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是20世纪前半叶科学救国的代表人物，他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重要发起人，称他是科学社的灵魂人物并不过分，在主持中华文化基金会期间，他对推动科学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和同时代的科学同道者一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播了现代科学的种子，其贡献之大应该得到科学史的公正评价。他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曾担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有许多独到的见识。他和胡适同时在美国留学，有长期深厚的友谊，他和陈衡哲结婚后，他们夫妇和胡适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过，在胡适这个自由主义朋友圈中，他们都是重要的成员。《独立评论》时期，他们夫妇发表的文章很多，任鸿隽也以饱含锋芒的笔调，写下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今天读来还是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对国家民族的真诚。

1932年6月5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三号上，有任鸿隽的《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其中说：

“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

……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于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知识上的好奇心。有了知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的了；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知识上的好奇心。”

在他看来，“党化”和“教育”是一对矛盾的名词，有了“党化”就没了“教育”，反之，要去“教育”，也一定要去掉“党化”，“党化教育”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在特殊的情形下，比如国民党通过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等特别组织来宣传党义未尝不可，“不幸我们现在要党化的学校，不是这样的一类，而是全国一般的由小中以至大学程度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面去宣传党义，便立刻有许多问题发生。……我们以为宣传党义的最好方法，是把党义放在一个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它放在特殊阶级之上，使它失去了自由竞争的机会。因为一放在特殊阶级之上，它既不用与人竞争，便渐渐地失去向上改进的本能；同时在课室中或教科中强迫输入的党义，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这岂不是南辕北辙，爱之适以害之吗！近年以来，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为政府的种种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谓党化教育，于党义的传播，并无一点好处，也可以概见了。”对于国民党政客、官僚把持某些学校，作为自己的地盘势力之一，徒加了更多的纷扰，他的结论是：“办学校以教育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来办教育，是非失败不可的。”

此文一出，许多朋友看了，都对任鸿隽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他回答说：“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提出谈谈，唤起国人的注意。况且现在不是言论自由的时代吗？我们若是多所顾忌，而不敢讨论眼前的重要问题，便是放弃国民的权利。”

因为来自南京的一封读者来信，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任鸿隽又写下《再论党化教育》一文，进一步提出自己对教育的见解：

“在我们看来，教育只是一个社会里面，老成人们加于少年人们的一种训练。这种训练，自然是以老成人们要形成少年人们的理想为标准。人在少年时代，受教育感化的力量狠大，所以施教者的理想，最能影响受教者的思想行为。

……我们认为根本问题，而有讨论价值的，是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危机存亡的国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来唤起人心，发生效用，那么，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社会，是由个人的分子组成的。有了健全的分子，不怕没有健全的社会。”

对于“健全的分子”与“健全的社会”这个观点，他在 1933年7月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烦闷与大学教育》中说得更清楚，他说，“要培养生活的力量，第一要各个分子的健全。若是大学教育还有它的目的与意义的话，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就是它的最高的目的与意义。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可以做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一个工程师，但你是不是一个社会的健全分子，还得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