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中国有着久远的士人结社传统，并在明末达到高峰。但传统士人之结社雅集圈子极小，多限于诗文酬唱，游宴道来，即偶有讲习学问者，亦缺乏分科研学之分工，与专业分工明确之近代学会差异较大。同时，传统士人结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难以划清学术社团与朋党间之界限。至于近代学会所具有之其他重要职能，如近代学会须按专业学科设置，须有会员共同遵守之章程和固定宗旨，须有定期之学术活动并发行报刊等，更是“会友辅仁、相聚讲求”之士人结社难以具备的。关于中国古代士人结社与近代学会之区别，任鸿隽曾有精辟之言：“第一，我们历史上的学会，专讲古书、经史、道德、伦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现在我们所讲的学社，专讲实验科学及其应用。一个偏于德育，一个偏于智育，其不同之点一。第二，我们历史上学会，是由一个大学者，大贤人，因其学问既大，名望也高，大家蜂涌云集的前去请教而成。现在我们所讲的学社，是由多数学问智识相等的专门学者，意欲切磋砥砺，增进智识，推广学术的范围，互相结合而成。一个以人为主，一个以学为主，其不同之点二。”[1](93—94)故传统社团与近代新式学会之性质相差甚大。
新式学会主要是从西方移植和模仿而来的。晚清最早西方意义之新式学会，是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组织的。戊戌时期之学会，乃为士绅为主体组织之新式学术社团。它们多以转型中之士绅为主，兼具传统与现代两种特性。从总体上说，它们是近代性之新式社团，但亦具有浓厚之传统色彩。它们以政治为主，颇有近代政党之实，而少有纯粹学术之意：他们以综合性为主，较少专业分工明确的学会。这些学会从古代中国士人结社传统中吸收了三方面因素——以文会友、聚会讲习的因素，书院讲学的因素，及政治集会的因素；同时亦从西方近代学会移植来三大新因素——会员间之地位平等，定期聚会之民主管理制度，及创办期刊、藏书、印书、讲演等新式事业。戊戌时期的新式学会，是从传统的士人结社、朋党向近代政党转型中之过渡性社团，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一些学会虽标榜“学术”，而实乃政治性社团，并非仅仅是士绅为研求学问而聚会。大体上说，戊戌学会以政治性社团为主，纯粹学术性社团较少。康有为创办的上海强学会及汪康年创办的中国公会，明显具有此种特征，而湖南创办的南学会表面上为学术社团，实则政治色彩甚浓。
民国初年，学术界对新式学会之认识更加深刻，对其促进学术发展的社会功能更加重视，更加强调其对学者间互助合作、交流学术之功能。1912年5月，蔡元培提出研习学问要组织学术团体之主张：“方今文化大开，各科学术，无不理论精微，范围博大，有非一人之精力所能周者。且分科至繁，而其间乃互有至密之关系。若专修一科，而不及其他，则孤陋而无藉，合各科而兼习焉，则又泛滥而无所归宿，是以能集同志之友，分门治之，互相讨论，各以其所长相补助，则学业始可抵于大成矣。”[2](97)任鸿隽亦认为，组织新式学会是为了便于学者间之交流，以促进中国学术之发展。对于组织学会、研究机构的必要性，任氏强调说：“昔之研究学术者，多恃一人之独奋。所谓下唯专精，目不窥园，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此昔日研究学术之方法也。今之研究科学者，则公众组织当与一人独奋并重。盖无一人之独奋，当然无所谓学问。而无公众组织，则于科学之广大与普遍性，得有不能发挥尽致者，是吾人所宜留意者也。”[3](431)任鸿隽反复论证，组织新式学会是由于现代科学之研究性质决定的：“研究科学和其他文艺、哲学有一个不同之点。即其他学术，可以闭门造车，出门而求合辙。科学必须群策群力，通力合作，而后容易收到结果。”[4](608)为了培育及推进现代科学，必须建立科学研究组织。
与晚清学会相比，民初学会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新式学会发生了明显分化。一方面，政治色彩强之学会演变为近代政党；另一方面，学术性强的部分学会演变成专业学术团体，即政治性社团与学术性学会已经区分开来，学术性学会多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不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活动，逐渐成为近代知识人进行学术交流之学术共同体；二是从戊戌时期的综合性学会，逐渐演变为专业性学会，即创建专业性学会成为民初学会发展之主流。因此，民国时期的学术社团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近代学会组建并开展活动的，其组织机构及活动更趋制度化，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新式学会制度。
清末以来，传统家族制度的解体，表明血缘组织之衰落；而会馆制度的没落，表明地缘组织之衰落。与传统血缘与地缘组织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式学会为代表的超越血缘与地缘之“业缘”功能得以强化。如果说清末包括农会、商会、学会、自治会等在内的新式社团与传统的会社还有难以割舍之联系的话（如蜀学会、闽学会、沪学会等社团是从会馆等地缘组织演化而来的，带有浓厚的同乡学者组织的地缘色彩），那么民初学会则与传统会社没有太多的钩连。各种功能专门化之学术团体之陆续出现，标志着民初学会不再具有戊戌学会那种新旧混杂的特色。
如果说戊戌学会之发起者及骨干均为转型中之“士绅”，那么民初发起组织新式学会者乃为转化后之新式知识人（尤其是大批留学生）。近代新式知识人与转型中之士绅相比，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在学术理念上均有很大差异。他们对西方学会制度有着更加深刻的体悟，更容易效仿西方近代学会模式组建中国新式学会。创办主体之变化，导致民初学会日趋制度化和规范化。戊戌学会带有的那种浓厚政治色彩及传统士人结社倾向，得到较大改变。此时人们逐渐认识到学会与政党的区别，各种政党纷纷组建，并从学会中分离山来，无疑净化了新式学会。民初学会多为纯粹之学术社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较大距离，基本划清了学术研究团体与政治性政党之界限。各学会领导及骨干多为各学科专家，保持着学术团体相对的独立性，警惕着政治势力之渗入，使新式学会成为学者自己的组织。
民初学会之一大特点，乃是从综合类学会向专业性学会转变，各种专业性、专门化学术团体普遍建立。民国时期专业性学会发展较快，综合性学会则发展缓慢。这主要是由于现代学科体制在中国建立后，学者多为某领域专家，学术研究出现了分科化与专门化趋向。建立在分科化及专门化基础上之学术社团，自然以本学科之专门学者为主。因此，除了中国科学社、少年中国学会等少数综合性学术社团外，民国时期的学会多是按照近代学科门类组建的，如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哲学会等。
所谓专业性学会，就是根据近代学术分科原则，按照近代学科分类建立起来的专门学会。这类学会在清末时已经出现，但尚未普遍。戊戌时期引入西方学会制度时，已经有人注意到建立专门性学会之必要，但由于学术分科尚未定型，从事专门学科研究之学者较少，客观上不具备成立专门学会之条件。汪康年筹设中国公会之时，邹代钧即主张创设专门性学会：“学会有极难处，所讲之学，门径甚多，我辈数人，自问所有，似不足以答天下之问难。且泰西学会无非专门，如舆地会等类是也。今欲合诸西学为会，而先树一学会之的，甚不容易。若能先译西报，以立根基，渐广置书籍，劝人分门用功，互相切磋，以报馆为名（译报亦当分数类，而先以时政为主。其他专门之学，译之亦不易也。缘中国习西文者，大抵讲求公事而已，专门未尝及也。且专门一人，仅能译一门，万无兼译之理，非资本充拓，多招译者不可），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5](100)可见，尽管戊戌时有影响之学会均为综合性社团，但确实已有学者认识到西方专门学会与综合性学会之分别。
应该指出的是，戊戌时期成立的强学会、南学会等属于综合性学会，并且占据学会之主流，但也出现了较为专门的学会，如研习农学之农学会、研习算学之算学会、研习政治学之政学会等。当然，戊戌时期的专门学会并不“专门”，组织亦不完备。戊戌以后成立的各种社团，以政治性和社会性社团为主，纯粹学术性学会较少，但亦出现了一些专门性之学术社团，如中国医学会、中华工程师学会、中国地学会等，开始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建立专门性学会。1910年，张相文、白毓崑等人在天津成立中国地学会，以“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是较为纯粹之专门学术团体。
民国初年，由于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近代知识系统在中国基本定型，加上大批对西方学术有所了解的留学生学成归国，现代专业性学会开始建立。几乎每个现代分科意义上之学科门类均开始筹建自己的学术社团，以会聚同仁，交流学术：“科学会社之发达，与一国某种科学之发达，有极密切之关系，在我国亦然。”[6](110)1912年初，詹天佑在广州发起创立的中华工程师会，是中国第一个工程学术团体，亦为近代第一个功能专业化之新式学会。次年，该会与中华工学会、路工同人共济会合并后成立中华工程师会。1915年7月，该会更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创办《中华工程师会会报》，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到1921年，该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九届年会时，会员发展到498人。
早在1912年，章鸿钊即注意到新式学会对学术研究的推进作用，同时力求保持新式学会之独立性，对学会与政府的关系作了明确界定：“地学会者，为国人学术团体，其于地学范围内，不惟纯粹学理，即凡有裨补社会，指导政府等事，均宜集思广益，全部规划，督促进行。故该会之发展，有赖于政府与社会之辅助者，固不待言。然究其行事，要自与政府地位者迥别。有政府所不能行者，学会得以进而行之。有政府所必行而犹未行者，学会亦得出其所见，提供当轴，俾得早见施行，然固不必负执行之责者也。”在他看来，中国地学会有研究、讲演、旅行、编辑四项事业，“四者之外，如有余力，宜筹设地学图书仪器馆，并以为同人治学聚会之所。如能就此数大端，组织团体，联络进行，不惟于治学有益，且将直接间接影响于国家及社会，此诚不失为学者之本务，亦即地学会所以成立之宗旨欤。”[7]1922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其英文会章规定学会宗旨为：“以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之进步为宗旨。”丁文江在该学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常会上用英文讲话，译成中文为：“本会将为我们所从事的科学的原理和问题，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的机会。而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中，则必须集中精力于经常性的工作上，因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本会还为我国各地的科学家定期召开大会，提供一个会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这样的交流和交换意见有荒于所有的与会者，从而在我国的科学生活中形成一个推动的因素。”[8](11)
二
民初学会发展之特点在于专业性学会得到迅猛发展，但并不意味着综合性学会就此绝迹。由于学术分工与合作的需要，在分科性的专业学会迅速发展之同时，也需要综合性学会加以协调，故某些综合性学会在民国时期同样得到较大发展。在众多综合性学会中，以中国科学社对近代学术发展之影响最大。
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留美学生发起组建的一个综合性学术团体，其最初目的是“刊行科学杂志以灌输科学智识，”[9]发起者有任鸿隽、胡达、赵元任、秉志、杨铨等人。1915年1月《科学》正式发行后，社友们觉得“以杂志为主，以科学社为属，不免本末倒置之病者”，于是有人提出改组科学社为学会。董事会向社员发出改组通告，征求意见，认为改组为学会有三大益处：一、振兴科学，应举之事甚多，如译书设图书馆等，皆当务之急，不能仅仅局限于发行《科学》杂志。二、本社为学会性质，则可逐渐扩充，以达振兴科学之目的：为营业性质，则社员事业皆有限量。三、本社为学会性质，则与社员不但有金钱上之关系，且有学问上之关系；为营业性质，则但有金钱上之关系，而无学问上之关系，与创立本社宗旨不符。科学社社员接到通告后，多表赞成。董事会派胡明复、邹秉文、任鸿隽负责起草新社总章。10月25日，新社章正式通过，中国科学社由股份公司形式正式改约为学会形式。作为民间学术研究团体，中国科学社仿自英国皇家学会。它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活动指南，社员之间以研习“学问”为合作基础。
中国科学社是民初建立的第一个现代综合性学术社团，而非专门性学会。在民初学术分科日趋发达、专业学会盛行之际，留美学生何以要创办此种综合性学术组织？在任鸿隽等人看来，各种专门学会对推动学术发展固然重要，但民初之时唯有综合性学会更适合中国国情。其阐述创立综合性学会之理由云：“鄙意各种专门学会，诚为发达学术所当有事。盖团体愈大，办事愈多困难，则成效之至亦愈缓，不如专门学会于所欲办之事易于奏功。唯自目下吾国之形势言之，专门人才不过少数，合之尚难有为，分之将同乌有。设立专门学会，尚非其时。鄙意对于此种运动，不敢遽为赞同者，此其一。专门学会，只能办该科以内之事，而于学界大势，未必过问，不有汇集众流之大学会，孰与为登高望远之先驱者。鄙意对于专门学会之举尚不敢苟为赞同者，此其二。进而言之，总学会与专门学会并非两不相容，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诸君知本社组织中有分股委员会之设。分股者，即就各社友之专科，分为小团，使得于本科中学问事务尽其讨论兴创之能者也。数日前曾开一特别全体职员会，决议扩充分股办事之权，则将来各分股即可成为一专门学会，而本社总会之性质，仍保存勿失。则是，本末具备，偏全成宜，事无便于此者。”[10](138—139)这就是说，创办综合性学会对推进中国学术发展更为有利。
中国科学社既不是传统“会”、“党”、“社”组织，亦非戊戌时期政治色彩浓厚之社团，而是纯粹学术性的近代学会。其社务主要集中于科学研究及科学体制化建设方面。1915年通过之新社章规定该社之事业为九大方面：一是发刊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二是著译科学书籍；三是编订科学名词，以期画一而便学者；四是设立图书馆以供参考；五是设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实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六是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矿物诸标本，陈列之以供研究；七是举行科学讲演以普及科学智识；八是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九是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一切问题。[11](283—284)可见，中国科学社除了发行杂志、著译科学书籍、编订科学名词外，还要设立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馆，举行学术讲演，组织科学旅行团，接受公私机关委托进行专项研究。这些设想与英国皇家学会颇为相似。
中国科学社举办的事业最重要者有三项：一是创办《科学》杂志；二是举办学术年会；三是创办专业研究所亦推进科学研究。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对创办《科学》杂志之情况作了回顾。其云：发起中国科学社“其目的在以提倡研究谋吾国科学之发达，其入手方法则发行一《科学》月刊以为传播鼓吹之工具。当时草拟章程，编辑文字，以杨杏佛、胡明复、秉农山、赵元任、周子竞、邹秉文诸君为最热心，一经发表，响应赞助之声乃遍于国内外与朝野上下。”[12](605)《科学》创刊号例言云：“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故各国学界期刊，实最近之学术发达史而当世学者所赖以交通智识者也。同人方在求学时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运输贩运，未遑多让：爰举所得就正有道。他日学问进步，蔚为发表新知创作机关，是同人所希望者也。”[13](731—732)其主要栏目有通论、物理科学及其应用、生物科学及其应用、历史传记、杂俎等。
提倡科学与传播新知，乃创办《科学》杂志之目的。《科学》发刊号标举之原则为：“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所谓求真，即是指学理；所谓致用，即是指实际。据任鸿隽对《科学》第1卷刊印论文之统计，关于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地质、气象、生物、心理、教育及普通性质的论文129篇，关于各种工程学、矿业、农业、卫生、建筑、实业的论文118篇，两种数目几乎相等。“以后关于普通理论的文字逐年加多，专门技术的文字渐渐减少（请参阅《科学》第二卷以后各卷的索引），这是因为各种专门学会渐渐成立了，而且各学会都有它的专门杂志，所以许多专门性质的文字便可不在《科学》上发表了。”[14](718)到1950年，《科学》出了32卷，以每卷12期，每期6万字计算，应有3000余万字。每期除了科学消息、科学通讯等不计外，以长短论文8篇计算，应有论文3000余篇，假定平均每人作论文3篇，则有作者1000余人，通过《科学》而以所学所作与当世相见。[14](719)尽管《科学》销路始终不曾超过3000份，但国内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学术机关、职业团体订阅《科学》杂志的相当普遍。不但如此，《科学》曾被用来与外国的学术机关交换刊物，并且得到外国学术团体的重视，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科学社以“格物致知、利用厚生”为目标，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为达此目标之途径，并关注于唤起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与提高学者研究的兴趣。为了第一个目的，科学社创办《科学》月刊，以发表研究论文及通俗言论；为了第二个目的，科学社于1920年在上海创办科学图书馆，开始收集科学杂志图书，并于1922年在南京创办生物研究所，供社内生物学专家实施研究。据任鸿隽统计：“现在动植物论文专刊各十五卷，与国外学术机关千余处交换出版品。其他科学丛书，论文丛刊，也各出了数十册。至每届举行年会宣读的论文总计起来不下四五千篇。现在本社有社员二千余人，皆曾习专门科学的学者。分社有成都、重庆、乐山、贵阳、遵义、昆明、桂林、上海、纽约等十余处。”[15](573)尽管中国科学社是现代综合性学会，但其社员多为科学界各学科专家，属于专家学者为主体之学术社团，侧重于研究和讨论专门学问。他们多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具有一定的专业研究能力，因此往往是以专家身份出现的。故其活动具有专业化之特征，所追求者实乃高度专业化之学术。
新式学会之主要功能是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而举办学术年会则是实现此种功能之主要方式。新式学会之出现，是近代学术走向规范化、独立化、纵深化之重要标志。将本学科研究者聚集一堂进行学术讨论，乃新式学会经办之重要事业。任鸿隽指出，新式学会举办年会，并将年会上的讲说报告纪事之文，编辑成“年会号”刊布，“盖犹是仿他国学会之旧例，或亦爱读诸君之所乐也。”[16](119)他强调：“说到一个学会的任务，我们晓得每年一次年会，也是它的重要会务之一。因为在年会的时候，散处各地的会员，可以聚集一堂，来交换研究上的意见，与讨论学术上的问题。”[17](539)任氏还指出：“举行年会在学会的活动中是一件重要的事。这是因为现代的学术研究不是可以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而必须互通声气，互相砥砺。所以研习同一科学的人们必须一年一度有一个机会来宣读论文，以交换新知，讨论疑义。这样不但可以提高研究的兴趣，也可以促速科学的进步。”[15](574)
从1916年起，中国科学社每年举行一次学术年会，到1948年共举行了26次。学术年会之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报告并讨论社务，联络社员的感情，并宣读论文以交流一年来学术研究的心得及经验。（二）宣传科学，使内地比较偏僻地方的许多专家莅会，将科学的新发现或当前的科学问题，作成讲题，向当地的公众讲演，这对于开通风气与宣传科学者起了一定作用。[13](737)故通过举办学术年会，可以推进学术事业之发达：“因为这样多的科学团体，每一团体都有几十篇或上百篇的论文拿在年会来宣读，在十年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体，至于中国的科学何以近年来有这样的进步，这当然要感谢国内科学研究机关的成立，和教育当局对于研究事业的提倡了。”[17](540)随着学术研究之深入与研究水平之提高，每次年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也日益增多。中国科学社创办之初期，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不过数篇，而到中国科学社成立30年举办年会时，提出的论文达150余篇。[15](574)
三
民初学会之发展，不仅体现在各种专业性学会普遍建立上，而且体现在作为重要研究机构之现代大学，亦建立了各种学术社团。大学师生研习学问之社团非常活跃，并日趋规范化。分科设学、学科门类齐全，乃现代大学之特点。为了促进师生研习学术，大学各种学术社团多以学科化之专门学会为主。以北京大学为例，仅1919年成立之学术社团即有国文学会、史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教育学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凡在大学设有学系者，均有相应之学会或研究会。专门性学会与专科化系科，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大学学术之发展。
蔡元培对大学创办各种学会以提高师生学术水平有着深刻认识，并批评了当时“教者以沿袭塞责，而不求新知；学者以资格为的，而不重心得”现象，决定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学术演讲会，“请国立高等学校各教员，以其专门研究之学术，分期讲演，冀以唤起国人研究学述之兴趣，而力求进步。”[18](271)他鼓励组织北京大学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旨在将师生课余兴趣吸引到研习学术上。这些学会多是以本系学生为当然会员，本系毕业同学和本系旁听生为特别会员，经费由学校津贴。蔡元培对大学学会的建立极为支持，不仅出席化学会、史学会和经济学会成立会并发表演说予以鼓励，而且还亲自为新闻研究会制定章程，确定该社团学术宗旨：“本会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19](365)该会会员以北大学生为主，校内外人士均可入会。1919年2月，该会举行改组大会，修改并通过新简章，正式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将宗旨修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突出了新闻学之研究特点。蔡元培将创设专业性学会视为大学师生“自动的研究学问”之表现，对于北大各种学会之成立极力褒奖。他在史学会成立会上演讲时提倡以分期之方法、集合众人力量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吾的意见，秦以后还要将时代分开。由诸君联合起来担任，譬如某数人担任研究和搜集某某一时代的史料，也是很要紧的。”“现在史学会成立了，吾希望诸君集合多数的力量，来整理数千年的历史，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20](812)
在蔡元培支持下，北大师生以研习本学科学术为宗旨，纷纷创建各科学术社团。学术分工越细密，越有组织学会以分工研究之必要。北京大学史学读书会组织同仁分工研究史学之利有三：第一，“当今史学以溥遍史为归，融合人类全史，观其会通，固为要事，然不有分国之史，广为搜罗翻译，则对外俨如开辟疆土，对内势同输给粮饷，其利一也。”第二，“文明各邦，其史学家类能应用最新史法，整理其国史。而吾国史料宏多，散无纲纪，非分代整理为通史，或分科精研各成专史，实不足以有济。同学之中，关乎社会科学，既习之有素，而于本国通史亦略闻纲要，正宜分代分科，各精探讨，散之则各启疆宇，合之则互输材料，其利又一也。”第三，“凡百学问，有自动之精神。乃能有独立之创举，学校所设之科目，教师所编之讲章，大部略指途径，粗陈纲要，前途辽远，须学者自奔赴耳。”该会指出：“本会之设，以读书所得，或事讲演，或事编纂，或事搜集史料，冀以鼓励独立自营之精神，磨炼制作深造之才艺，对于本国完其整理之责，对于世界亦有贡献之资，甚裨益史学，非浅鲜也。”[21]北京大学史学会“以联络同志研究史学”为宗旨，研究事项为：（一）研究科目暂分本国史、外国史、科学史、历史学、考古学数种，遇有必要时，可添设若干种。（二）会员须就上列各科，认定一种或数种，将其所研究者提出讲演，或勒成论文，交付委员会发表。“本会为便于发表研究心得，及与国内外同志交换知识起见，得发刊杂志或各种单册及丛书，其编辑细则另定之。”[22]大学师生共同组建的学会，其活动方式主要有分组研究、邀请学者讲演、主办定期刊物等。
1919年1月成立之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由陈大齐、马叙伦、胡适等教授与哲学系学生陈钟凡、狄福鼎等人发起，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启新知为宗旨。”该会规定，凡本校教职员学生皆得为本会会员；校外愿入本会者，得两人以上之介绍，经全体认可亦得为会员。该会研究方法分讲演、编辑、调查等项。讲演分常期讲演、临时讲演两项。编辑稿件由本校日刊或月刊发表，或专印成册。本会会员皆有调查东西哲学、出版图籍、或介绍新说之责。每月开常会一次，定期在每月之第三周六下午二时至五时；每年开大会一次，会期临时酌定；临时会不定期，由于事临时召集。[23]1920年10月成立的北大地质学会章程规定：“我们的志愿，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质上的真理，”其活动主要有征集标本，创办矿石室、图书室；举办学术讲演，组织讨论会；举办地质展览会；制订课程改革计划书，协助建设实验室；出版北大地质丛书，约请王烈、李四光、翁文灏等教授编著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专论；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等，颇有成绩。
属于全校范围或系际之学术社团，有北大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世界语研究会等。从《发起北大学术研究会旨趣书》看，当时大学师生已认识到创设学术组织进行交流之重要性：“数年以来同人等迫于智识饥荒，深感团体需要；爰拟集合同志，晨夕切磋，会友以文，以仁辅友。聚则通立合作，散则自由研究。各输所得，各求所好，此学术研究会之所由发起也。”[24]该会“以研究学术”为宗旨，拟举行会务有学术讲演、分组研究、宣读论文、读书报告、刊行杂志、创办学校等。从学会组织到学术活动，比较有章法。
民国初期，不仅各种学术社团普遍建立，而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会制度。各种学会均有固定之组织方式和活动形式，均制定有指导性之“社章”、“章程”，在定名、宗旨、任务、会员（包括条件、权利、义务等）、专业组织、会费、经费来源、选举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因各种学会之主要功能在于团聚本学科研究者以交流本学科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故均将创办会刊和举办年会作为两项最重要事业。各种学会之活动方式，以每年举办学术年会为主，兼营筹设图书馆和专业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本专业图书、创办学术期刊等学术活动。各种学会之建立及活动之制度化，加强了学者间之学术交流，推动了各种学术之发展。“专业化学会有制度化的有效控制，不会轻易改变学会宗旨，注意发挥学会的制度性、专业性功能。”[25](239—240)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种新式学会，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民初之专业性学会还是偏少的，学术界共同研习交流之机会还是有限的，传统结社中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还较为严重地存在着。近人金毓黻指出：“近年国人治学之术日进，杰出之论著指不胜屈，以视日本作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以无中心之建设，故鲜贯彻之研究，治学之士多属闭户造车，曾少集合同好互相研质之机会，是以各有得失，而虚耗精力亦时有之，此诚学术界不治之症也！今日不乏老师宿儒，而党同妒异之见甚深，前于大学教授会议席上，竟有公然反对发表述作者，而无识者亦慢然应之。抑知学术为天下公器，不以己见质之于人，焉有进步可言。”[26](3969)这种情况暴露了因近代学会不发达导致之问题，也从侧面反映出广泛建立专业性学术团体、加强学者间的沟通与互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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