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钱锺书一生无党无派，淡泊名利，临终之际留下的话是：“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这是不容易的。此前有一个作家被点名批判，他却送去一幅“铁肩担道义”的对联表示慰问。钱先生去世后，余英时、王元化先生都认为，他的离开，标志着出生于上世纪初那一代学者的终结。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二十世纪同时终结。他们的认识偏重于学术，也包含了对钱先生人格的评价。

谢：如果从胡适那一代人算起，钱先生是第二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那一辈学者，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告别了二十世纪。钱先生的最后十年，可以说是沉默的十年，这十年中，他的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更不好的是他的心境。十几年前，他在《光明日报》上说过一句今天还让人难忘的话，他说，“报纸开放是大趋势”。这可能是钱先生晚年最不超脱的一句话，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钱先生的话了。《围城》的改编，《槐聚诗存》的出版，《石语》的重印，都非他所愿，是别人要做，他也就任由它去了。钱先生是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人，又在新时代生活了这么久，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亲历者，他是一个超凡超俗的人，却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

丁：他的临终遗言，看似平淡，却又让人感到意味无穷。他要走得清白。他不愿再和他不愿打交道的人麻烦了。钱先生的遗言让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最后说过的一句话。沈先生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沈先生和钱先生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沈先生是一个弱者，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钱先生是一个智者，他的遗言也是智慧的最后闪现。

谢：很长时间内，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很少有表达内心世界的机会。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对时代没有评价。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公开的档案可供参考，这样对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评价就很难准确，因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用公开史料，判断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得不到整体的印象。常常听到的对于钱锺书的那些评价，以为钱先生是一个世故的老人，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其实这些只是一些依据常见史料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解释钱先生真实的人生。

丁：只看见沉默的钱先生，没有看见直言的钱先生。这不是研究者的错，是还没有公开的学术材料可以利用。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现在还没到最好的时候。我们只能用有限的材料来做判断。在没有公开档案可资利用的条件下做判断，断语要格外小心。还是那句老话：说有易，说无难。

谢：我从旧书摊上得到过一个材料，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开过一次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准备了材料，当时高教部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的，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影响，对党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步，对党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为数较多……第二种：解放前反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党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党靠拢。还有的是脱党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

丁：文件中是不是提到了钱锺书？

谢：提到了。报告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

丁：这个报告是哪个单位写的？是不是北京大学？

谢：不是北京大学，是当时的高教部。这些言论，当时是作为了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材料，供高层参考的，他们本人不会知道。我在旧书摊上见到过一部分散落的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简报，从编号上看，会上印发过大量的材料，这些东西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