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2018年10月23日，我应广西大学法学院2017级郑惠姨同学之约，简略地谈了谈自己人生的一些经历，并述及自己思想的进程。言谈之际，惊讶发现其间自有逻辑贯穿其中。在与惠姨同学的交谈中，我觉得我谈到了一些我以前尚未触及的话题，一下子仿佛自己的人生也变得清晰朗豁起来。我深深感到，人生既是一个偶然的存在，同时亦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今蒙惠姨同学整理成文，我略略加以修改，刊之于此，作为自己思想的一个备忘录吧。没有惠姨同学，就不可能有这篇东西，所以特别谢谢郑惠姨同学！

——魏敦友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2018－10－30

郑惠姨：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了解到您曾经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中央委员，所以想问一下您加入民主党派的过程，以及这一路的经历？

魏敦友：谢谢惠姨！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我来说，加入民主党派是我今生今世中一段非常难忘的人生阅历！我经常想，如果我没有加入民主党派，我的人生旅程绝没有这么丰富多彩。不过真正说起来，加入民主党派的事情则纯属偶然！其实，我自己当时对民主党派也不太了解，我加入的党派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我是在1994年加入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是在我当时工作的地方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加入的。当时对民主党派的确不太了解，加入党派是因为我们研究所的一位老人家，不好意思，时间久了，老人家的姓名现在记不起来了，他看见我比较活跃，就问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那你可以加入一个民主党派呀！我忙问他有什么民主党派可以参加，这位老人家告诉我说他认识有一位老师是湖北大学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可以帮忙。我就说那行啊。就这样在这位老人家的引领之下，我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结缘，大约是1994年5月份左右吧，我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个会员会开启我的一个新的人生。因为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于是，在这一制度下，我就认识了很多重要的人物，也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特别是1999年8月我到了广西大学之后。来到广西这片土地上，广西民进的同志特别关照我，我很快就成为了广西民进的委员，常委，在2002年的时候当选为民进的中央委员。到去年为止，一眨眼，我当了三届共计15年的民进中央委员，去北京开了15次会议。15年来，我见到了很多的人，也见到了很多事，亲身感觉到了中国政治的一些重大变迁，实实在在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及其运作的一些方面。

郑惠姨：可以说一下您在这方面比较深刻的感受吗？

魏老师：如果在直观上面讲的话，比如一个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换届会议，庄严肃穆，每次都有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常委参加。而我们民进中央的全会，一般是在每年的12月份初召开，都是在一些很重要的场所，比如五洲国际大酒店，会议上都有民进的主要领导，还有北京的一些重要的学者，比如国务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学者，给我们讲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形势。还有第三个，也因为民进的中央委员的身份，所以多次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一些学习班和会议，比如多次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去参加学习，和其他党派比如民盟、民革、九三、致公、台盟等党派的中央委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他们一起去全国各地调研，到过贵州，也到过茅台镇调查当地的经济发展。印象最深的就是到茅台镇，一进入茅台镇，四处都飘溢着茅台酒香，听说当地人都没有得肝病的。去过两次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这些亲身经历对于我自己而言，有利于我认清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通过这些亲身经历，我感到我的思想更加贴近现实，对历史的领悟也提升了一个高度。我这样讲是跟我自己进入社会的起点有关的。你知道，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而且是在北京上的大学。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重新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期。总的来讲，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理想主义色彩比较重，殷切地希望国家迅速民主、富强、法制起来！但因为缺乏对现实的理解，可能立场比较激进。现在看起来，理想主义有好有坏，好的方面是：精神气足，敢想敢干，努力为理想奋斗。坏的方面是：对现实认识不足，对历史缺乏了解。所以，在现实中会遇到很多的阻碍，容易因为现实的困境而悲观，失去那种心性，由理想主义堕落成悲观主义。我们这代人中很多就在这两种心态之间徘徊，我也不能免俗。有时候我也难免会出现悲观的情绪。加入民进，是我观察社会与人生的一个新平台，我深深地感受到理想主义应该要有现实的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我们无法深度地去思考中国的历史，把握中国的现实，展望中国的未来。从1994年加入民进到现在，已有24年的时间了，在民进24年的时间里，我得以有机会观察与思考，促进了我的心理立场的变化以及思想境界上的提升。总的来说，我们要保有理想主义的情结，加上现实主义的立场，两者相结合才能给做事、做成事、做大事，我们的国家才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郑惠姨:魏老师，您可以稍微详细地具体讲一下您的人生经历方面及学术思想方面吗？

魏老师：庄子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一转眼大半人生过去了。回首过往，可以说喜忧参半，既有灿烂之处，也有觉得不足之处。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还比较稀少，考上大学，就算是跳龙（农）门了。就个人来说，算是不错了。但从今天所达到的学思境界来说，我深感自己许多的人生时光白白浪费了。这要比较才能知道，比如民国时代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虽然他没有上大学，但是他在十七、八岁左右读的书不知比我多多少！他所思考的问题及其深度不知比我高几许！这当然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不管怎么说，大学是我的人生的一个新起点。现在我意识到，可以把我的学术经历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北京八年。从1984年到1992年，是我在北京求学的时期，可以看成是学术的积累时期。到北京上大学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在北京认识了很多的老师、同学，我的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寿堪先生教我读书，那时候读了很多国内外先贤著作，打下了学术基础。这里特别需要提到1988-1989年，我到当时北京的一个郊县顺义县潮白河旁边的一个学校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工作。当时已是80年代末期，在近两百年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之下，各种思潮激荡，关于中国该向何处去的问题，扣动着人们的心弦，这个问题当时也并没有得到解决，以至演化为89事件。这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思潮冲撞的结果，也是社会巨变的一个临界点。我身在其地，自然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有一个好兄弟王生，是学校党办主任，给我很大帮助，给我很多教育，也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在南宁的时候，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令我时常想念！总之北京八年，那是我很怀念的八年，有学生、老师、朋友陪伴一起学习、生活的日子，也打开了人生的境界。第二个时期是武汉七年，这可以说是我学术的拓展深化时期。1992年七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这是我与武汉结缘的开始。现在想起来，武汉时期对我来讲非常重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见到了一大批心仪的学人，如张志扬、陈家琪等，我本来到湖北大学哲学所工作，就是冲他们来的，后来又因缘和江畅、戴茂堂等学兄有深度交往。这里特别要提到刘简言先生。当时湖北大学哲学所创办一本杂志叫《德国哲学》，很有名，刘简言先生当时是副主编，特别喜欢我，一直督促我写文章，我在上面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朋友们很羡慕。其实我对写文章并不感兴趣，如果不是刘先生，就不会有那些文章。刘先生心中有谋略，他希望我早点升迁。可惜我辜负了他！我比较喜欢率性而为！后来我到南宁，刘简言先生到深圳儿女家闲居，不幸去世了，我一直非常非常怀念他！这是在湖北大学哲学所。另一方面，后来，1994-1998年，我到武汉大学读博士，跟随我的导师杨祖陶、邓晓芒两位先生进行学术研究，这是我学术最重要的时期。杨祖陶先生精研德国哲学，我从杨先生身上收益良多！可惜我只注重发展自己的思想，没有能力传他的学术衣钵，这是我深感遗憾的！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象目前这个样子！邓晓芒先生是一个思想很活跃、深刻敏锐的哲学家，他研究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当年在珞珈山上，我读了很多他的书，受他影响很大，主要是文化批判方面，甚至于今天研究法哲学也受到了他的影响。总的来说，武汉是一个文化高地，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的师友，武汉时期是对我学术方面的一个拓展、深化时期吧。接着而来的是第三个时期，即南宁时期二十年，这是我的思想转向阶段，也是思想的建构时期。

这些年常常碰到有人问我何以来南宁这样一个学术的荒僻之地？的确，我没有一个师友在南宁。之所以选择南宁，大约因为心中有一个读书梦吧，我认为读书就要在僻静处。在南宁，二十年矣！我阅读了大量的书，也写了一些文章。但我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我认为学问有一个内在的发展过程，我们必须在充分洞察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才能有所创作。所以我非常服膺邓正来教授的两句话。他说，“读书不是为了写文章，写文章不是为了发表。”我在这两句话的基础上加了一句，“发表不是为了谋名利。”我的这句是受明代大儒王阳明启发，他说，“为学大病在好名。”我深感中国现代学术迟迟不上轨道，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者们好名好利有关。此一话题且按下。说到我在南宁学问上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著作。这二十年在南宁，钱穆先生的著作是我读的最多的，也是我觉得收获最大的，还有他的学生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我也反复研读，我认为现代中国学术系统中存在一个“钱穆－余英时学派”，这个学派有助于我去理解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不同。经过长期的研究，我对中国文明系统有了自己的看法，这对建构自己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钱穆先生的思想作为支撑，就不会有我自己所谓新道统法哲学的产生。我的新道统法哲学是对整个中国文明整体演化的一个理论建构。我认为中国文化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类型形成的时期，即道论的创生阶段，也即一般人所谓的中国文化的子学阶段，以春秋战国为主，第二个阶段是经学阶段，从秦汉到隋唐，第三个阶段是理学阶段从两宋至明末清初，第四个阶段是法学阶段，从晚清至今。这是我研读钱先生、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再旁及其他的一些著作，建构起来的一个法哲学系统。在这个系统看来，今天我们的很多工作就是要去研究法学时代如何展开及其具体内涵，并建构起各种法的理论。当然，除了钱先生对我影响极大之外，还有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也很重要，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前面的一些人生经历都汇集在我的学术思想之中。所以，现在看起来，南宁阶段可以说是我思想的转向阶段，也可以说是我思想的建构时期。所以我很喜欢南宁这个地方，也感谢广西八桂大地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不过有时也有强烈的孤独感，所以我曾经发过这样的人生浩叹，青山绿水，无以解忧，蓝天白云，益增怅惘。广西的确是文化的荒野，但在文化的荒野之上，我们不应该自怨自艾，而应该奋力精进，就象当年李宗仁等人创造了军事上的新桂系一样，我们今天在广西的文化人有责任创造新时代学术上的新桂系。

郑惠姨：老师可以谈谈社会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吗?

魏敦友：前几天，我应柳州市柳江区政法委的邀请到那边作了一个法治讲座。在讲座的时候，我排列出了三个概念，一个是新中国，一个是新时期，一个是新时代，我觉得这三个概念似乎可以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的三个节点。新中国是1949年开始，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其重大贡献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了中央国家的权威，但是在建立中央国家权威的同时，社会的活力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特别是在其后期，社会活力几乎荡然无存了。

新时期是与邓小平相联系的，1978年邓小平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在后毛泽东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期。1982年新的宪法制定，此后又经历了1988、1993、1999、2004四次修改，然后现在是2018年第五次修改。我认为在新时期的四次宪法修改，核心是针对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建立了新的威权制度却失去了社会活力而实施的，目的在于给社会松绑，让社会恢复活力。最近这40年，可以说，社会拥有了无穷的活力，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我们国家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党的权威也受到了挑战。

2018年应该是新时代的一个开始，宪法的第五次修改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其要义乃是将以往两个时代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现代宪制的新的建构，即一方面社会生活要有活力，地方要有自主性，另一方面，国家要有权威，中央能掌控全局。我们知道，晚明的思想家顾炎武，他在沉痛思考明朝何以灭亡的时候，提出了“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理论，他认识到明朝之所以被灭，就是因为专制主义使国家有权威，但地方社会没有活力了。顾炎武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宪制方面的课题，即如何在国家有权威的同时地方也有充分的活力。我们今天可以从学术的角度，将它概括地称为现代中国宪制建构中的“顾炎武难题”。现今，中国的政治、宪制如何完成这样的一个建构，如何使中央有权威，社会有活力，重塑宪法的权威、国家的权威、党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同时不能损害社会的活力。就比如现在的民营经济，还是要保留他们的活力，促进社会的发展。2018年，提出修改宪法，就是有这方面的变革打算。我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研究法律、思考历史和现实的一个学者，我能感觉到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对中国的意义，对把中国建设成为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人民当家作主，社会有活力，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能够感觉到这样一个时期对我们具体的影响。

郑惠姨：老师对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我们有什么建议吗？

魏敦友：我认为应该要努力丰富自己、不断学习、增强自己洞察社会的能力，与人为善、使我们社会少一些戾气，在为国着想的同时，创造自己的人生。在大学首要的是学习、思考、提高自己，到了社会要保持理想，不要成为享乐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我们一方面想到自己、家人，另一方面也要想到国家、社会、民族，心胸要博大一点，人生境界才会高。希望同学们在学习法学知识、社会人文知识的时候，也要学习哲学、学习历史，使自己的人生境界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