名流的支持和认同只能说提供了科学组织成长和科学研究深入的一个外部条件。20年代，在任鸿隽的认识中，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切肤之痛，主要是“缺乏领袖的研究人才”和“研究机关的稀少，与研究设备——如图书馆及各种特别仪器——的缺乏”（第386页）。到20年代末，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当局科学发展政策的欠缺就凸显出来。由于前期与知识界和政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国科学社也在继续努力推动南京国民政府重视现代科学，特别是对科学政策和科学研究的体制建设的重视。1928年由蔡元培一手策划组建的中央研究院的成立过程中，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任鸿隽、杨铨等都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而据统计，中央研究院的15个研究所中，由中国科学社成员担任所长一职的就有13 个[7]。

30年代的情况比较复杂。抗战爆发之前，外来侵略的压力虽然没有阻止中国科学的继续发展，但给中国科学社成员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却很大。根据参加中国科学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马君武估计，到1935年中国科学社的社员为一千五百余人，而全国“科学人材”“不过二、三万人”[8]。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就经历了不到三十年，有如此成就，应该说是不算小的。就观念层面言，任鸿隽1933年所说的“盖自晚近二三十年来，国人对于西方文化之根源，渐有明了之认识，知西方民族优越之点，与吾国所以不振之故，胥以近代科学为之枢纽。而且最近十数年来，经国内学术言论界之一致鼓吹，国人益知科学之重要”（第480页）确可能最接近实际。但任鸿隽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任鸿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与胡适一样，只想做政府的“诤友”。而心理上的压力表现出来，就是言论中的批评明显增多。以“科学化运动”为例。30年代的“科学化运动”的兴起，本身也有任鸿隽和中国科学社的一份功劳。中国科学社直接参与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宣传，其主办的《科学画报》在科学普及方面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主张从科学教育入手的任鸿隽发现“科学化运动”可能转换成一种“口号”式的运动，并且可能被当局所利用时，就显得有些不耐烦。他说：“我们晓得，科学应该脚踏实地，做一分算一分的。若是科学家一天到晚，忙着写文章，闹什么‘化’的运动，把杂志讲台上的口号，当作真正的科学事业，那便非徒劳无益而又害之了。”而在他看来，这“至少可以表示我们一部分当局者对于科学的了解到什么程度”（第506-507页）。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与民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出来。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忽视，一方面是权力的松动，另一方面则是关心的丧失。由于抗战的爆发，战前中国科学社所得到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少量资助遂告停止，而20年代在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上起重要作用的中基会也因美国方面停止支付资金，而只能靠原有基金维持。这一时期是中国科学社发展史上最艰难的时期。《科学》杂志虽然还在坚持印行，但经费紧张，稿源短缺，刊期也不能得到正常的保证。这些都让任鸿隽有一种无助感。他说：“我们科学的发展，虽然以少数科学家的坚[艰]苦奋斗，得到相当的成就，但就社会一般言，并未得到它应得的支持。我们试观一个最高的研究机关，还赶不上一个大学的经费，何能望其设备的充足与工作人员的安心？所以我们如其对于五十年中科学的发展尚不满意，那么，我们应该忏悔五十年以来对于科学的冷视与落漠。抗战结束以后，要望科学来救国，须先从改变这个观念做起。”（第587页）

以任鸿隽之见， 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萌芽时代”，靠的是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民间力量的推动，尚且可以有所进展，但到40年代末，科学的发展期，仅有民间的力量显然是不行了，国家必须要有计划地促进科学的发展，但令人失望的是，当局“自来不承认科学为重要国策之一，因之也从来不曾有过整个发展计划”（第589页）。到抗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3月，“建国”问题已现实地摆在了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国人面前，任鸿隽就“政府机关对于科学的研究，并无一个专门具体的计划”的急切和不安也愈加明显。他感叹道：“说来也真是可怜极了，以偌大的中国，讲到三十年来的科学事业，不过如此，何怪我们的专门事业不能发达？何怪我们的科学人才不够使用？更何怪我们的社会上的乌烟瘴气，不科学的现象到处都皆是？”（第589页）但批评归批评，任鸿隽还是抱有希望的。他提出了自己对于发展科学事业的设想和计划。面对“吾国以往之科学事业，或失之浅（如在学校中者），或失之隘（如在特殊研究所中者），或失之分（如各研究所皆规模狭小不足有为）”的局面，任鸿隽希望当局真正能够将发展科学作为“今后十年二十年国家的首要政策”，并且明确研究目的、研究组织、研究范围和研究时间。针对国民政府一贯将科学研究的预算列入教育文化的预算中一并计算的情况，他特别指出“国家宜有独立的科学事业预算”，在教育文化经费之外，“另立一宗发展科学事业的预算”。至于管理人员则要保证其充分的科学研究时间，“不可成为政府要人之附属品，尤不可阑入官场习气”（第604-605页）。1949年3月，在“科学与社会”的座谈会上，任鸿隽又一次提出将科学作为基本“国策”（第622页）。

然而，中国科学社的历史使命已经随政治的冲突与政权的更迭而淡漠了。任鸿隽的一些言论也未能适合形势的需要。他提出的发展“纯粹科学”的主张（第622页），他对科学家因过多关注政治而离开实验室的倾向担忧和不赞同（第623页），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在全面计划的时代，像中国科学社这样纯粹的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已不复存在。1950年《科学》杂志与《自然科学》杂志合并而停刊。1957年虽又以季刊的形式出现，但三年后，随着中国科学社的解散，刊物遂成断奶的婴儿，夭折了。1949年10月后，由中国科学社全体理事会提议，全体社员同意，中国科学社的社产，所办文化事业机构、图书资料、设备陆续捐献给国家。1960年9月，老社长任鸿隽完成了最后一项中国科学社的事务——写作《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一年后，他病逝了，而其他的中国科学社成员仍在不同的学科中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奋斗着。作为民间组织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从此进入了历史。

参考文献

[1][2]参见《科学通论》（增订再版本），中国科学社，1934年，第12，119-121页。

[3] [英] 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张今校，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8页。

[4]见《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记事》，《科学》第14卷第3期，1929年11月。

[5]参见杨铨《科学与研究》，收入《科学通论》， 第219-220页。

[6] 参见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中文版代前言，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7] 陶英慧《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转引自张剑《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刊《史林》2000年?第2期。

[8] 重熙：《中国科学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记盛》，《科学》第19卷第12期，1935年12月。但这个数据与任鸿隽1947年8月所估计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参见任鸿隽《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的意义》（《大公报》1947年8月30日及《科学》第29卷第9期，194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