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作者2017年“十一”撰写的一篇文章。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的日子。68年前那个积贫积弱、生灵涂炭的东方大国，现在已经面目全非；那个曾经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今天已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发展令全球瞩目，即便是那些最反华、最不希望中国兴旺发达的组织和人士，只要还不是过于“痴呆”，今天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尽管他们往往嘴硬、内心极不情愿。
中国经济这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究竟靠的是什么？这是众多有识之士都在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分析得更加深刻透彻，我想列举几组数字，让有兴趣的读者先对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地位的变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感性认识。
从中国、美国和印度这三个世界大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我分别摘出1952、1976和2016这3个年份三国的GDP和人均GDP,并做一个比较。之所以选择这3年，主要出于这样的考虑：1952年是新中国建立后，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的年份；1976年是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的年份；2016年则距今天最近、最能体现三国当前的经济状况。
1952年中国的GDP为304.94亿美元，不到美国3677.28亿美元的十二分之一，为印度221.05亿美元的1.38倍。中国的人均GDP为54美元，不到美国2343美元的四十三分之一，略低于印度的59美元。
1976年中国的GDP为1517.06亿美元，不到美国18775.92亿美元的十二分之一，为印度1042.61亿美元的1.46倍。中国的人均GDP为162美元，不到美国8609美元的五十三分之一，略低于印度的167美元。
2016 年中国的GDP为112029.12亿美元，相当于美国185669.49亿美元的60.3%，为印度21972.87亿美元的5.1倍。中国的人均GDP为8126美元，略低于美国57413美元的七分之一，为印度1678美元的4.84倍。
从以上数字和三国间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GDP和人均GDP大幅度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并将印度远远甩开，主要是近40年所为。新中国成立到粉碎“四人帮”之间的二十多年，尽管我们每年以人民币计算的增长速度都不算低，但是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种种因素，在做国际比较时明显地“相形见绌”——这点从1952年、1976年我国同美国和印度数据的比较，即可一目了然。这个特点与前苏联颇有些相似之处。
上世纪30年代，苏联以卢布计算的名义经济增长率看起来相当高，不知内情的人满眼看到的都是“日新月异”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致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他国经济学家都被迷惑了……可是让世人大跌眼镜的是，苏联那座号称经济总量一度达到美国70%的巨型大厦，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就倾覆了；特别令人不解的是，不少多年“高增长”创造和积累的“财富”，转瞬之间化为乌有或是大幅贬值……可见，前苏联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经济增长速度，水分大得惊人，不足为据；而我国近40年来的发展及其数据，则要“实在”得多。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让一般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国经济规模能够在短短的40年间，从略大于印度，变为它的5倍多；从不到美国的十二分之一，变为它的60%以上。我们的人均GDP, 从略低于印度，变为它的4.84倍；从不到美国的五十三分之一，变为它的七分之一。
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两地在经济规模对比上的剧变，同样令人惊叹。1991年，台湾的GDP为1871.34亿美元，相当于大陆4133.83亿美元的45.3%；同年香港的GDP为893.72亿美元，相当于大陆的21.6%。到了2016年，台湾的GDP竟“缩减”为大陆的4.8%，香港“萎缩”到大陆的2.8%——当然，这并非台、港经济真的萎缩了，而是大陆连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把它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这些此消彼长的剧烈变迁，足以让世界上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瞠目结舌。那么这种巨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促成中国经济如此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呢？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因素有以下4个：
第一，中国人的综合素质有利于经济发展。
就发展经济而言，中国人的平均综合素质，平均的智商、聪明才智水平，虽然比不上犹太人，但是在世界各国的比较中，肯定是排在相当靠前的位置。这是我国经济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快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之一。
有人会说，既然国人素质不低，为什么1949年之前的100多年那样贫弱落后，以致被西方列强甚至小小的日本所征服。对这个问题，今天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明白，那就是封建专制、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制度，以及后来军阀混战、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况麻木了中国人的头脑，捆住了中国人的手脚，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尽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但是从苏联搬来的那种大一统的公有制、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和严重压抑积极性的“铁饭碗”、“大锅饭”——美其名为“按劳分配”——主要由于这种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再加上闭关自守、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大搞“阶级斗争”，使得本该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再度受到极大的压抑；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改革开放，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多方面的巨大潜能才被一天天地释放出来……
总体而言，或者说从世界各国国民的平均水平来看，中国人是属于那种比较聪明，头脑比较灵活，适应性比较强的族群；另外，中国人普遍具有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这些特点在市场经济中很容易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容易取得较好的经济收益。
中国人勤奋，不惜力，做事认真，不怕吃苦，肯于吃苦。这些特点无论是同非洲、拉美、东南亚，还是同北美、欧洲许多国家的多数国民相比，都十分明显。
中国人节俭，注重储蓄，乐于投资。这种品性，同许多国家国民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习惯于挣点钱就吃光花净、甚至寅吃卯粮的文化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勤俭持家、注重储蓄、注重积累投资的良好习俗，既有利于个人和家庭的致富，也极其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这样一些基本素质，为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快速发展和致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若非由于过去多年体制制度的桎梏，我们国家早就兴旺发达了……
第二，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变革有利于经济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被体制制度压抑了多年，直到1978年底发端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关键的制度变革在于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我们要搞市场经济，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资源特别是各种生产要素由市场配置，比计划配置的效率高出许多，从而使经济社会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二是不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中国近40年来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立下了汗马之功；可以毫不含糊地讲，没有成千上万生气勃勃的民营企业，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更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腾飞。在大力扩张“增量”的同时，原来的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许多也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尽管效果还不是很理想，但总算是有了不小的突破。产权制度改革和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的改革，激发了经营者、管理者、技术骨干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民营企业的超常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创新和社会活力的不断增强。
三是将过去的封闭经济体系转变为开放体系。随着对外开放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我们的企业不但得到国际资本，学到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制度，而且获得了与世界一流企业竞争的机会。正是这种学习和竞争，使我们有了动力、手段、压力和紧迫感，让我们不断创新，使得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联想、三一重工、吉利汽车这样出类拔萃的企业接二连三地脱颖而出，使我们的高铁、移动支付等“优秀作品”有幸站上巨人的肩膀，站上“世界之巅”……
第三，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
最近40年来，我国的政治和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尽管有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政治风波”等的干扰，但一是它们发挥作用的时间都不算长；二是它们基本上被限制在政治领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两点是同毛泽东时代各种政治运动的最大区别。
尽管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还不够完善，还需要不断改革，但是这些年来我们有幸避开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政党恶斗，避开了某些政党热衷于煽动民粹又常常被民粹所“裹挟”的“政治常态”，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的社会动乱……这一切，对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国家”当前所处的成长阶段而言，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众生活的迅速改善而言，不能不说是极其有利的。最近，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大学副教授阎小骏写了一本书《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其中将社会稳定说成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第二奇迹”。我看这种说法有道理。我认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互为必要条件，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样。
中国的社会治安较好，居民和国外来客的安全感较强，几乎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做到这一点，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应该说相当不容易。最近一些年来，不要讲在印度屡见不鲜的强奸、轮奸和记者被杀，就是在那些经济社会相当发达的欧美国家，也常常是恐怖袭击不绝于耳；另外，像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前不久居然还都发生过中国女留学生惨遭杀害的恶性案件……
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治安良好，对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均属绝对必要；对处于经济起飞和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条件显得更加重要。
第四，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格外注重有利于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在道路交通、空运水运、发电供电、通讯条件等基础设施上欠账大得惊人。要说破烂不堪，在许多方面并不过分。
对于这一点，每个走过来的中国人都有切身的体会。
记得1988年10月，我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一个团去当时的西德访问。回国的那天傍晚，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那时还没有2号、3号航站楼，只有今天的1号航站楼。由于4架飞机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接踵而至，机场把领取托运行李的顺序搞乱了，以致狭小的行李厅里，两个传送转盘周围“人山人海”、空气污浊、怨声载道。直到飞机落地4个多小时之后，我们那一行人才疲惫不堪地走出候机楼……想想10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离开的西德法兰克福机场，每个人都有点“天壤之别”的感觉——其实那时已经是改革开放10年后的1988年了！今天再来看，不要说中国人，就是许多西方人士走出我们的首都机场、浦东机场和其他一些大中城市的机场之后，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感叹——“这还是发展中国家吗？”前两年我们去美国的洛杉矶、西雅图、夏威夷，去年9月去荷兰、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进出了不少这些发达国家的机场，同中国今天的许多机场相比，的确让人有些“本末倒置”之感……
在覆盖面儿和密度越来越大的高速公路网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近些年来我国的高速铁路又迅速形成规模，依次有了“四横四竖”、“八横八竖”之说。到2016年末，我国建成并投入运营的高铁线路为2.2万公里，超过全世界高铁线路总长的60%。记得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时坐上新干线的高铁，当记者问到他的感受时，小平说：“就是一个感觉，快！”那时日本高铁的时速是246公里。今天中国京沪高铁的时速已经达到350公里，远远超过几年前的世界翘楚法国和日本；据有关专家讲，在我国已经投入运营的2.2万公里高铁线路中，三分之一以上完全具备了时速350公里高速列车的运行条件……
一个多月前的8月15日下午4点多钟，台湾突然毫无预警地全岛大停电，一直到晚间9点多才恢复供电。全岛2300万人口中，有668万个家庭的近2000万人不得不“忍着酷热、在黑暗中吃晚饭”……看来，在电力供应上，今天人均GDP 2.3万美元的台湾，已经远远地落在了8000美元的中国大陆后面；几年前民进党搞民粹、组织“反核电”大游行，提出“用爱发电”的可笑口号，可是直到今天，也没见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解决好居民的正常用电问题……
说到通讯设施，我国更是日新月异。记得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能够“名正言顺地”享用家庭电话的，一般还都是副局及以上级别的干部。我1986年担任北京市体改办副主任，直到两年之后，单位才给我家装上电话——当时个人想自费装一部家用电话，即便交得起5000元的“初装费”，不托关系也常常是“望尘莫及”……据工信部部长苗圩讲，截止去年7月，我国仅移动电话，总数就已经达到13.04亿部，除去小孩儿和用不了电话的老人，全国人均持有手机至少在1.3部以上……
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格外重视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布局，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迅速提高打牢了坚实的根基。
——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过近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这几年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疲态”。客观地讲，其实这种状况早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只是2008年国家财政投入的4万亿元基建款项和远大于此的信贷“放水”，使这种疲态被人为地掩盖、拖后。由于国民经济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当时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短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之不断加剧，以致今天解决起来，难度要比10年前大出许多。依我看，今天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如下几个：
第一，多年来货币过量投放的恶果日益显现。
主要是为了刺激经济，保持GDP的高速增长，银行每年发放贷款的增长幅度，都要远远高于当年的经济增长率。2016年末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到106.6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近1.5倍。到今年6月末，我国的广义货币（M2）存量已达163.13万亿元，为1976年末1087.6亿元的1500倍；而同期的GDP增长不到75倍。
再从中美对比的角度看一看我国货币超发的状况。2016年末，我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为155.01万亿元，全年GDP为77.41万亿元（11.2029万亿美元），货币余额相当于GDP的两倍多。同年美国的M2为13.3万亿美元，GDP为18.5669万亿美元，货币余额仅相当于GDP的71.6%。由此算来，我国的GDP为美国的60.3%，流通中的货币（M2）却是美国的1.68倍……
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给经济带来的伤害不可小觑。
一是造成消费价格持续上涨。由于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因素，仅从这些年来统计局公布的消费价格指数看，每年的上涨幅度似乎并不高，但是绝大多数居民的感受是：许多日常生活必需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得并不慢，绝对价格更是不算低。比如去北京的超市买菜，今年夏天4元以下一公斤的鲜菜不说绝无仅有，也属凤毛麟角；比如2003年前后家里请个保姆，一个月四五百元即可搞定，现在花3000元都不好找；又比如小孩儿的托幼、教育支出，近几年的涨势有如几何级数一般，绝对数额令人咋舌……这几年去过美国的人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尽管目前美国的居民人均收入比我们还高出不少，但是美国不少商品的绝对价格，已经大大低于我国。比如，居民住宅、汽车、汽油、牛奶、牛肉、中餐馆的饭菜，以及国人普遍认同的一些名牌儿服装、运动鞋，等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主要是由于观点不同，我国居民住宅的销售价格，一直没有被列入物价指数，而这些年来的城市住宅，不但是居民家庭消费中最大宗的商品，也是价格上涨最猛烈的商品；北京市不少地段儿的房价，与十几年前相比，甚至上涨了10倍以上……
二是造成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难以为继。土地、厂房、原材料、燃料、劳动力等价格的飞速上涨，使得中小制造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接二连三地倒闭，外资企业和有条件的民营企业纷纷外迁。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房地产价格的连年暴涨和目前达到的天价，使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畸变”，使制造业一步步趋于“边缘化”，即便是华为那样产品附加值较高、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制造业企业，也都痛感压力巨大……
三是在压抑实体经济的同时虚拟经济泡沫经济大肆泛滥。据反映，当前民营中小企业贷款相当不易；但与此同时，我和不少朋友整天接到提供“优惠贷款”、“优惠融资”的各种电话，而且听起来条件相当“诱人”……我常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到底是缺钱还是钱太多了？给我的直观感觉是：真正搞实业的到处找钱往往找不到，可是社会上又常常是“金钱满天飞”……
总而言之，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极大地扭曲了正常的经济关系，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经济运行机制。
第二，交易费用制度成本过高经济无法承受。
目前我国经济中的交易费用制度成本高得惊人，已经到了企业和其他一些市场主体难以承受的程度。
企业的税费负担，目前已经远远地超过了美国。特别是企业必须缴纳的“五险一金”，费率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40%以上。据有关专家讲，单是要求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的“法定”费率20%，就大体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但是实际收上去的保险费，却远没有那么多；原因是制度设计导致的机制上的明显缺陷，使得逃费和变相逃费的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正所谓：压死胆儿小的，美死胆儿大的。另外，要求企业每月缴纳的12%的住房公积金，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本没有的……
由于我们的党政机构过多过大过于强势，各种形式的“设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中面临的各种审批和干预，数量相当可观，应付起来相当不易。据不少民营企业反映，近几年反腐和中央的各项规定，虽然管住了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一些公开贪腐和刁难，但是他们变换了方式，转为消极怠工、扯皮推诿，或者是“态度好不办事”……一些企业家跟我讲，这种状况对民营企业来说，比过去还要糟糕，往往使企业在经营中坐失良机，付出极高的机会成本，让企业家感到无所适从……这两年去过东北的人几乎众口一词：东北的经济之所以陷入今天的困境，固然有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的问题，但是党政机关及其官员过多过“强”，他们对企业和外部投资者的态度和行为举止导致的营商环境恶劣，不能不说也是根本因素之一……
第三，无处不在的国有企业使经济难以走出困境。
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量存在于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还要“做大做强”，这对我们健全市场经济，特别是当前走出困境极其不利。国有企业大量充斥于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主要有这样几个弊端：
一是吞噬大量资源而效率却不高，造成惊人的损耗和浪费，拖累了整个国民经济。谁也无法否认，由于体制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国有企业在获取土地、贷款、经营许可等诸多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有些人一直不承认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似乎全世界努力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早已解决了。对此我要说的是，在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中找出一批出类拔萃的典型，并不是一件难事，关键是要看总体水平，要看投入的全部资源和实际产出之比……
二是对效率相对较高的民营企业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我们不能不承认，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目前在市场中或多或少地具有某种垄断地位；近几年民营经济投资不旺，既有普遍的投资收益递减的因素，也有受到国有企业“挤压”的问题。效率相对较高的民营经济被大量“挤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一般竞争性营利性领域不断“做大做强”，力图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投入产出状况就会越来越恶化，我们整个经济的效率就会一天天降低……
三是会对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的声誉和公信力造成严重的损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由党政机关任命，他们实质上还具有准行政级别；在老百姓看来，这些人士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在企业就职的另一种形式的党政官员。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同执政党和各级政府联系在一起；从近年来的实践看，由于产权结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固有的制度性缺陷，国有企业中的挥霍浪费相当普遍，内外勾结、化公为私、贪污受贿屡见不鲜。这一切，不断地对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的声誉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的损伤……
第四，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过多经济风险过大。
由于多年积累的体制问题，特别是由于近些年来不断加剧的结构失衡和产能过剩，目前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总体上明显偏高；特别是某些享有“特殊待遇”的国有企业，负债率高得惊人。尽管国家早已颁布了《破产法》，但在实践中，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较大的企业，事实上很难真正破产；而不破产，就只能依靠“输血”、增加负债维持生存；其中一部分企业原本有希望通过并购“获得新生”，但是由于不能先行破产，导致包袱过重，收购成本过高，使得潜在兼并方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望而却步……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又一批坐吃山空的“僵尸企业”；大批僵尸企业和靠不断“输血”维持生计的职工，对经济效率和社会稳定极其不利。
由于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由于GDP增长率与地方首长升迁的正相关，由于为防止经济下滑采取的刺激措施，这些年来为数众多的地方政府除去大搞“土地财政”，还巧立名目大肆举债用于投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数不胜数、花样繁多的“城投债”。在这几年开始表象化的“经济新常态”下，过去那种看来“无限膨胀”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不少地区的债务偿还越来越成为难题。尽管这两年国家加紧出台政策实行“债务置换”，但是实话实说，真正的风险并没有解除，只是暂时被掩盖、被推后罢了。
由于众多企业不景气特别是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由于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不佳和债务负担过重，再加上投入房地产泡沫中的巨额贷款，我国各个银行当前的资产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尽管按照五级分类，目前多数银行正式报告的不良贷款（包括次级、可疑和损失3类）占比还不算很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经济学界的多数人士和国外一些专业机构认为，我国各种不良贷款的实际比率要高出许多，大量坏账的风险绝对不可小觑……
——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所在。
面对当前的经济困境、面对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有人担心我们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实事求是地讲，并非没有这种可能。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把当前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搞清楚；有了这个基础，才好对症下药，逐步化解矛盾、解决矛盾。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经济深层次的主要矛盾，是创造财富、创造收入的能力和速度，远远不能适应公共支出的巨大数额和膨胀速度。这些年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同时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在无法依靠效率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或者说不得不依赖于追求增长速度；在居民消费需求难以迅速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我们习惯于或者说不得不依赖传统方式，那就是不断地刺激投资、追加投资；在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日益显示出疲态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得不”大量释放流动性……经济中的这种基本矛盾及其导致的扭曲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使得许多问题不断积累，直至积重难返。
由于越南战争和其它一些矛盾的积累，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涨”难以自拔，这是30年代罗斯福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用“新政”使美国经济走出萧条之后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80年代初里根上台之后，按照“供应学派”的理论，大刀阔斧地实施减税和压缩公共开支为主要内容的“里根经济学”，试图用大幅度减税的政策刺激投资、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以增加有效供给的方式创造需求、扩大就业；同时用压缩公共开支的方式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压减政府部门对市场的干预和尽可能刺激需求……主要依靠这样的思路和手段，里根政府在几年之内制服了原本看来几乎无法制服的“滞涨”，使美国经济重新走上相对健康的轨道……几乎同一时期，撒切尔夫人根据“货币主义”理论在英国搞的改革，不少实质内容与美国大同小异，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我看来，虽然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面临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是我国经济今天遇到的问题，跟当年美国的情况确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某些方面与美国当年的“里根经济学”，似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我们有必要双管齐下，从增加有效供给增加收入和压减公共支出两个方面下手。
由于进一步的外延性扩张受到投资收益递减和货币投放过多、流动性泛滥的制约，我们今天谋求增加有效供给、增加收入，需要更多地从提高效率、追求内涵式增长入手；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于真正深化改革。
依靠提高效率增加有效供给和收入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第一，较大幅度地减税降费。
税费负担的较大幅度降低，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增强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其增加有效供给和盈利的能力……除适当降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之外，特别要考虑大幅度降低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的费率，坚决清理各种名目的行政性收费。
第二，下决心治理政府部门的慵懒敷衍和各种不作为。
下最大的决心，结合政治体制改革，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以至法律的各种手段，拿出“乱世用重典”的决心和魄力，继续强化反腐的力度，彻底整顿我们的“官场”，力求自上而下彻底解决政府部门和部分公务员那些变换了形式的不正之风和腐败。可以考虑先以矛盾最为突出、各方诟病最多的东北为重点，作为彻底整顿“吏治”的突破口。
第三，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逐步退出。
对国有资本而言，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对国有企业而言，要尽可能扬长避短——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国有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不仅是为了大幅度提高国民经济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不仅是为了置换出被浪费的大量资金用于解决公共支出不足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改善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的口碑和公信力……更是为了把可贵的国有资本用在刀刃上，为了充分体现国有经济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使其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起到更大更重要的作用，以便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了国民经济肌体的健康，我们确有必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步调整国有企业的结构，使之更有效率，更加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更好地为我们的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在缜密研究了国有企业的功能和适应性之后提出，应该根据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功能，合理确定其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主要应在六大领域发挥作用——我印象中董老师当时列出的这些领域主要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领域，自然垄断性领域，提供重要基础设施的领域，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军工领域，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研发领域，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战略性领域，等等——这些领域，一般都属于民间企业不愿干或是干不了、干不好，而对全社会来说又必不可少的领域。
国有企业如果在上述这些领域充分发挥了功能，起到主导性的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民营经济在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也就能够大展拳脚，充分发挥其活力强、效率高的优势……按照这样的格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就其位、各展所长，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和制度保证。
大幅度压缩公共开支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大幅度削减党政机关和部分事业单位的经费。
要下决心精简机构和冗员。这些年来，我们搞的多次“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没有一次真正见效。不是“换汤不换药”，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看来，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行事，拿出“壮士断臂”的决心和勇气，这种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见到成效。
要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和楼堂馆所支出，大幅度压缩会议支出，特别是要压缩过多过滥的各种国际会议、改革过于铺张奢侈的会风，压缩各种用于形式主义公务活动的支出……
要尽快削减直至彻底取消领导干部特别是退休高级干部不应有的各种特权。官员退休之后回归平民，应该成为一种制度。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各级官员都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没有理由做不到。需要指出的是，取消特权不只是为了节约大量经费、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更是对我们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的声誉和公信力负责。
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步减少政府的直接投资和实际上由政府直接掌握和支配的投资，同时要根据不同情况，特别注重这些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家的各种对外援助，要严格控制和掌握，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坚决避免重蹈过去那种费力不讨好、给好处反挨骂、屡做 “冤大头”的覆辙……
按照马克思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反腐、廉政和“廉价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论述的原则，我们党政机关和部分事业单位在压缩经费、减轻纳税人负担方面的潜力，应该说是相当大的。
第二，严格控制国有企业的挥霍浪费和收益转移。
由于国有资产为“全民所有”，国有企业中司空见惯的挥霍浪费和各种形式的“化大公为小公”，同直接花纳税人的钱，客观效果是一样的。这种隐藏在国有企业中的“公共开支”，在我国数额极其巨大——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尚未退出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之前。尽全力有效地控制好这笔数额极其巨大的“公共开支”，可以说是国有资本管理部门、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的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第三，下力量压减国有企业的低效无效和“负效”投资。
由于产权结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长官意志”等多方面的因素，国有企业这些年来所做的低效、无效乃至“负效”投资数不胜数，给国家和纳税人造成的损失相当惊人。这一点几乎人人可见、人所共知；在近几年对外推广高铁和“一带一路”等项目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如果能够在体制、机制、政策和监管等方面多管齐下，促使这类投资大幅度减少，将会给国家节约巨额的“公共开支”，为国家财政和纳税人减去极大的负担……
仅从上述几个方面看，我国公共开支中的漏洞大得惊人，压缩公共开支的潜力不可估量。如果能够在扭转公共支出“增量”逐年非理性膨胀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在压减不合理公共支出的“存量”方面也取得较大突破，那么不但我们的大幅度减税降费可以实现，企业的活力可以增强、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可以明显提升，经济社会的效率和有效供给可以大幅度提高，而且我们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的声誉和公信力也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按照上述思路和具体措施，在增效增收的同时大幅度地压减不合理的公共支出，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改变以往多年那种过分依赖超发货币、过量投放流动性谋求增长速度，以保持就业水平和获取财政收入的饮鸩止渴的“惯性”，我们的供需矛盾就会得到明显的缓解，扭曲的经济关系就比较容易理顺，我们的经济运行机制就一定会逐步健康起来；“增量”部分趋于健康之后，我们就有了对付各种矛盾“存量”的机会和手段……在这样一种态势之下，国民经济的整盘棋必定会越下越活，我们就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7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