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自嘲他“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见《〈写在人生边上〉和〈人·鬼·兽〉重印本序》），导致诸多钱作刊印历程在不少撰文中讹误颇多。《中国诗与中国画》极为典型。笔者寻刊淘书，试将《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创作缘起、刊印历程，按时厘清。
1940年2月第6期《国师季刊·论著》（第1—8页，湖南蓝田师范校刊）首刊《中国诗与中国画》。此文为刊中首篇，刊有“编者识”：
此本作者应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讲稿，收入滕固先生所编《中国艺术论丛》第二辑。兹征得作者允许，同时表发在此。
滕固（1901—1941），上海宝山人，美术史专家，工旧诗。《滕固年表》（陈世强编撰,录入《滕固〈唐宋绘画史〉自校本及其研究》）：1939年1月，国立艺专由贵阳迁至昆明，滕固客居东寺街。钱锺书正在西南联大教书。二人因地结缘，遂成诗友。身为国立艺专校长的滕固，深知友人才华，便力邀钱氏撰写《中国诗与中国画》。滕先生目的明确：1.此文可用于国立艺专讲稿，2.1938年7月，商务印书馆已经印行《中国艺术论丛》第一辑（滕固编著），收录董作宾、宗白华、马衡、袁同礼诸名家论作。滕先生在序中，力推董作宾《殷人书与契》等专家专作。保持第一辑的编辑特色，滕先续邀请高手撰文。第二辑若能面世，《中国诗与中国画》必为滕氏力荐。钱先生完稿时，文后落款为：“旧历中秋日脱稿于沪寓”，即1939年9月27日写完于上海。《钱锺书在蓝田师范》的著者，参阅李洪岩《钱锺书生平与学术》，记有《中国诗与中国画》初期面世的细节：
中秋节这一天，钱锺书便在上海完成了《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的撰写。1939年中秋节是公历10月 2日。不到一个月后，钱锺书便动身离开上海赴蓝田了……钱锺书在国师的朋友读了这篇论文后，认为很好，希望在《国师季刊》上发表。钱先生同意，便先发表在《国师季刊》第6期上……
《中国诗与中国画》在《国师季刊》发表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偶然看到该文，便给钱锺书写信索要，刊登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10期”。
诚然中秋节日期转换有误，不过上文引出《中国诗与中国画》第二次见诸期刊的史料。关注此事的还有《顾颉刚与钱锺书》（刊于2020年7月9日《北京晚报》）的作者杨建民。此文引用钱锺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重刊题记》，不过杨君未见《责善》，还盼有缘人解惑：究竟《责善》是否刊发此文？
笔者查阅1941年第2卷第10期《责善》半月刊。如同《国师季刊》的待遇，即便《责善》重刊，《中国诗与中国画》仍旧排列首篇（第2—8页，首页为封面）。文前刊有《锺书自识》，即《中国诗与中国画·重刊题记》，只是《重刊题记》略有讹误，兹将《责善·锺书自识》重录如下：
此二十八年秋应滕若渠先生固之命所作也。草草脱稿，顾君宪良师即取去油印，流布知友间。二十九年夏，若渠入蜀，言欲续辑《中国艺术论丛》，因复以修订本寄之。既而若渠病，不幸中寿以殁；论丛之辑，恐成虚愿。颉刚先生偶观斯作，驰书索刊之《责善》半月刊，因略志其缘起，追怀亡友，不胜怃然。余去滇别若渠诗曰：“作恶连朝真忽忽，为欢明日两茫茫。”讵识山岳之阻，竟成人天之永隔耶！
除去顾颉刚，这段小识又提及两位人士。一位是滕若渠，即滕固。1939年，西南联大学期结束，钱锺书离别昆明，北上申城，作有七律《滕若渠饯别有诗赋答》。不想钱先生一语成谶，滕固于1941年5月“中寿以殁”。《中国诗与中国画》印入《中国艺术论丛》第二辑，已成泡影。
另一位是“顾君宪良”。顾宪良（1914—1979），又名顾良、顾献梁，上海浦东人，艺术评论家、红学家。顾氏的出现，值得思考。钱先生自称：此二十八年秋应滕若渠先生固之命所作，于是李洪岩《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袁峰《钱锺书的读书生活》等著述一致确定：1939年秋，滕固邀请钱先生撰写《中国诗与中国画》。但是顾宪良“取去‘脱稿’油印”，说明两人还在一处。众所周知，联大暑假（《听杨绛谈往事》回忆为1939年7月）一放，钱锺书便由滇回沪。顾氏仍在昆明。因此，滕固的邀请时间，及《中国诗与中国画》（草稿）完成的时间，至迟是1939年夏天。《中国诗与中国画》草创于昆明，定稿于上海。还有佐证，《吴宓日记》记载：1939年7月3日，滕固招宴，吴宓因病推托，钱锺书赴宴。可见滕固、钱锺书时为友人。滕先生若向友人约稿，当面即可，无须待他回沪书函相邀。
顾宪良油印，又为何故？ 首先，顾先生喜读钱氏论文。其次，顾先生善于交游，滕固、顾颉刚、吴宓、钱锺书都是他的好友。查阅《顾颉刚日记》：1938年12月21日，顾良偕钱锺书来；1939年3月12日，顾颉刚于山间回家，途遇钱锺书、顾良同归，且留锺书、顾良共用午餐，饭后聊天至两点半，才分手；4月1日，顾颉刚前往锺书、献樑（即顾良）处；7月7日，顾颉刚夫人随钱穆、钱锺书诸君一起返回江南。时在昆明，钱锺书、顾宪良、顾颉刚，往来颇多。从撰文时间及三人友情来看：“顾君宪良师即取去油印，流布知友间”，此处“知友”有可能包括顾颉刚。
此外，1940年3月，《责善》已于四川创刊，直到1941年下半年《中国诗与中国画》才见刊。顾颉刚“偶观斯作，驰书索刊”的时间，晚于创刊，早于见刊。此时，油印本、《国师季刊》本，都已流传。一钱两顾分居三地：顾颉刚所见是油印本，抑或刊本，实难考证。因此，些许著述断定顾颉刚所见《中国诗与中国画》为刊本，值得商榷。不用商榷的是，《责善》所刊《中国诗与中国画》是钱先生写于蓝田师范的修订本。《责善》本比《国师季刊》本多出一则后注：我《谈艺录》里论长吉诗言此；又将另一则后注“我诗话里论东坡次韵”改为“我《谈艺录》里论东坡次韵”。钱锺书创作《谈艺录》，始于蓝田师范时期。
《谈艺录》日后经叶圣陶诸君帮助，由开明书店印行。叶圣陶很赏识《中国诗与中国画》，将其编入《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年3月，开明书店初版）第153—172页。钱锺书非常重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选用《中国诗与中国画》，大量增补全文，仅观注释，可见一斑：注解从原来的七八个增至二十六个。作为资深编辑的叶圣陶写下导读：
本文拈出一中国艺术批评史上之问题。吾国谈艺者常言“即诗即画”“诗画一律”。作者详征细剖，以明：中国诗画品评标准似相同而实相反；诗画两艺术各抱出位之思,彼此作越俎代谋之势；并引西方美学及文评家之说，以资考镜。
此番增订及叶撰导语，钱先生颇为满意。当代学人肖伊绯所述《钱锺书在台湾的唯一一次演讲》便是例证之一。1948年3月18日，钱锺书与蒋复璁等组成文化宣慰团抵达基隆。4月1日上午，钱先生前往台湾大学演讲《中国诗与中国画》。4月14日，《东南日报·“长春”副刊》刊出署名嫄平的报道《钱锺书在台大演讲》。《钱锺书在台湾的唯一一次演讲》转录此文，认为《中国诗与中国画》最早刊于《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台湾演讲内容只是《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框架。比对演讲与原稿，框架一说无误。
1969年4月，香港龙门书店印行平装本“中国文学研究丛编第1辑”《中国诗与中国画》（书后附入潘力山《从学理上论中国诗》）。书中《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导语、正文、注解，全部录自《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1979年9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诗与中国画》列为全书第一篇。钱先生题写书名，又撰写《旧文四篇·卷头语》解释“旧文”内涵：
这次编集时，我对各篇或多或少地作了修改，第一篇的改动最多，但主要的论点都没有变换。
此版《中国诗与中国画》旧在论点，新在形式，经过大量修订。钱锺书在《卷头语》写道：第一篇登载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里……写于三十年前。著者的“权威断层式”追忆，导致部分中外学人（法国郁白、新西兰邓肯等）认定《中国诗与中国画》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首刊《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从而“遗忘”《国师季刊》《责善》诸版《中国诗与中国画》。《旧文四篇·中国诗与中国画》成为此文当下流行诸版的母本。1981年11月，《中国画研究》创刊，选入《中国诗与中国画》。何故重刊旧文，源自此文“对于文人画的研究讨论是大有帮助的”。编者也是《旧文四篇·卷头语》的“信徒”，与文末写道此文“发表于1948年（笔者注：1947年）《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比对正文，《中国画研究》刊文只是删除外文及注解，余文录自《旧文四篇》，而非《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中国诗与中国画》一印再印，钱锺书认真校对，守名淡利。1985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创刊。继《中国画研究》，又一本创刊号刊载《中国诗与中国画》。阅过样稿，钱先生于1984年某个星期四去函时任编辑何新：
拙稿校对已看过，排字水平不高，故西文脱误殊多，这也不当苛求，只能尽其在我，减少一个是一个吧。费心至感。
文章见刊后，即1985年春节前夕，钱先生复函何新：
上午得电话时，刊物尚未寄到。傍晚得寄件，并读赐书，极感厚意。亟覆数行，稿酬事有言在先，请弗变相为酬，俾我为难食言。即以此数奉贵刊为福利金，比赠我任何纪念品为有意义，且省去君心力口舌。至恳至盼。
此文四十余年前发表于《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曾在开明任编辑工作者（叶圣陶先生即其一）现大多居出版界要职。为纪念开明六十年，将该《论文集》重印，因索弟改定本去，已送二校来，今夏可出书。必送弟稿酬。区区一文，到处得钱，未免太“创收”了！ 务请打消来书所云。一切感激无已。
《中国诗与中国画》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的稿费，钱先生拒收，用于资助编辑部年轻工作人员学习。札中所述《论文集》，是指1985年重印的《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出版）。创刊号两版《中国诗与中国画》仍是《旧文四篇》的“改订本”。《中国诗与中国画》的终极修订本，当为《七缀集》。1985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七缀集》，书中第一篇便是《中国诗与中国画》。在书序中，钱先生坦言，“借机会把前四篇大大改动一下”。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钱学专家范旭仑先生阅读《旧文四篇》时发现的若干排校错误。待到1994年8月，《七缀集》（修订本）面世，钱先生又借此机会，最后一回修订此文。
从1940年至1994年，为何钱先生在万变不离其宗的前提下，为《中国诗与中国画》改头换面（即全文第一部分的修订）呢？
《国师季刊》《责善》开头本是：这篇文章不是批评的而是历史的——或者可以说是批评史的。我们并不想估定中国旧诗或旧画的价值，我们只想说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开明原本只是将两个“我们”改为“我”。《旧文四篇》《七缀集》则是面貌全非：这不是一篇文艺批评，而是文艺批评史上一个问题的澄清。它并不对中国旧诗和旧画试作任何估价，而只阐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
此番开头不仅明了，而且完全“去我化”。相应的改动还有《国师季刊》《责善》、开明原本中的“我们研究批评史，还是为了我们自己要批评”，于《旧文四篇》《七缀集》中改为“当然，文艺批评史很可能成为一门自给自足的学问……”:确保上下文衔接，呼应“文艺批评史”的变化。
谈论文艺风气，《国师季刊》《责善》开明原本仅下结论：他（艺术家）不得不另开路径来避免他所厌恶的风气。《旧文四篇》《七缀集》补入“德国哲学家、物理学家G.C.Lichtenberg（1742—1799）‘反其道以行也是模仿’”的论据，进一步诠释“风气对于艺术家的正负两面的支配”。随后又补法国文艺批评家Sainte-Beuve （1804—1869） 的论述，解读不争的事实：艺术家即便主观上摆脱传统，客观上还是根植于所处时代的风气。
论述“传统迁就事物的演变”，《国师季刊》《责善》记为：传统并不是呆板的东西，有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样简单。开明原本改为：传统常常在活动，并非呆板的东西。《旧文四篇》删订增补为：批评史上这类权宜应变的现象，有人曾嘲笑为“文艺里的两面派假正经”（ipocrisia letteraria），表示传统并不呆板，而具有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借用意大利美学家B.Croce（1866—1952）的“文艺里的两面派”，叙述更为可读，行文更为可信。《七缀集》又补入传统“也颇有外交老手的‘富于弹性的坚定’（elastic or flexible rigidity）那种味道”。拟人手法的运用，证据愈加充足，文字愈加活泼。
批判文艺作品“新风气的旧渊源”，《国师季刊》《责善》表述为：新风气“向古代另寻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开明原本补入两例：Sainte-Beuve硬认为当时的法国的浪漫诗蜕变于十六世纪的“七星诗人”，十多年前许多中国批评家也向晚明小品里去找所谓“新文学源流”。《旧文四篇》又引用《林纾的翻译》诸作，继续补入明清批评家要把古代白话小说与史书挂钩的笑谈。开明原本所补两例，得以保留，重新表述：法国的浪漫诗派蜕变于十七世纪的“七星诗人”，三十年代中国有些批评家宣传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散文为“新文学源流”。《旧文四篇》中“十七世纪的七星诗人”为排版讹误，开明原本给予改订。《七缀集》对于两例又作修补：圣佩韦认为当时法国的浪漫诗派蜕变于法国十六世纪的诗歌。……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
通过前后三次补缀，关于“新事物硬要从旧事物中寻得渊源，求得心理安慰”的例子，中外古今，由此及彼，促人信服。尤其最后修订，思路越发清晰：“‘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白话散文家”正是针对胡适之、周作人不点名的点名，批判《白话文学史》（胡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著）中将白话文、新文学与旧时文学攀亲带故的动机。同时，钱先生又引来博尔赫斯诸多名家关于“作家为作品追认先驱者”的观念，对于《旧文四篇》中“未可忽视”及全力批判、讽刺胡适的缘由，进行诠释：艺术作品“认祖宗”“拉亲戚”，不利于新作品的恣意发展，只能有利于老作品的新意萌生。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在批判这一动机时，《旧文四篇》本删去旧本中的俏皮话：
……人类虽然喜新厌旧，同时也觉得旧的老的比新的来得高雅华贵。拉丁文“antiquus”，一字兼有“高妙”“古昔”两意，绝非偶然，实在流露出人的一种偏见。这个偏见……也能应用到许多人事现象，像买古董，藏线装书，赡养遗老之类。
上述钱氏妙语，当属散文，而非论文，有游离主题之嫌，因此著者“割爱删去”。
诸如此类的修订，在《中国诗与中国画》第一部分举不胜举。前后跨越半个多世纪，钱锺书坚持不懈，数度修订此文，给予后人诸多启示。《中国诗与中国画》强调中国旧时“画品”“诗品”有别，不过钱锺书先生反复修订此文的“学品”“人品”倒是高度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