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天，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的编辑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我是《老照片》的特邀编辑，三人一起商量选题。我说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黄万里的文章，感触很深。中国请苏联专家设计三门峡水库后，1957年，中央曾召集国内专家70人讨论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当时能够对苏联专家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的有温善章等数人，而完全反对在此修坝的只有黄万里一人。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说：“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当时高层听不进黄万里的诤言，不但坚持按苏联专家的设计堵死了排水洞，而且在当年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1959年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三门峡水库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盐碱化，威胁逼近古都西安。于是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这一折腾，前后“缴学费”不下百亿。渭河平原29万农民被迫向宁厦缺水地区移民，其中惨剧无数，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冯克力也知道黄万里其人，他提议，如果能和黄万里联系上，我们不妨在《老照片》上介绍一下他的故事。

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因为自己平素涉及的领域多在文史方面，和水利不搭界，觉得克力的提议虽好，却不知如何才能与黄万里先生联系。思来想去，还是得求助于李锐老。他曾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掌门人，在三峡问题上与黄万里同气相求，可能有黄的联系方法。我给李锐老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认识黄万里，但手头没有他家的电话号码。但他告诉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电话。经与那位朋友咨询，我们便拨通了黄老的电话。黄老听说想要拜访他的客人来自山东，十分高兴。原来，黄老的夫人丁老是山东人。当下约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见面。

赵诚是我的老朋友，在山西省委党校任教，当时正好在北京出差。知道我和冯克力、张杰要去拜访黄万里先生，愿与我们同行。于是，四人一起打的，来到清华大学九公寓黄万里家。

黄老当时已经89岁，但精神很好。稍事寒喧，便进入正题，与我们谈起他的水利思想。他从黄河的特征谈起，他说，人们因黄河挟带泥沙而认为它是害河，其实，黄河是一条好河，正是这些泥沙冲击成了黄河三角洲平原，成为中国最大的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这片大平原，养育着几亿中国人口。他说，“黄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是荒唐的。我过去知道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但黄老对黄河的分析仍然让我眼界大开。我忽然醒悟，河流也是有生命的，而黄老学说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把河流当作活的生命来尊重。那天，他从黄河谈到长江，又谈到雅鲁藏布江，谈到他给中央领导人的上书，谈到领导人委托秘书给他回电话。我还问他，您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黄炎培有什么看法。他说，他同情我，但无可奈何。

黄老兴致勃勃地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仍然意犹未尽。可惜那天我们谁也没带录音机。冯克力、张杰忙着翻拍黄家相册上的老照片。只有赵诚临时作了一些笔记。告别黄老以后，四人商量，这个专题怎么做？照片没有问题。黄老一生都留下了十分精彩的照片。赵诚自报奋勇，文章由他执笔。和黄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就是当年9月刊登于《老照片》十五辑上的《但教莫绝广陵散》。

文章发表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多位读者投书，对黄老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张承甫、鲍慧荪两位老人专门寄来七律，以诗概括黄老的人格风范：“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审题拒绝一边倒，治学追求万里巡。为有良知吞豹胆，全凭正气犯龙鳞。谁知贬谪崎岖路，多少提头直谏人！”后来，《老照片》发过一次读者问卷，征求读者对以往各辑内容的意见，表示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高居榜首。

黄老本人读到赵诚的文章也颇为满意。当时，虽然专业圈内知道黄老不寻常的学术造诣和坎坷命运，但公众当中，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水利学界实际学术地位不如他的，有人成了院士，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被青少年当作科学偶像崇拜，而他这位真正科学良知的代表，却在中国公开的书籍报刊上，鲜有介绍。他晚年的著作，也没有机会公开出版。赵诚所撰的《但教莫绝广陵散》，虽然篇幅不长，却基本上概括了黄老生平的亮点。黄老临终前，三个同事和学生给他编文集，自费印刷，黄老欣然同意将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其中。

当时，我已经介入口述史学活动。曾向赵诚建议，你的文章发表后，黄老对你很信任，你不妨与黄老商量，找他录音访问，帮他作口述史。赵诚也同意这个设想。为此，他征求了黄老的意见。但黄老说，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写回忆录！

然而，没过多久，黄老前列腺癌发作，身体状况急转直下。2001年夏天，清华大学主办活动，庆祝他的90大寿。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不能亲自出席。赵诚从山西赶来，到病床前，与黄老见了最后一面。

2001年8月26日，黄万里与世长辞。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时，许多知情人都撰写悼念文章，缅怀黄万里的人格风范。

不久，冯克力又到北京组稿，和我商量，能否组织一本《黄万里传》。我觉得此议甚佳，于是和他商量，请赵诚撰写。赵诚乐意担此重任。不久又来北京，向黄老的家属表达立传的愿望，得到黄家全力支持。他们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给赵诚参考，以便他完成此传。

赵诚原来主修中文，后来专攻国际政治，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问题亦有深入研究。但他担心，在水利方面是外行，生怕在专业上出现纰漏。冯克力本来希望赵诚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这本传记。赵诚十分慎重，前后写了两年多。其间，他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学生，下了一番艰苦的调查研究功夫。有的访问对象，年事已高，接受采访不久，便驾鹤西去。走南闯北地调查传主生平，本来是传记写作必不可少的功夫。但赵诚自己七年前也曾查出早期肺癌，切了一叶肺，又经历了数年的化疗，身体并不好，但他怀着对黄老的敬意，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对历史负责。

黄万里先生不但是杰出的水利学家，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楷模。他诞生于1911年，逝世于2001年。他的一生，基本上与20世纪同行。他的命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他早年漂洋过海，负笈美国，学成归来，希望以现代科学知识报效国家，造福黎民。然而先逢战乱，后逢运动，平生才学得不到充分施展，甚至被打入炼狱，饱受煎熬。在他以一人之力，舌战群儒，反对三门峡工程的五十年代，清华大学还有过另一位教授梁思成为保存古都北京大声疾呼，为当权者所拒绝；北京大学也有过校长马寅初为控制人口力陈己见，遭高层围攻而绝不屈服。真理从来不是权力的奴婢。历史已经证明，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黄万里、梁思成、马寅初的正确意见虽然没有被当权者采纳，但历史终将擦亮他们的名字。在中国知识界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绝大多数人习惯于随波逐流的年代，他们只是几十万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凤毛麟角。但只有像他们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2003年末，赵诚的传记已经杀青，黄万里的名字又一将在大众传媒上频频出现。这一年，渭河流域发生五年一遇的小水，却酿成五十年一遇的大灾，1000多万亩农田受灾，其中200多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80多亿元。人们都清楚，祸源起于三门峡水库。惨痛的教训再一次验证了黄老的科学预言。这时，中国水利界高层废除三门峡水库的声音越来越高。有一位当年赞成三门峡水库上马，并在1958年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参与批判的两院院士，在中央电视台居然说当年就反对在三门峡建水库是自己，而只字不提黄万里。一时间舆论大哗。许多人站出来著文发言，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黄万里讨还公正。那位院士只好再次出面表示，他对黄万里很尊敬。

这场不大不小的新闻风波表明，尽快出版一本详实的黄万里传记，实在必要。黄万里的学问，是珍贵的学术遗产；黄万里的人生追求，更是高贵的精神财富。《巍巍黄万里》，只是为黄万里立传的第一次尝试。在出版家刘硕良先生的大力支持下，赵诚此书得以与读者见面。我想，追寻黄万里，研究黄万里，还会出现更多更好的著作。黄万里的精神必将薪火相传，泽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