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三年元月，我从韩国客座归国，偶与李庆教授闲谈，他问我是否看到《博览群书》去年第八期刘梦芙先生和我商榷的文章，我茫然不知。找来刘文《难以令人信服的批评—论蒋寅先生评钱锺书诗及其他》一看，原来是对拙文《对〈如何评价钱锺书〉的几点“声辩”》提到钱锺书诗“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提出批评，说钱锺书对自家文字要求甚严，所有著作都多次补订、增订，反复修改，晚年整理《槐聚诗存》，与夫人楊绛一同删削推敲，然后定稿。从青年时代，陈衍就说钱锺书诗“惜下笔太矜持”，钱氏本人也说“炼意炼格，尤所经意”，“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因此刘先生认为我的批评标签贴错了对象，钱锺书诗受“同光体”的影响，诗风近于宋人，兼融唐音，但绝非走南宋江湖派的路子。
追溯我对钱锺书诗的印象，来自读硕士时在广西师大中文系资料室看到冯振先生藏书中的《中书君诗初刊》（下文简称《初刊》）。这是钱锺书的亲笔题赠本，封面工整地题有“振心先生诗家吟政 后学钱锺书奉”的字样，薄薄的铅印本，仅二十六页，收诗二十题四十三首。封底没有版权页，应该是自印本。读完刘先生的文章，我很觉汗颜，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看来我早年读《中书君诗》的印象不对头，‘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
刘先生文中还说：“如果说众人评价和钱锺书自己的话都不能算数，那么即取《槐聚诗存》观之，蒋先生能举出哪些诗是‘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这更让我惭愧，因为我不太看当代诗词，还不知道钱先生已出版《槐聚诗存》。我随即到图书馆借来一看，大体如刘先生所论。后来网上遂多有引为口实，说我不懂诗，或说我不懂钱锺书诗，我都虚心接受—毕竟以一个硕士生的肤浅印象，管窥蠡测不着边际也是难免的。但深心也不免疑惑，自己的印象为何如此不着边际？
事情过去多年，不意一个偶然的机缘，解释了我的困惑。
最近搬家整理书籍，无意中竟翻出当年复印的《初刊》。更令我惊讶的是，随手一翻就感觉有些作品不见于《槐聚诗存》。暇日重新借来《槐聚诗存》一览，乃知此集收诗始于一九三四年的《还乡杂诗》，《初刊》里的少作悉数不存！之前看到卞孝萱老师说，钱锺书和冒效鲁的诗集均非全稿，钱集把好多诗都删去了，现在看来果真如此。卞师分析：“诗删去不存，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其诗不足存，就是说自己认为做得不好的不足留存;一个是其人不足存，也就是说这个人不值得留在自己的诗中。比如冒广生、夏敬观，在钱锺书的诗集中都没有提到。”（《冬青老人口述》，127 页）这一推断不是没有根据的，《槐聚诗存序》自述学诗经历的话也可印证：
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本寡交游，而牵率酬应，仍所不免。且多俳谐嘲戏之篇，几于谑虐。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此类先后篇什，概从削弃。
钱先生很清楚地声明，自己编录诗作时，已将牵率酬应、俳谐嘲戏及代人捉刀之作悉数芟削。我们知道，一九三二年春陈衍就曾点定钱锺书诗，宠之以序，称其“喜治诗，有性情，有兴会，有作多以示余。余以为性情兴会固与生俱来，根柢阅历必与年俱进。然性情兴趣亦往往先入为主而不自觉。而及其弥永而弥广，有不能自为限量者。未臻其境，遽发为牢愁，遁为旷达，流为绮靡，入于僻涩，皆非深造逢源之道也。默存勉之”。这里“遽发为……”几句明显含有告诫之意，对其诗中流露的不良倾向有所指摘。但那部分诗作既删而不存，仅石遗序见于《石语》，钱锺书诗早年的面目遂隐没不见。晚境《石语》问世，载石遗老人语：“世兄诗才清妙，又佐以博闻强志，惜下笔太矜持。”并加按语曰：“丈言颇中余病痛。”这么一来，陈石遗的批评就由各种“非深造逢源之道”变成了“下笔太矜持”，非但早年一段率而操觚的痕迹尽为隐没，甚至连缺点也转向了反面，变为老成持重，思深笔迟，近于刘永翔先生《读〈槐聚诗存〉》的评价：“刻意非凡，字字皆苦吟而出。”今人每据此持论，其实已不是钱锺书早年诗作的面貌。
进入媒体日益发达的二十一世纪，文献已不像前代那样容易消失。在众多钱学家和现代文学研究者孜孜不倦的发掘下，有关钱锺书的文献正巨细无遗地披露出来。据新见《得孝鲁书却寄》 一诗自注：
余二十四岁印诗集一小册，多绮靡之作，壮而悔之。君见石遗翁《诗话》采及，笑引诚斋语谓曰：“被渠谱入《旁观录》，五马如何挽得回？”又曰：“无伤也，如‘干卿底事一池水，送我深情千尺潭’‘身无羽翼惭飞鸟，门有官防怯吠猧’等语，尚可见悦妇人女子。”遂相戏弄。（《国师季刊》第六期，一九四0年二月版）
这里提到的二十四岁印的诗集就是《初刊》，“干卿”两联分别见于集中《北游纪事诗》其十七和《无题义山有感云楚天云雨尽堪疑解人当以此意求之》。这两联袭用冯延巳、李白、李商隐、陶渊明、黄景仁诗词，虽能融化前人语句，却也说不上有什么佳趣新意，所以冒效鲁调侃说可以用来取悦女生。这通书札及所载轶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钱锺书本人对《初刊》的态度和评价。
四十年后重览《初刊》，恍如初见，我兴趣盎然地沿着卷首自序走近一九三三年秋的钱锺书：
二十二年秋七月始乞食海上，三匝无依，一枝聊借。牛马之走，贱同子长;凤凰之饥，感比少陵。楼寓荒芜，殆非人境。试望平原，蔓草惨碧，秋风日劲，离离者生意亦将尽矣。境似白傅原草之诗，情类开府枯树之赋。每及宵深人静，鸟睡虫醒，触绪抽丝，彷徨反侧，亦不自知含愁尔许也。偶有所作，另为一集。吴市箫声，其殆庶乎尔？二十二年中秋前一日。
序后有小字补记：“自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春得诗六十余首，凄戾之音，均未付印。此集所载，断自二十三年春至二十三年秋，择刊若干首。”卷尾还有一篇后记，交代编集缘起：
陈君式圭、张君挺生怂恿刊拙诗，忍俊不禁，因撰次春来诸作为一编，仍以旧序冠其首而付手民。来海上前，亦有诗数十首，写定乞石遗诗老为序，则留以有待。譬之生天先者成佛反后耳。旧作《答颂陀丈》有云：“不删为有真情在，偶读如将旧梦温。”《秋杪杂诗》有云：“漫说前贤畏后生，人伦诗品擅讥评。拌（拼）将壮悔题全集，侭许文章老更成。”逝者如斯，忽焉二载，少年盛气，未有以减于畴昔也。二十三年重阳后十日锺书记尾。
参照前序、后记所言，可知集中所收诗作都是一九三四年春至秋间所作，随即付印。这一年作者正好二十四岁，然则《初刊》即《得孝鲁书却寄》自注所言“余二十四岁印诗集一小册”可以无疑。其中所收诗作与请陈石遗作序的作品略不重复，应该是钱锺书编的第二个诗集。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日记里提到“振心以《自然室诗稿》相赠”，冯振先生旧藏这册《初刊》，可能就是印行不久钱锺书所回赠。
再读《初刊》，让我对钱锺书早年醉心于李商隐、黄景仁的风格印记有了更深的认识。陈石遗所谓“发为牢愁，遁为旷达”实在与钱诗的艺术渊源直接相关。牢愁如“新凉一种秋滋味，不是愁人不解尝”（《立秋夜坐》），“感逝直须招远魄，伤离一并作秋悲”（《秋望高吟黄河水绕汉宫墙者见之当齿冷也》），“节物渐残宁有迹，愁思突起总无端”（《晓起雨止默念秋将尽矣》）;旷达如“陋居不少回旋地，默契渊鱼意最高”（《寓楼小斋》），“何日江湖偿债了，还乡下泽许同车”（《大铁汪先生风雅宜人大隐在市与余望门对宇而居》），“倘得芥舟堪共载，不须问价向山灵”（《季示西园新辟小池……》），整体情调都更接近于黄仲则的忧生之嗟和旷达之怀。像《春尽日雨未依》其二，简直就很像是黄仲则手笔：
鸡黄驹白过如驰，欲绊余晖计已迟。藏海一身沉亦得，恋桑三宿去安之？茫茫难料愁来日，了了虚传忆小时。却待明朝荐樱笋，送春还与订归期。
研究者都注意到钱先生善于熔化前人诗句，每每取前人两句三句之语之意糅为一句，此处“鸡黄驹白过如驰”“茫茫难料愁来日”两句正是很好的例子。其句法则是宋人以文为诗的老调，行以议论，出以文句，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身世之感。此外《得凤瑑太原书……》一首，也是很典型的例子，诗云：“惯迟作答忽书来，怀抱奇愁郁莫开。赴死不甘心尚热，偷生无所念还灰。升沉未定休尤命，忧乐遍经足养才。埋骨难求干净土，且容蛰伏待风雷。”这是闻友人有死志，以意气激励其养才待变之作，末句取意于龚自珍《己亥杂诗》的名句“九州生气恃风雷”，是钱锺书早年诗中少见的意思沉郁之作，风格则是很典型的宋调。
重读《初刊》这四十多首诗作，尽管让我对钱锺书议论、造语的功力有了新的体认，但浮滑的感觉仍不能袪除。主要问题在于作者掉弄翻新古人语句多，而用心锤炼新意少，不脱皎然所谓偷语、偷意的伎俩。比如开卷《北游纪事诗》其十二，据自注是“道大千于雨僧师”，诗云：“矫矫出群爱此才，鹤凫长短世疑猜。过江名士多如鲫，争及济南名士来。”又其十九云：“最厌伤多酒入唇，看人斟酌亦酩酊。自惭蕉叶东坡量，众醉休嗤学独醒。”虽然句句有来历，却都是熟烂语，整体上没什么新意。这岂不是有点浮滑，有点出手太容易么？组诗《北游纪事诗》二十二首中，多半是这类作品，有的甚至“入于僻涩”，但因为出于率意，也不免给人轻浮的感觉。如其九云：“褚先生莫误司迁，大作家原在那边。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漓难得笔如椽。”自注：“源宁师为两（雨）僧师作英文传，或疑出予手，故引《卢氏杂记》王维语自解。”次句虽有出典，终究太口语化;而“司迁”又太僻—司马之姓古人省称只用马迁，这里用司迁，就好像称司马相如为司相如、司卿一样，未免有点突兀，给人轻率欠稳重的感觉。
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初刊》给我的感觉就与《槐聚诗存》相去甚远，难怪读者见我说钱诗近于江湖派，觉得不可思议。其实钱锺书早年诗的风貌大概如此，说白了就是人太聪明，记性太好，出手便太容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非但恃才华，还要炫学，于是就免不了李义山式的“獭祭鱼”，而难到覃思深功、精纯浑厚的境地。我说他“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大概是就此而言。至于其风格是否近于江湖派，当然容有斟酌，不过他作诗出于恃才逞学而非刻苦锻炼，可大体无疑。这从近年发现的钱锺书早年诗作中也能得到印证，比如冒效鲁披露的《周生珏良学诗甚勤赋示三首》：
古人今往矣，后辈继谁堪。诗岂三唐尽，书须百国探。语宜生里熟，味得苦中甘。于尔吾无隐，弥陀得共龛。
武库森罗列，而犹白战堪。泽龙凭手揽，穴虎以身探。盐着水还净，蜜成花忽甘。瓣香诚有愧，无佛且专龛。
不朽未能三，差非七不堪。精微容翻悟，奇险试同探。以乱吟更苦，但工穷亦甘。周南张北屋，合看借诗龛。
这是开示学生之作，纯行以议论，倒也不算不合。但语言终嫌太生硬，“而犹白战堪”似有凑韵之嫌;“盐着水还净，蜜成花忽甘”一联，“净”字用水中着盐的典故提示用典之法，已略觉勉强，但还说得过去，下句就有點不知所云了。第三首“不朽未能三，差非七不堪”将古书成语如此掉弄，在前人看来一定会说是弄巧成拙。“以乱”一联也属于同样毛病，仗着强记偷语偷意。或许有人赏其思深意僻，但读过一些古书的人都会觉得满纸陈言。即便是江西派的“以故为新”“点铁成金”乃至“无一字无来处”，也绝不是这等品格。还有一首《春怀》写道：
愁喉欲割终难觅，春脚未除看又临。自有生来摧老至，竟无地往避忧侵。且任积毁销吾骨，殊觉多情累此心。微抱芳时拼不尽，姑将眠食送光阴。
首句“愁喉”“春脚”看似取意奇特，但比较一下黄仲则诗的设喻取譬，就会觉得尖巧有余，而韵味不足。通篇以文为诗，后六句悉以虚字领起，读起来单调少变化，尤为诗家所忌讳。我在《金陵生小言》中曾论及此病。这在钱锺书诗中绝非仅见，上引《得凤瑑太原书……》第三至七句三四字连用“不甘……无所……未定……遍经……难求……”，一九三六年作《新岁感怀适闻故都寇氛》也连用“直须……自有……无恙……其亡……”。这种习气起于中唐而流行于宋代，比如杨万里《野菊》云：“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正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公觅宠光。”除了第七句外，都是以副词加动词或形容词起句。此外如《明发石山》中四句“悬知……正坐……便恐……宁论”，《腊后二首》其二中四句“如何……便尔……奈此……怀哉”，《仲良见和再和谢焉》其三中四句后三字“胡未报……可能宽……今宁晚……尚会看”，《送王吉州宣子舍人知明州二首》其二中四句“不应……未著……剩欲……其如”，《永和遇风》前四句“未嫌……只爱……剩欲……可堪”，不一而足。后世学诗凡由宋人入手的作者往往喜用这种叠用虚字掉转的句格，由此也可见钱锺书的瓣香所在。
问题又回到钱锺书诗的艺术渊源上来。关于钱锺书诗的评价，两位刘先生的看法可为代表。刘永翔称“刻意非凡，字字皆苦吟而出”，刘梦芙称“气格、章句方面刻意锻炼，有似宋人，而声调、色泽则取之于唐”（《〈槐聚诗存〉初探》），都很中肯。不过这都是就《槐聚诗存》而言，与钱锺书欧游归来后“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的路径转变有关，与宋代的主流诗风即我称之为硬宋诗的风格取向相近。而《初刊》的艺术渊源，则主要出于李商隐、黄景仁，此外还可以补上陆游、杨万里这两位深得唐人神髓的南宋名家。尤其是杨万里，他的风趣、诙谐和机智、灵动，都与钱锺书的品性、才智、趣味太接近，所以钱锺书对杨万里诗本能地怀有强烈的亲近感。《谈艺录》第三十三则论及乾嘉以来对杨万里诗歌的接受，不由得为世少知音而深自叹惜：
至作诗学诚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唯有江弢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弢叔至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敔堂集》出于昌黎、东坡、山谷、后山，盖过信彭文敬、李小湖辈序识耳。（369 页）
江湜诗是否学杨万里而能出蓝乱真，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但钱锺书对《诚斋集》心追手摹，下过很深的功夫，则是可以肯定的。《初刊》所收的作品，如开卷《北游纪事诗》其一“某山某水愿能酬，敝舌焦唇汔小休”，其二“泰山如砺河如带，凭轼临观又一回”，其三“有地卓锥谢故人，行尘乍浣染京尘”，其十“各有姻缘天注定，牵牛西北雀东南”等等，这种排叠和重复的句式就是诚斋惯用的套路。而其十一“毁出求全辨不宜，原心略迹赖相知。生平一瓣香犹在，肯转多师谢本师”，其二十“朝朝暮暮日旋过，世世生生事不磨。临别爱深翻益恨，恨时怎比爱时多”，通篇造句更是典型的杨万里风格。谓予不信，不妨翻翻《诚斋集》，触目皆是这类句式，老境愈为习见，流为俗套。
杨万里诗被元人目为浅俚，范德机批评当时俗学“见有浅俚如诚斋之作者，则指之曰此俗学诗也”（《诗法源流》），则当世对杨万里的评价可以概见。今天看来，杨万里诗不乏性灵生动之趣，但语言实在太粗率。近体不避重字，也不在乎句法重复，早年作品通篇反复以虚字领起，晚年则滥用双音节词排叠和重复的句法，到了令人生厌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初刊》除了《北游纪事诗》这组七绝外，其他诗体都要矜慎得多。最重要的差别在于，钱锺书根本缺乏杨万里那种体物兴趣，只是一味地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时而杂以谐谑嘲戏，不像袁枚学杨万里能得其性灵的真髓，天趣盎然。当然，杨万里造句随意、出语粗率的毛病，钱锺书没有沾染，我说他出手太容易只是指不用心炼意，并不包含字句草率的意思。
话也说回来，尽管钱锺书本人对《初刊》不无“悔其少作”之意，但诗集出版后还是颇得时流赏誉的。据刘永翔《文学史家张振镛其人其事》一文，钱锺书的光华大学同事张振镛获赠《初刊》，有《简中书君即题其诗集》四绝相酬，其二、三曰：
腕有风雷眼有神，绝无一语不清新。照人肝胆惊人笔，绳武堂前四座春。
于今诗老数陈郑，年少如君已绝尘。并世高歌有几手，镂冰为骨玉为神。
通篇都是极尽褒奖之辞，评价之高简直并世罕俦。不过这种应酬文字当不得真。或许张振镛对钱诗的感觉真是如此，但在我看来，“绝无一语不清新”简直就像是讽刺！《初刊》有书袋，有雕琢，有谐谑机巧，又何尝有什么清新之语来？凡读过一点古书的人大概都會觉得满纸陈言，要说以故为新，如禅家所谓把死蛇盘得活，恐怕还是隔了一层。回过头再来看《槐聚诗存》的删存之作，不能不说是老眼明锐。诗毕竟要自出机杼、自作一家之语方好。开卷《还乡杂诗》“匹似才人增阅历，少年客气半除删”一联，虽是一九三四年所作，却已逗露晚年删诗的宗旨。
常言道“良工不示人以璞”，从来有成就的作家都不愿示人少年幼稚之稿。钱锺书删弃《初刊》和陈石遗作序的那部分诗作，以及《初刊》补记提到的一九三三年秋至翌年春的六十余首“凄戾之音”，也是正常的。《初刊》后记还说乞石遗作序的诗“则留以有待”，并有“不删为有真情在”“拼将壮悔题全集，侭许文章老更成”之句。可迨及晚境却终究不敢正视、保留那份真情，就像对朋辈追忆他早年的轶事一概否认一样。非但如此，《槐聚诗存》自序还预言：“他年必有搜拾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引，发为弘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活，亦不无小补云尔。”致黄裳书又云：“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屣视之，而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噉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此言固然刻薄，但比起郑板桥诫人勿辑其芟削稿的恶誓来，还不至于狠毒。我本无搜拾弃余、矜诩创获的兴趣，只不过涉及早年率尔所发的议论，学人因未见《初刊》遂生出诸多非议。如今既睹旧藏影本，就略述管见以为谈助，顺便也为早年的议论做个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