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小我一岁，属兔，今年68。在我的朋友中，他是相当有特点的一位。作为文人墨客，丁东思想深刻、眼光敏锐、文笔流畅；作为知识分子，他热衷于追寻当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脉络，热衷于还原历史，热衷于追求公平正义；作为出版业的“达人”，他致力于写作、组稿、编辑、攒书、做口述实录、帮助作者和潜在作者联系出版社……作为朋友，他待人诚恳热情，助人为乐，随时准备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了自己的理念，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些年来丁东和妻子邢小群做了大量“义工”，付出了大量心血，从不怕苦、从不嫌烦、从不惜力……
我第一次知道丁东，是在2006年10月。当时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为了让生命垂危的老同志何家栋在弥留之际看到自己的一部文集面世，丁东和几个朋友自己凑钱为他印了2000本，不想还没有来得及送到何老的病榻前，就被有关部门莫名查扣，不仅何老没有如愿在离世前看到自己的作品，而且操持此事的丁东还被叫去讯问了一天……当时我通过MSN视频把这件事详详细细地告知正在美国探亲的母亲。我之所以注意到这条消息，是因为母亲和我都认识何家栋。母亲曾几次说到何家栋思想解放、看问题透彻、写东西很棒……1985年我在王府井百货大楼挂职锻炼期间，有一次何家栋带着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去采访我，我们就百货大楼和全国的改革谈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妻子小齐告诉我，丁东是她师大一附中的同学，老初二的；1968年他们一起去山西沁县插队，还被分在一个村一个队。小齐还告诉我，开始他们几个知青一起做饭吃饭，不久一个“爱算计”的女同学嫌两个男生——丁东和文重萍——肚子大、吃得多，将他们“驱逐出饭群”……后来一起吃饭时，我不止一次拿这件被剥夺吃饭权的往事调侃“可怜的丁东”和那些“小家子气的女生”……
2014年春节期间，我的一本小册子《我做公务员的十五年》完稿，由于种种原因，在内地无法出版。小齐知道丁东曾经帮助不少人出版过图书，就把他请到家里咨询。我说想在香港找一家不左不右、比较公正持重的出版社。丁东推荐了潘耀明为社长的大山文化出版社。我把书稿给了丁东。两天后，这家出版社就发来邮件，表示愿意为我出书，并很快与我签订了出版合同。为了新书好卖，责任编辑蒙宪提出将书名改为《北京改革风云录——我在陈希同领导下工作》。尽管我感觉改的书名有点“标题党”的味道，与书中的内容也不完全相符，但考虑到出版社的难处，我还是“委曲求全”了，只是请他们去掉了一个“录”字。出版后不久，丁东又把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推荐给他熟悉的一个知名刊物《老照片》，使我“一稿多用”。
2014年11月，丁东、小群和我去国宏宾馆看望刚刚回国的李南央。丁东和南央送给我一本《李锐口述往事》，这是他们俩以及李锐老先生花费极大心血凝成的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巨著。这本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几个月前入关时曾遭到首都机场海关的查扣，李南央决心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听说我的《北京改革风云》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南央问我准备怎么办。我说我曾先后给北京海关关长高融昆写过两封信，给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写过一封信，他们的反应都一个样，就是“不予理睬”；我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多年，深知这些“衙门”和官员们的为官处事之道；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这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已经写好了一篇纪实——“北京海关‘讨公道’”，准备公开发表一下；除此之外，也就不准备再跟这些人纠缠置气了……
2015年10月，根据妹妹和中学老师吴明宇的建议，我写的《微信中的闲言碎语》一书草就。本想找一家出版社出版，没想到丁东和小群浏览过书稿后告诉我，新闻出版总署不久前搞了一个“出版送审制度”，规定涉及十几个方面的内容都需要先送交“有关部门”审核；他们的几个已经签订了出版合同的书稿还在“审核”的过程之中。他们两位估计，我书稿中至少有30%的内容出版社需要“送审”，而这种审核，常常是旷日持久……因为已经十几年没有在内地出书了，我认为自己那本充满“正能量”的书不会被出版社拒之门外。抱着如此理念，我先后找了3家知名的出版社，没想到它们谁也不愿意染指。无奈之下，我只好自费印了300本，送给亲朋好友们分享。
2016年6月，小齐和丁东等一帮山西插友在“眉州东坡”聚会，恰逢我的《微信中的闲言碎语·续》刚刚印好，我托小齐送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第二天早晨游完泳回到家，看到丁东在微信和邮箱中分别给我留了言。大意是，《续》中的一篇文章“对我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几点看法”很好，他想在自己即将主编的那期《炎黄春秋》中全文刊用，问我意向如何。《炎黄春秋》是我们全家最喜爱的刊物，几乎从刚刚面市的时候，它就和我们结了缘；自己的文章如果能够在这样“高大上”的刊物上与读者见面，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我想，这个期刊一直是以政治 、历史内容为主，涉及经济的选题并不常见——不过既然丁东说得那么肯定，就随他去吧。遗憾的是，还没等我的文章面见读者，《炎黄春秋》就被封杀了。
《微信中的闲言碎语》今年1月已经出到第6册。以往每册印好之后，我都是第一时间送给“知音”丁东，丁东似乎也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读完，还时不时地给我一些评语。去年5月5日，他拿到小齐托人转交的《之五》，第二天一早就用微信给我发来一篇不短的“读后感”，我捧读后的感觉是——知我者，丁东也。因为那天恰逢我们一帮中学同班同学要在人民大学明德楼聚会，我又是聚会的组织者之一，只好匆匆地给丁东写了一个回复。下午回家后重读丁东的评述和自己的回复，越来越觉得有味儿……征得丁东的同意，我将这两个帖子放在一起，作为《微信中的闲言碎语·六》的代序。
丁东在沁县插队两三年之后，多年的写作特长为他争取到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被抽调到山西省委调研室当干部。文革后恢复高考，丁东进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在省委和省社科院工作了十几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丁东越来越感觉在体制内思想和工作上的束缚较多，很难做一点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他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那大约是在20多年前。从那时至今，丁东的角色在我看来，是一个十分自觉的、积极主动的社会活动家，一个义务的文化工作者。
20多年来，丁东不辞劳苦、不事张扬、不求回报地做了许多极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他促成了水利专家黄万里传记的形成和出版，促成了《顾准日记》的出版，整理出版了遇罗克的遗作……丁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李锐做“口述历史”；他和小群一起，多次采访何方，记录并整理了大篇幅的文字，最终形成老人的一部巨作，为中国外交和中共党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我知道，一般搞口述历史，都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因为各方面的成本的确不菲；但是据我估计，耗费相当巨大的李锐“工程”与何方“工程”，可能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资金背景……
丁东小群伉俪，多年来阅览无数、笔耕不已。他们不但自己著作等身，也时常启发、帮助自己的朋友们思考、写作和出版。去年他们开设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丁东小群”，至今已发表原创短文100多篇；每逢他们的新作面世，我总是第一时间赏读，之后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供大家分享……
几十年来，丁东做了大量历史人文方面的学术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表现出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对此学者谢泳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丁东从不以学者自居，也从不在意别人如何看他的学术工作，他只是努力做事，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在学界、同辈中，我很少见到像丁东这样热情称赞同行朋友的学术成就，并极力推荐社会认可的人……像丁东这样有胸怀而又乐于助人的人，在近年的学界里真是太少了……”谢泳的说法跟我的感觉完全一致。
邢小群曾经借别人的话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这个人好做彩色的梦，这个人脑子灵活，这个人做事喜欢与别人合作……”小群还说，“丁东似乎总有合作者……也许是因为他的随和，与他合作过一次的朋友，往往都能保持友谊，他的朋友也就越来越多。”对此我要说的是：知夫莫如妻；在这些评价上，小群与我是“智者所见略同”……
回想自己与丁东的交往，我发现我们俩既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朋友，又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说句实话，我从心底里喜欢交这样的朋友。
2019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