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从一份文摘报上看到一段“历史旧闻”，感觉有点意思，简要叙述如下，供有兴趣的朋友们分享。

著名画家齐白石老人的节俭，在京城是出了名的，有人甚至认为那已经成了一种怪癖。我过去看到的一个材料中说到，吴祖光和新凤霞伉俪头一次去拜访老人，老人就对新凤霞喜欢得不得了，眼睛不停地看她，说她长得好看，还收她做了徒弟。后来这位评剧皇后为作画多次去老人家求教，每次去，老人都要亲自打开锁，从柜子里拿出存了多日的糕点给这位爱徒吃，可惜因为存放时间过长，有的都长毛了……

齐白石用多年卖画儿存下的钱，在老家湖南湘潭置田购地，用于家人耕种和出租——在那个年代，这是农村最传统的投资方式。

1950年年底开始，湘潭县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留在老家的齐白石后代被指控为大地主。眼看“地主成分”就要扣到老人的头上——在当时，那可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老人焦虑万分。无奈之下，齐白石给自己的“老乡”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老家的田产都是用自己卖画所得购置的……

毛泽东作了一个批示，连同齐白石的那封信一起转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王又将信转给县委书记兼县长杨第甫……在一级级官员的关照下，尽管老人用一生积蓄购买的田地被尽数没收，但是最要命的“地主成分”却得以幸免……

后来，具体经办此事的县委书记杨第甫专程来京拜访了齐白石。90多岁的老人感激涕零，当场画了一幅荷花赠给这位县委书记，落款时还特意连书三个“白石”，意思是“在此三叩首致谢”……后来，杨第甫把自己十分珍爱的这幅画作传给了儿子。特别巧的是，这个儿子居然就是后来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名鼎鼎而又英年早逝的杨小凯！

说到“土改划成分”，其中的故事很多，“猫腻”也不少。我们家也有这方面的经历。

父亲在世时我听他说过，我爷爷是山东掖县（现莱州市）沙河镇的一位乡村医生，他和我奶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不知出于什么理念，他们的3个女儿（我的姑姑）初中毕业后都被送去上护士学校；可能是因为学习成绩不错，她们护校毕业后都被大医院录用为护士。恰好这几个姑姑又都特别孝顺，挣的钱除去留一点自己省吃俭用之外，其余的都寄回家去，除了供几个弟弟上学，剩下的钱几乎都让爷爷买了地。爷爷行医挣的那点钱，也都尽数投入地产……

到了“解放前三年”，爷爷家已经有了几十亩地，爷爷自己行医，并不耕种，全部租了出去，“土改”时必划“地主”无疑。好在刚解放不久，二姑就把爷爷奶奶接到了她工作的青岛，两位老人才躲过了后来的皮肉之苦……

父亲在新疆工作时有两个不错的朋友，也都是抗日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有一次他们3人在我家喝酒，席间聊到土改划成分，一个叔叔说到，他们家过去曾经相当有钱，不幸的是他父亲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抽着抽着，家就败落了。到了“解放前三年”，他们家几乎一败涂地。按照“以解放前三年家庭经济状况划定成分”的土改条文，他们家被划为“贫农”……

这三位“老家伙”一边喝酒，一边调侃：他们那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爹，一位是省吃俭用，把自己和女儿的“劳动所得”尽数拿出，买回一个“地主”；另一位是抽大烟把自己的家抽得彻底败落，但是因祸得福，居然抽出一个“贫农”来……

我当时在旁边听着，心里感觉五味杂陈，因为不管他们的两位父亲是怎样得到的“地主”和“贫农”成分的，如果跟我没有关系，我可以麻木不仁；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和我有很大的关系。

我刚满18岁，就下乡到了新疆昌吉县的军户农场。在队里填表时有“成分”一栏（不是我们过去常填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两栏），我按照老习惯填上“革命干部”4个字。后来我不止一次听到队里有些“贫下中农”的风言风语：“革命干部是什么成分呀”——当然，他们也许只是好奇，并无恶意，但是对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而言，的确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恰巧父亲那位出身“贫农”的老友的儿子也和我分在一个队，后来填表时“成分”一栏，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填写“革命干部”，而是改填“贫农”。这样一来，对我的压力就更大。我心想，没有“革命干部”这个“成分”？难道还非要逼着我填“地主”、做一次“地富子女”不成？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就去了抗日根据地，没有做过一天“地主”，我怎么可能就因为爷爷被划为“地主”成分而变成“地富子女”呢……

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看、想一想，我们那些年搞的“土改”、“划成分”这类的阶级斗争，多么荒谬，多么没有人性，多么令人不堪回首……

我在新疆农场“接受再教育”的那几年，正是“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我看到了太多实实在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每周都要开一次“五类分子”批斗会，那些“五类分子”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其中一位是专门给我们知青做饭的饮事员，这位李师傅只是因为被人揭发“用毛主席像擦‘沟子’（当地人对屁股的称谓）”，他自己又不能自证清白，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列入另册，天天接受监督劳动。直到我们离开时，他都没有摘掉“五类分子”的帽子。

其实说说都可笑，被他用来“擦沟子”的“毛主席像”，不过是《新疆日报》报头每日一段“最高指示”前面的一个木刻头像而已，而当时这种头像比比皆是，让人“防不胜防”……

那时我们队每个月开一次贫下中农会、一次地富子女会。看到与会成员，开始我颇感诧异：这两个会上，每次都有一些十来岁的孩子参加，难道他们也是“贫下中农”、也是“地富子女”？很快，我就见怪不怪了。因为在我们那里，只要土改时你家的“成分”被定为“贫农”，那么下面的一代又一代，就都被称为“贫农”；而那些“地富子女”的子女、子女的子女，将永远被视为“地富子女”……

记得有一次回父母所在的“东泉五七干校”探亲，我还专门跟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不知道只是我们那里这样，还是全国都这样；如果全国都是这样，只能说明是想用这种办法，来证明毛泽东“阶级斗争不会消失”，让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说法永远正确……从那时起，我对“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越来越怀疑，越来越反感……

2017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