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儿子30岁生日。30年前的今天上午11：45，儿子在解放军三零四医院呱呱落地。看到母子平安健康，我急忙骑车赶回去听王珏教授下午的课——那时我正在中央党校进修部学习——一进教室，王珏教授问道，“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我说男孩儿，全班30多个“老小孩儿”竟然不顾老师在场，立刻欢呼起来……
我29岁结婚、38岁生子，算得上是晚婚晚育了；我儿子与中学和大学同学们的孩子相比，大体要小10岁。龙龙（儿子小名）2011年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毕业后，进入香港的一家投资银行，在研究部担任分析员，至今已经6年多。
不知道什么原因，儿子从小酷爱汽车。住在爷爷家里时，一有机会就让大人带着去党校车队看汽车；上幼儿园之后，每逢我骑着自行车接送他，小家伙坐在前梁上，面对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总是兴奋地一边观察、一边给我讲他知道的各种汽车；后来家里有车了，凡是在二环、三环路上看到他喜欢或是没有见过的汽车超过，总要让他妈开着车拼命追，以便看得更清楚一点，搞得小齐很紧张；小时候家里的玩具，几乎都是他喜爱的各种小汽车……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龙龙没有从小养成热衷读书的习惯，但是阅读汽车杂志的那种执着认真，则绝对属于例外。有一种印制精美、当时不算便宜的汽车杂志，他是每期必买，而且看得极其仔细。随着年龄的增长，龙龙逐步从一个汽车迷，变成了汽车通。他介绍起各种汽车来，从品牌、型号，到发动机的排量、油耗，再到车内的各种配置……都讲得头头是道；特别是对每种汽车优缺点、性价比的分析，更是非同一般。在美国上大学以后，那些想买性价比相对较高的二手车的同学朋友们，找他咨询、参谋者甚多。
母亲老早就说过，龙龙这么喜欢汽车，以后如果能找一个跟汽车有关的工作就好了。我说那可不大容易，因为他不是从设计者、生产者或是销售者的角度，而是更多地从消费者的角度喜欢汽车，而这种身份跟今后的职业很难沾得上边儿……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孩子后来所从事的工作，竟然还真是满足了奶奶早年的愿望——和汽车直接相关。
那是在大学毕业之前，龙龙到香港的一家投资银行实习。他被安排在证券公司的研究部，给一位资深研究员罗尼打下手。罗尼团队负责研究的领域中，正巧有汽车。他们主要研究在香港上市的汽车制造公司、租车公司、零部件生产公司以及汽车销售公司（4S连锁店），分析这些公司的财务数据、估值、发展潜力等等，为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提供服务……
在两个月的实习期间，罗尼发现龙龙对各种汽车整个儿一个“门儿清”，而且对价值、价格等等分析得头头是道，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见解远非一般大学生所能相比……有鉴于此，公司决定在龙龙毕业后录用他。奶奶当年在孙子职业上的那个“奢望”，我一直认为不太可能实现，没想到龙龙通过实习“轻而易举”得到的这份工作，既与他大学所学专业——经济学-商学，国内好像没有这个专业——对口，又使他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有了充分发挥的机会。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奶奶感慨地说：还是咱们家的龙龙有福……
“三十而立”，出自《论语·为政》，可以看作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状态，也可以看做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和激励。在儿子的而立之年，我不由地回想起38年前的自己。
1978年，我以父亲身边无子女之名，从设在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回到北京。经中学同学张江民介绍，进入北京市科协科普部工作；到而立之年1980年的6月，我已经在那里工作了整整两年。尽管在科协也受到领导的“器重”，但是那时我已经有点心有不安了。主要是感觉科协“太清闲”，工作没有“挑战性”。我心想，如果是五六十岁，在那里工作倒是心安理得，可是自己还不到30岁，就这样“混”下去，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我开始萌生去意，但是到底去哪里，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一天有人告诉我，隔壁学会部的郑热力就要调到市政府研究室去工作了。我找郑热力了解了有关情况，决定争取“步其后尘”。
我找到北京市政府研究室的副主任（当时没有主任，只有这位副主任主持工作）杨正彦，申请也调到他那里去工作。经过简单的考核，老杨决定接纳我；并且告诉我，文革中被撤销的市政府研究室刚刚恢复半年，当时只有十几个人，正在招兵买马。那时想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远不像今天这样趋之若鹜。
我向科协组织处正式提出调离申请。几天之后，组织处处长王晓云找我，说是党组没有同意我调离，但是有一个去日本进修的名额，领导决定派我去。在1980年前后，去日本进修的机会还是相当诱人的，但是我去意已决，谢绝了领导的好意。科协刚刚放走了学会部跟我同年龄同学历的郑热力，却不痛快地放我走，我估计决定这事的关键人物是科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田夫。
平时我跟田夫并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参与组织了两个老田亲自出席的活动。一个是科协和团市委、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北京市青少年寒假科普电影周，另一个是市科协和市经委、北京能源学会共同举办的北京市节能月。估计给老田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我给他起草的在这两个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我写的讲话稿基本没有作什么改动，从老田当时在主席台上讲得那意气风发、慷慨激昂的情景看，他对两篇讲稿都是满意的……
为了调离，我先后几次去找田夫和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孙洪以及秘书长林寿屏“申诉”，直到有一天王晓云正式通知我，党组已经正式决定不放我走。
母亲跟我说，既然如此，没有别的办法；你要是非想离开科协，只有一条路，就是考研究生……于是我找来有关的教科书，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打算报考第二年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许是我坚决要走的决心感动了上帝，3个月之后，王晓云通知我，科协党组同意我调离了。
1980年9月22日，我正式到北京市政府研究室报到上班。这时我9月2日的30岁生日，刚刚过去20天。
我们研究室那时在东城区台基厂的市委大楼里办公。市委离我父母家所在的中央党校很远，骑车一个来回，至少需要3个小时。因为没有宿舍，我平时就住在办公室里，每个周末回父母家跟妻子小齐团聚。在办公室住了两年多之后，母亲的中学同学师葳竹阿姨借给我们一处城里的平房，我们才算结束了“牛郎织女”的生活。
不过早期住办公室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有足够的时间用于“补课”。尽管此前我在写东西上还不是一窍不通，但是按照研究室的要求，特别是按照老主任杨正彦这位“大笔杆子”——老杨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文革前曾任《北京日报》记者、工商部副主任多年——的要求，我的确还差得相当远——无论是在经济理论、政策水平，还是在写作技能上，都是这样。
怎么办？笨鸟先飞，只能下笨功夫，恶补！那一段时间，每天下班后在机关食堂吃过晚饭，散完半个小时的步，我就开始了“晚间作业”。一般是从6点半干到10点半，缺什么补什么。有时周末也不回家。白天办公室里乱，没事我就去市委六楼阅览室看材料、写东西。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特别是在“高手”老杨的严格要求和训导下，我终于上了一个台阶，在写东西上初步做到了得心应手。
我到研究室刚刚两年多的1982年底，就被提拔为财贸处主持全处工作的副处长；还不到4年的1984年6月，正在香港中华总商会工商业研讨班学习的我就接到杨正彦的信，老杨在信中告诉我：经市长陈希同、常务副市长白介夫同意，已正式申报我为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11月，经请示陈希同，市政府财贸办公室和市政府研究室派我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挂职锻炼，担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1986年初我回到市政府，任市体改办副主任……
看到我如此迅速地“飞黄腾达”，不少人都认为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家庭背景。我在百货大楼挂职期间曾被谣传为“贺龙的儿子”，还真有一位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的中年人找到我的办公室，说是他父亲曾在湘鄂西跟着“我父亲”打过仗……我告诉他，我跟贺龙一点关系都没有，贺龙是湖南人，我父亲是山东人；贺龙是元帅，而我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党校教师……可是我怎么说他都不相信，总是欲罢不能。还有一次，一位相当“有派”的高个儿北京人找到我的办公室，说起“贺家的事”，还特别问到“上次薛明阿姨请客，你怎么没有在？”我告诉他，我虽然姓贺，但是跟贺龙和“薛明阿姨”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后我想想，这也难怪人家误解，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特殊家庭背景、有点书生气、又不会钻营的年轻人，那两年我在“官场”中升迁得也的确是太快了一点——这是几年前那个一心只想从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坚决要离开科协时的我根本不可能想到的……
上面简述了两个男人——儿子和我——在而立之年前后的经历。下面我想简略地分析一下我们父子各自在而立之年的状态，并对儿子提一点希望。
儿子作为一个80后，生活条件、学习条件和工作条件都比我们那个时代好得太多；和同时期的许多孩子一样，龙龙见多识广，比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更会生活，对美好生活有着更多的追求……而我在到科协工作之前，下过几年乡，在工厂当过工人、技术员和车间领导；特别是吃过不少苦，深知一切来之不易，深知勤奋刻苦的重要；那时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有机会从事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期望能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对比我们父子在而立之年的状态，我对自己的儿子有两点期盼：
一是希望儿子在年轻的时候要更加注重事业。
龙龙刚刚步入职场不久，我曾经和他有过一次视频交流，事后我将交流中的部分意见整理成文字发给他。我总的意见是：人要有所追求。信中的一部分这样写道：“对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而言，价值观最为重要。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追求什么，往往决定你的一生。没有目标、没有追求肯定不行；目标不正确、追求不恰当，同样有问题。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为人类为社会也为自己做出尽可能多的努力和贡献，应该作为自己毕生的目标和追求，应该作为自己随时孜孜以求的事业。至于当前年轻人普遍追求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尽可能多的娱乐休闲等等，无可厚非，但那些都应该是追求事业的过程中以至事业有所进展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而不应是摆在事业之前的一种苛求。如果本末倒置，多年之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两者皆失，一事无成。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如果确定了较为‘高尚’的价值观，有了比较高远的目标和追求，就要脚踏实地去努力、去拼搏、去奋斗。”6年前谈到的这些话，正是我自己多年来所遵循的，我衷心地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够这样想、这样做。最关键的，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事业放在首位；趁着年轻奋发努力、打好各方面的基础，将关乎自己一生的事业乃至生活。
二是希望儿子在工作上更加勤奋刻苦和认真。
当然，我并不苛求龙龙勤奋刻苦到当年他爹的程度，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的经历也大不相同。但是我想，只要多少有那么一点艰苦奋斗的劲头，有那么一点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精神，龙龙的前景就会大不一样。
龙龙的认真程度也需要大幅度提高。儿子目前从事的工作，和我38年前的所做大同小异，只不过他做的是市场研究、投资分析，我做的是政府的政策研究。我们的工作都需要调查、分析、研究，并形成文字。我当年在研究室应该算是够认真敬业的了，可是老领导杨正彦总说我在文字上“抠得还不够”。我只好按照他的要求，细抠细抠再细抠，直到他不再说，我才算是“出师”了。说句大实话，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特殊家庭背景的普通干部，在市政府工作的最初几年我之所以“升迁”得那样快，主要是因为受到杨正彦和时任市长陈希同的青睐；过去素不相识的杨正彦和陈希同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看上我、迅速地重用我、提拔我，最初的“引荐者”，其实并不是什么人物，而是老杨一再要求我“细抠”的文字！龙龙在学习和工作上，如果能够像小时候研究汽车那样执着、那样认真，能够像爸爸当年在研究室那样不惜气力地“细抠再细抠”，那么他的职业前景肯定会大不一样。
38年前我的而立之年和今天儿子的而立之年，都是值得重视、值得记住的。如果说1980年是我事业和后来生活的转折点和新起点的话，那么我衷心地希望，今年也能够成为儿子事业和今后生活的转折点和新的起点。
2018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