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撰稿/邸利会

中国科学社试图建成像英国皇家学会一样的独立组织；但1949年后，由于它的私立性质同当时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势相去甚远，难以避免地谢幕在历史的深处

1949年5月，中国科学社的创立者任鸿隽最终选择留在大陆。

因为三个女儿在美国，他和妻子陈衡哲本来是要取道香港赴美国的。但在香港时，任鸿隽把中基会的事务交结完，却直接返回了大陆。个中原因虽已无可查考，但有一点可以估计到：大陆的科学事务是他放不下的，其中就包括他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科学社。

成立

康奈尔大学所在纽约州伊萨卡城，20世纪20年代时，人口只有一万多，这却是美国所谓的大学城，“其地风景既佳，人民淳朴，无贫富阶级之悬殊，故常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作为庚子赔款的早期留美学生，任鸿隽之前在日本学化学。他还曾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因见友人“蜀人之喻培伦、黄复生，皆曾以制造炸弹受伤，断指伤目之状”，于是决定修化学，以辅助革命制作炸弹。

1913年，任鸿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当年赴美的11名学生中只有任鸿隽和杨杏佛立志科学，而康奈尔大学以擅长科学著称，而且胡适已经先在此校。

1914年的夏间，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秉志、赵元任、周仁等一帮中国留学生在康奈尔聚会。“大家无事闲谈，想到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个专讲学术的期刊，实觉可愧。又想到我们在外国留学的，尤以学科学的为多。别的事做不到，若做几篇文章，讲讲科学，或者还是可能的事。”

那天是6月10日，刚刚大考完毕，十几个同学聚在一起，热情激扬，当晚草拟出《科学》杂志的简章，而后提议成立中国科学社。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遂于1915年10月宣告成立。自科学社诞生直到最终谢幕，任鸿隽一直担任负责人。

任鸿隽于1918年10月回到上海，中国科学社本部也随之移到国内。1923年1月，他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提出科学发达的三大条件：研究精神、共同组织、社会赞助。“研究精神固属个人，而研究之进行，则有待于共同组织。该研究精神为科学种子，而研究组织则为培养此种子之空气与土地，二者缺一不可也。”

这个社成立的宗旨就是独立于政治之外——其英文名字(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简写为C.A.A.S.，恰与美国科学促进会简写A.A.A.S.、英国科学促进会简写B.A.A.S.组成一个科学运动的大“A.B.C.”。

但科学社成立之后，一直在为其始终主张的“独立”两字而挣扎，直到它的消亡。由于经济的困顿，它被迫先后吸纳了20余位赞助社员，其中许多人都是政界、军界、实业界、教育界及出版界的显要，包括了蒋介石、徐世昌、黎元洪、宋子文、梁启超、阎锡山等等。

但任鸿隽本人还是被公认为杰出的科学事业组织领导者。他也是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其科学论文、专著和译著颇多，内容涉及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多方面。他在1926年著作《科学概论》中指出的“五个特征”——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成为对科学精神最为经典的概括，“以上所述的五种科学精神……虽不是科学家所独有，但缺少这五种精神，决不能成科学家。”

欢欣

1949年9月，作为特邀代表，任鸿隽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更是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这重大的历史时刻。此时的他，对于未来，有着太多的期待。

此前，6月5日，中国科学社联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等26个团体成立上海科学技术团体联合会，宣称此联合会“可以反映整个科学界的意向”，能够以一个综合的机体来参加新时代的建设。

更早的时候，1945年3月，任鸿隽在《我们的科学怎么样了？》的文章中就热切期盼有朝一日“发展科学”能成为国策：“国家对于科学，可以有计划地促其发展，正如国家要发展其他事业一样。这可以苏联最近的事绩为之证明。这个计划，应邀请中外专门学者若干人组织委员会，悉心厘定，期于切实可行。少数人的私见，外行建议与官样文章，皆所切忌。”

在一年之后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发展计划科学的我见》中，除了重申前言，更指出国家宜有独立的科学事业预算，且“管理科学研究人员，必须为专门学者，用整个时间与精力以从事，不可成为政府要人之附属品，尤不可阑入官场习气，使成为一种衙门也。”

参加完政协会议的任鸿隽，心情是欣喜和深受鼓舞的。1949年10月，值中国科学社三十五周年纪念，透过政协刚刚通过的“共同纲领”的规定，任鸿隽看到科学研究已不是少数人的兴趣而成了新政府的国策。人民政府成立，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科学事业也应该进入一个新时代，而“本社在艰难困苦中挣扎了三十五年，此后的三十五年正是它一展身手的时代。”

从年底到次年6月，中国科学社组织了多场专题座谈会。议题也是多种多样，从辩证法到医药卫生，从遗传学到土地改革，从科普到工人业余教育，空气中始终激荡着紧张与欢愉。

联合

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

1950年8月18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科代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决议产生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

作为综合性的学会，此时的中国科学社陷于尴尬。它既不能以专门学会的身份归于科联，又非科普成员。何去何从，成了问题。

其实，在召开科代会之前，就有人对此动向有所察觉，对于科联和科普的成立感到不满。据《竺可桢日记》记载，在科代会召开前几天，竺可桢曾收到一封匿名信，“系以自然科学工作者56人的名义写，攻击丁瓒、严济慈、涂长望，谓其把持科代，原函系寄吴玉章，函中颇为科学社抱不平之意。”

是否“解决”科学社，在当时的科学界内部也存在争议。在科代会召开前三日，时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的王家楫提议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归并至新成立的水生所。任鸿隽与水生所研究员秉志均认为，科学社有它过去的历史，为其他学会所不及，不宜拆分。

而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则认为：“科学社所不同者，只是有数种事业，此数种事业可以交代与发展有更大希望之机构。”

21日，科代会期间，科学社召集会员开会。竺可桢坚持了以往的立场，认为“科学社过去虽有其光荣之历史，但时代已过去，综合团体只能集合一起方克有成，主张在科联成立社中事业已托付得所，科学社可告结束”。

种种对科学社不利的声音开始出现。会上，甚至有人说“科学社过去勾结汪精卫、孙科、翁文灏，为科学团体中最反动者，科学公司(即科学社下属的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又不肯印进步刊物。”

竺可桢指责这不合事实，“科学社所来有超政治观念，亦是一种不进步的表现，但却是在反动政府下无可如何者；至于汪精卫为董事乃在民国十六时代，谁也不知道其(后)做汉奸也。”

“任鸿隽还是想起到一个核心组织的作用，把各个学会统一在科学社名下。”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樊洪业说，“这是他早年的梦想，后来也没有放弃。但是他的想法与当时一线科学家的想法走得越来越远了。”

会后，原有的自然科学综合学会纷纷宣告解散。1951年4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宣告退出，在一份声明中说：“科联和科普分别领导全国的科学提高和普及工作，这样，全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有了统一的组织，可以集中力量，为人民的事业而服务，本社所负倡导科学的历史任务，已告完成，故此宣告退出。”

任鸿隽干脆说：“中国科学社参加了这次会议(科代会)之后，认识到人民政府对于科学事业的重视，此后的科学工作，已经成为国家的事业，前途无限光明，无须私人组织来越俎代庖。”

名号

科学社面临解散，《科学》杂志的接受成了问题。1950年8月25日，张孟闻与杨钟健、钱三强谈接受《科学》事务，钱认为，可交予中科院办。次日，竺可桢告知任鸿隽，中科院愿意接办《科学》，出版社由科学社变更为中科院即可。10月12日，在中科院的行政会议上，更是决议“给予《科学》40%的补助。”

方案一再变更，随后科联也介入进来，围绕科联接受《科学》的问题，双方发生了争执。秉志和任鸿隽坚持《科学》可以交出，但名称要保留，卷期要继续。负责为科联筹备刊物的张孟闻询问竺可桢的意见，竺说“若不维持名称，《科学》尚可出版，院中继续贴40%。”

1951年5月，处境艰难的《科学》终于停刊。“对于停刊，任鸿隽多少有些不甘。”张剑说，“其实，建国以后任鸿隽只是担任一些名誉性的职务，中国科学社也就几乎成了他唯一可寄托的事业，而刊发期刊则是学会最基本的使命。”

《科学》虽停，但中国科学社的活动并未立刻停止。1951年11月，中国科学社函请社友登记，旨在恢复活动。对于此事，身为社员的竺可桢，却极为反感。《竺可桢日记》记录了他的心迹：开科代会曾建立科联，其中不包含综合性科学团体，意即希望在科联以外不再有另一综合性的科学社团，以免对立。此次科学社重新登记，不免有立异之意。

对于批评者认为的《科学》“偏重理论，未能与实际相结合”的指责，任鸿隽给予了驳斥，他软中带硬地说：“如其以关于应用科学文字的稀少，便指为脱离实际，我们以为是未加深思之言。我们须知，如讨论科学研究问题、科学教育问题、科学名词问题，甚至如科学方法问题，哪一样不是目前所切实需要的？科学的范围愈来愈广，实际的需要也随时而不同。主持科学界言论的威权者，应该放大眼光，考虑周到，方能真正做到切合实际的工作。”

在全国一片统一声中，科学社的独立终究显得不合时宜。

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社会主义改造，私人资本的存在基本变得不可能，中国科学社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剑说，“政府成立的研究机构，拥有编制、资金、权力等有利条件，对私立机构造成的挤压是明显的。”

谢幕

1953年，科学社将《科学画报》移交上海市科普协会。1954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将标本、仪器和人员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的水生生物、动物和植物三个研究所。1956年2月，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将全部图书、馆舍设备和购书基金捐赠给国家。是年秋，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将代表国内一流水平的科学书刊印刷力量——印刷厂全体技术人员和机器，上交国家。

世事无常，就在科学社将资产移交殆尽之时，1957年7月，在“向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传氛围中，任鸿隽感到《科学》复刊的机会似乎到了。

自从成立“科联”，任鸿隽已经没有说过什么话了。在“我们为什么要刊行这个季刊”一文中，他说：“我们不能忘记目前政府‘百家争鸣’的号召。这个号召自从1955年毛主席提出以来，各方面的人们争相引用，但这个口号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响应百家争鸣和开展自由讨论来说，科学刊物必须多种多样便成了不可避免的结论……所以科学刊物只要条件允许，自应以多为贵。我们明知能力有限，而不敢不勉竭绵薄，来为科学家增辟一个争鸣的园地，想也是向科学进军的队伍所欢迎的。”

但这只是他的一片热情。很快地，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科学社社员王孟闻、张恒守被打成右派，凄风苦雨中，中国科学社走向了消亡。

1959年，任鸿隽主持召开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提议将社内所有房屋、图书、设备和8万余元款项全部捐给国家，原因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形势下，我们感觉到一个私人团体的努力不能适应国家总路线的要求”。

1960年5月4日，在与上海科协办妥一切移交事宜后，中国科学社走到了尽头。9月，无限悲凉的任鸿隽写完了《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其中说：“综观中国科学社四十余年的历史，在组织初期，确曾推动了一些研究科学的风气。此后所办各事，虽然对于推进科学训练人才，均起了相当作用，但不免陷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科学的旧窠臼，以致未能作出更大的贡献，是我们所极端悚愧的。”

中国科学社已然成了旧事，任鸿隽把它送到了终点，他自己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1961年11月9日，75岁的任鸿隽因心力衰竭去世。11月13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周恩来、陈毅、吴玉章等前往，送了花圈。

(本文参考了《竺可桢日记》《任鸿隽文存》等）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9.8.3 总第4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