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增强信心、保持定力、坚定底气，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对广东、广州而言，“自己的事”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何划分轻重缓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广州如何进一步强化敢闯敢试敢干的锐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近日接受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独家专访，深入阐述了他对中美经贸摩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的观察和思考。IPP评论今天转发郑永年教授的这篇访谈，供读者参考。

办好自己的事：最重要的还是深度开放

广州日报：中美经贸摩擦已持续一年多，其间多次反复，您怎么看待中美经贸磋商的前景？

郑永年：中美经贸磋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中美两国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都会基于国家利益进行考量，哪些可以妥协，哪些不能妥协，两个国家之间要努力寻找共识。说到底，中美之间不仅是一个贸易逆差、贸易平衡的问题，也涉及很多国际性的问题。尤其美国选举临近，贸易磋商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两边谈判到最后，就是两国内部的政治，谈判也是内部情况的反映。这几年，美国把中国视为其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贸易谈判就变成了一个较小的事情。当然在经济层面，贸易摩擦对两个国家都没有好处，美国损失也很大。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谁都知道这一点，如果大家就事论事，仅仅从贸易摩擦的角度来看待，哪怕从技术、知识产权等方面来解决，都好办。但如果把贸易摩擦放在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政治、经济、安全都不分了，一体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各方面因素整合到一个篮子里，就很难找到解决方式，因为没有一个抓手，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真要取得突破的话，还是要贸易归贸易，政治归政治，安全归安全，这样才有希望解决。

广州日报：从中国的角度看，大家的共识就是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再次强调“办好自己的事”。如果要给“自己的事”分出轻重缓急，您会怎么排序？

郑永年：国内的事情当然是最重要的，每个国家都一样。尤其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国内的事情做好了，外交关系也就更好处理。美国就是自己的事情做不好，才把国内的问题向国际转移，它又总以“老大”自居，所以美国出了事情，就想要全球其他国家都跟着遭殃。对中国而言，要对世界作出贡献，首先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反过来也成立，中国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那么多的问题，优先顺序是什么？我是觉得，终归离不开发展和开放，发展还是硬道理，而开放带动的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这一点大家很明确，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就更要推动全球化，持续深化开放。

发展是硬道理，但要什么样的发展？这个要搞清楚。以我个人来看，还是要通过新的制度建设去推动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国家是否崛起的标志就是制度建设。如果光说GDP，中国在1820年是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很可惜，20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打败。英国的崛起是其内部制度的崛起，所以不是英国的GDP，而是英国的制度打败了当时的清朝。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多为粗放型、数量型的发展，如今要高质量发展，就更加离不开制度建设。如何通过新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道理大家都懂，关键就要抓细节。举个例子，现在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存在不少细节问题，很多资本未能有效利用——一些中小型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资本，有些企业则出现资本滥用，这些都要通过制度来重新规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今很多制度、政策都已经非常明确，但有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呢？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需要一点点细化完善。

广州日报：广州是国际商贸中心，外部环境对经济影响更大。所以，对广州这样的城市而言，办好自己的事，最重要的是什么？

郑永年：从历史上看，广州不仅是中国的贸易中心，也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就当下来说，广州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位置，面临重大历史机遇。我觉得广州发展空间非常大。那么，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想清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深化“一国两制”，推动三地开放，这方面大有可为。大家不要总是去问香港能做什么，澳门能做什么，还是要多问我们能做什么，能为港澳提供什么条件，如何吸引它们过来、让它们乐意参与共建。从这个角度看，广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在我看来，对广州来说，办好自己的事最重要的还是深度开放。广州是国际商贸中心，贸易就需要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贸易。开放，这是广州的生命。那么，如何实现深度开放、高质量开放？还是要靠制度建设。观察一下新加坡，你会发现，新加坡就是通过很多制度建设来推动开放。广州也要往深度开放这个方向走。当然，深度开放不仅是面向世界，也要面向国内其他省市，这一点不能忘了，应该是全方位开放。

敢闯敢试敢干：除了方向明确，还必须“敢”

广州日报：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鼓励引导支持基层探索更多原创性、差异化改革，及时总结和推广基层探索创新的好经验好做法。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基层探索？

郑永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部分创新都是来自基层，无论是城市基层还是农村基层。你看广东走过的路就会很清楚，没有基层的改革，没有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那些探索，广东改革开放很难有现在的成就。所以改革开放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是因为它是自下而上的。要两条腿走路，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中央的积极性，一个是地方的积极性。对地方来说也是一样，比如广东既要发挥省的积极性，还要发挥市、区等基层的积极性。

社会的积极性是最重要的，因为社会的积极性涉及每一个个体。如果能把每一个个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那就是最大的积极性，这就是鼓励基层创新的意义。我觉得广东的基层创新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做得最好的。如今要深化改革，就更加需要基层的活力和冲劲。

广州日报：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州也是得益于先行先试才走到今天。但当前，敢闯敢试敢干的锐气弱化被视为一大突出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郑永年：应该说，锐气弱化也是必然的。以前经济没那么发达，大家一穷二白，为了吃饱肚子，拼命往前冲；现在有些人已经吃得很胖了，走路就变慢了，甚至走不动了。这是客观情况，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怎么把冲劲重新找回来？

这就要搞创新。哪些领域可以创新？哪些地方还处于“饥饿”状态？一座城市要定位精准，要找到自己的不足。中国人说缺什么补什么，我觉得一座城市也是这样，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一定要有压力感，没有压力感的话就不会进步。怎么才能有压力？根据世界各大城市的经验，就是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来获得，要有参照物。广州说要对标世界一流，敢于向新加坡、首尔等先进地区“叫板”，这就是有压力感、紧迫感的体现。

此外，敢闯敢试敢干，除了方向明确，还必须“敢”，必须有信心。实际上，广州的优势不是一些城市所能相比的。比如，广州是一座老城市，文化底蕴深厚，很多好大学都在广州，怎么会没有信心呢？只要对标世界上的发达城市，积极进取，肯定会有大发展。

广州日报：那么对广东、广州来说，如何进一步鼓励基层探索？

郑永年：以前人们常说一个词，就是“松绑”。如果把手脚捆住了，你怎么能创新？所以要松绑，要思想解放。现在也一样，首先要给基层松绑，现在捆住他们手脚的东西还是太多了；第二，思想要进一步解放，进一步发挥基层的主观能动性。

时代不同，道理还是一样，只是不同的时代要有不同的内容。这几年，我去广东各个地方基层，发现还是有一些“虚”的东西束缚了他们的脑袋，一些条条框框捆住了他们的手脚。比如一些基层单位忙填表，忙开会。还有就是“紧箍咒”太多了，比如要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肯定要多接触、多交流，现在一些基层干部怕犯错，跟企业联系少了，连吃饭都不敢了。这些还是需要制度上的改进，既要减负，也要减掉一些条条框框，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创造性。

大湾区：制度差异是障碍，也是机会

广州日报：对广东、广州来说，讨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然要谈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建设推进以来，已有初步成效，是否符合您的期待？

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展很快，成绩值得肯定。当然，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欧盟则是二十多个主权国家。但你看现在大湾区内部的整合，还远远没有达到欧盟的水平。现在的整合还多是互联互通，包括水路、桥梁等物理意义上的互联互通。这一点已经比欧盟做得还好。问题是这样做以后，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整合、衔接，会直接影响互联互通的成效。

今天，广东和港澳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问题。尽管港澳和珠三角9市各有各的优势，但由于一些体制机制壁垒，资源融合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广州的商贸、深圳的高端科技、香港的优质金融制度和教育科研实力，各个城市在各自领域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各地的优势尚未实现高度整合和有效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要打破这种行政分割，实现资源优势融合互补，产生化学反应。比如穗港澳合作，三地都面临发展瓶颈，各自为战去突破，有难度。但如果把三地的要素结合起来呢？可能就完全不同。这就和欧盟内部很像，分散开，各自力量不算强；合在一起，人员、资本、技术，全要素流动起来，就很强。

广州日报：您曾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成为“中国内部的欧盟”。欧盟有哪些方面值得大湾区学习？

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它跨越了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很多人经常去看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可以去看看，但借鉴意义不大，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内部的事。我觉得像欧盟的融合方式，很多方面更适合大湾区学习。

在欧盟内部，很多法律法规、制度上的互联互通，都可以学。比如粤港澳现在有三个独立的关税区，看上去不容易对接，但欧盟内部有20多个关税区，它们是怎么整合的？比如法律，欧盟内部也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等，但相互之间障碍并不多。还有，欧盟国家之间也有发展差异的问题，甚至差异非常大，人家是怎么融合的？在产业方面，三地融合也还不够。比如，香港有很多新技术，没有市场；珠三角有庞大的市场，但技术不如香港；港澳都有优质的服务业经验，但也没有市场。产业上如何重新布局，哪一部分可以放在香港，哪一部分可以放在广州、深圳？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细节很重要。我们是“一国”，就更要从技术层面着眼解决问题。比如，三地的不同车牌如何快速通关？三地海关怎么协调、怎么省掉重复通关的中间环节？在大湾区注册企业，能不能都视为“湾区企业”，不再分内资、外资？不同的体制机制是眼下的障碍，但未尝不是机会。不同的体制机制在一起融合、碰撞，现在的障碍就可能转变成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在体制机制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

我觉得很多现成的经验都可以去学，没有必要自己“苦思冥想”。当然，学习有两个前提，一是要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体制机制衔接不能影响“两制”，它只是要解决中间机制对接的问题。二是学习不是要照抄照搬，而是借鉴人家的好经验，把它们学过来。要抱着学习的心态，而不是照搬照抄的心态，我觉得是大有可为的。

老城市新活力

广州日报：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对广州提出了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明确要求。如果以时间划分，城市都有新、老之分。您怎么看待城市的老与新？如何加快城市的新老转化？

郑永年：新老转化不仅是广州面临的问题，很多城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你去看看美国的一些城市，不转化、不与时俱进，就会很快衰落。所以我们常说不进则退，进步很难，衰落是很快的。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与过去那个“老城市”相比，已经很“新”了。如今，实现老城市新活力，这对广州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我的观察，广州这么发达的一个大都市，有的区域、有的方面已经很发达了，有的还需要进步。

举例来说，广州是国际商贸中心，但广州的国际化程度够不够？我觉得还不够。比一比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广州的国际化水平还有提升空间。比如国际化人才有多少？新加坡560万常住人口，近一半是外来人口，当然里面很多是劳工，但也有很大部分是专业人才。广州也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我们绝不是说排斥外来务工人员，这是很自然的人口流动，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发展很重要，但怎么吸引更多高端国际人才呢？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有多少外国专家？广州的会计、律师等行业有多少国际人才？在全球化时代，外国人才的比例、对人才资源的集聚能力，是考量一座城市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此外，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广州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广州要有新的定位，要打造世界级的经济平台。看看新加坡、中国香港，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色，中国香港有中国香港的发展模式，新加坡有新加坡的模式。广州要进一步明确定位，明白需要什么、缺什么，要把短板找出来、补上去。目前，广州内部发展还不算平衡，怎么把一个城市统筹好、让各个方面平衡发展？怎么推动整个城市的升级？我们以前谈升级，很多人只会想到产业升级。那城市怎么升级？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城市整体上得不到升级的话，其他方面都会受到制约。

广州日报：当前广州正着力建设科技创新强市、先进制造业强市、现代服务业强市、文化强市。其中在产业方面，广州多次强调推进5G、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产业链建设。据您观察，新加坡在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郑永年：新加坡的经验就是，不只是发展哪个产业，而是要做到城市的整体升级。分析新加坡的经验，其中当然会包括产业升级，但更要强调整个城市的升级，这是不矛盾的。新加坡就是打造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平台——整个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包括各个方面，其中又有重点。因为新加坡跟广州不一样。新加坡很小，不需要一整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它在一个产业链条上找准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就够了，当然这也是它的缺陷。广州则不一样，它有中国那么大的市场，就可以发展更多产业门类，也就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具体学什么？从城市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可以学很多。比如会展业，新加坡就做得很好；比如旅游，新加坡那么小，但它一年的游客数量很大。科技也好，现代服务业也好，其实每个城市都想这么发展，也都认为这些方面要发展。所以不要盲目说学哪几块，还是要整体解剖一个城市，这样就能看得更清楚。

本文采写：广州日报评论员徐锋 夏振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