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2年春，我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一晃已经三十年了。当时才30岁出头，现在已经年逾花甲。我这三十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在太原，后一段在北京。回想在山西大学念书的时候，江地教授介绍他治学的经验是黄花鱼溜边，找一个别人不关注的空白而有所开拓。他在山西大学历史系教师里，算是学术成就很高的了，别人影响多不如他。系里还有一位阎宗临教授，我入学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阎守诚曾经和我同事。后来阎守诚将他父亲的史学文集整理出版，我才知道阎教授三四十年代研究欧洲史和中西交通史达到一流水准，因为热爱家乡，谢绝北京、广州一些名牌大学的邀请，回到山西大学任教。饶宗颐在序言中说他“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在山西的学术部门供职，领导人总是强调，挣山西的钱，就要为地方服务。在这种导向支配下，学术往往成为地方利益的敲门砖，自然难成大器。到了北京，知识界人士谈问题开口就是中国如何，世界如何。周围想大事的人多，无形中就起到一种拓展思维的鞭策作用。唐达成先生看了我写的文章，很感兴趣，说，可惜发在地方刊物上，没有影响。邵燕祥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九十年代初，我从钱理群的《周作人传》面读到一段话，印象很深：“历史低潮时期，远离政治中心，可以利用那里相对薄弱的政治条件，进行历史的深思，积累力量；而到了历史高潮时期，则必须置身于政治文化的中心，投身于时代潮流的旋涡中。唯有在那里，在各种思潮、力量的巨大撞击中，个人的才华、智慧才能得到全面的展开，尽性的发挥，人的生命也就获得了光辉灿烂的的闪现。”的确，鲁迅、周作人兄弟如果不是在五四时代来到北京，而是留在绍兴，他们个人的才能再高，也不可能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我的才智无法与大师相比，再远离文化中心，就更难做成什么事了。1993年，我已经年过四旬，随妻子漂到北京。1998年，从单位提前退休，以北京知青的身份把户口转回北京定居。北京是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置身其中和置身其外大不一样，我对此感触特别深。
二
到北京，我参与的第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是对顾准研究的推动。顾准这个名字我在80年代就听说过，但真正引起注意是我1993年研究文革中的民间思想以后。当时，从香港刊物上读到顾准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眼睛为之一亮。大约1995年2月，我路过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看到门口有“《顾准文集》已到”的广告，于是赶快买了一册。读过之后，便把当时的想法写入《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缺环》一文。两月后在《读书》上刊出。不久，和《中华读书报》家园版的编辑萧夏林谈起顾准，他又约我写一篇短文《愧对顾准》。接着，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顾准文集》讨论会。转眼到了1996年1月，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到了北京，要和我见见面。我赶到陈先生下榻的上海驻京办事处，和他谈起顾准是否还留下了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文字？听说留有一些日记，不知情况怎样？陈敏之先生告诉我，顾准留下的日记他那里有三本，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应当争取让顾准日记与读者见面。
两个月后，我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黄德志女士。她正经营着一家书店，问我有什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书稿？我当时便谈到《顾准日记》。她对顾准十分钦佩，于是说定，由我找陈敏之先生联系书稿，由她联系出版发行事宜。陈先生很快就把日记的复印件寄给了我。我一看，价值果然很高。顾准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陈先生寄来的一本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时的日记，一本是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的日记，还有一本是1972年10月13日到1974年10月15日在北京读书和生活的简单记录。日记到此戛然中止，从此顾准卧床不起，直到1974年12月3日凌晨与世长辞。这三本日记，虽然只是顾准生命长河中三个片断的记录，但对于研究顾准思想和生平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它从多方面提供了顾准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记录了饥饿的威胁、疾病的折磨、失去亲人的悲痛、被迫检查交待、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没有读书、写作条件的苦恼。然而，就是在物质匮乏和精神折磨的双重压力之下，他经常关注的仍然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工业，到农业；从物价，到财政；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从国内问题，到国际问题，他都有执着的思考和独立的见解。最后一本记录了他生命最后两年的读书生活，能够从中了解《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两部杰作产生的文化背景。
我拿到了稿子，黄德志女士联系出版却不顺利。一家出版社的主编同意出，社长不同意；一家出版社的一把手同意出，二把手不同意。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文集》的后遗症成了他们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最后经周实介绍，我认识了报告文学家谭合成，他找到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拍板，给这本书开了绿灯。与联系出版的艰难相比，编辑过程一路顺风。李慎之先生中风住院，我到协和医院病房，问他可否作序。他当即同意。又阅读，又摘录，为这篇几千字的序忙了十几天。我请王元化先生题写书名，他欣然命笔，并建议把顾准女儿的文章收入书中，还建议对骆耕漠先生作一次专访。骆耕漠先生当时89岁，双目失明多年，还是接受了我妻子邢小群一个上午的采访。吴敬琏先生是个大忙人，每天都忙到半夜一点以后，他不但抽出半天接受邢小群的采访，还自己用电脑把访谈稿修改了两遍。陈敏之先生当时已经77岁了，身患胃癌，所幸没有扩散，他和我捧着清样，连着校了四天。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受到老一代知识分子对顾准精神的珍视。
《顾准日记》的出版后，我又和陈敏之先生合作，编成《顾准寻思录》。为此我采访了和顾准有过直接交往的陈易、陈丹晨、赵人伟、林里夫、石雪书等，并陈敏之回忆顾准的家世。最后，在作家出版社唐晓渡和民间投资人董怀明的支持下，把这第一本汇萃中国知识界回应顾准精神的书籍推向了社会。
以后，我牵线搭桥，促成了陈敏之与顾准的儿子高粱合作，编成《顾准文存》四卷，由李丕光主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样，顾准留下的文献，基本就都“出土”了。顾准研究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
三
编辑有关顾准的书，使我得到北京知识界更多朋友的认可。于是，常有人找我策划出版方面的事情。
1998年夏天，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徐晓和我商量有意义的选题，我建议整理出版另一位当代思想家遇罗克的遗著，她十分认同，并邀请徐友渔合作。在宋永毅、杨健、李恒久等朋友的支持下，我们三人不到一个月就把这本《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出来了。徐晓原计划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社领导提出要送审，于是，又转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在中国，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知道家庭出身意味着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如果家庭出身不好，不但升学、招工、当兵、提干没份，随时还要受到人格上的污辱。青年工人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发出了人与人生而平等的呐喊，为数以千万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说出了心里话，得到了无数读者的共鸣。然而，他不能见容于统治者，1970年春天，一颗子弹夺去了他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在缺少英雄的年代里，他无疑是够格的英雄。
在编书过程中，我们一直设法与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联系，找了许多线索都中断了。直到开印前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题为《遇罗克是谁》的短文，却意外地接到了遇罗文的一个传真。他看了报，通过编辑问到我的电话。联系上的时候，那本书已经出了软片，开印在即。只好请他写了一个简短的《跋》补在书末，来不及让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本书出版以后，遇罗文、遇罗勉和当年《中学文革报》的骨干郝治、王建复等人和我们聚会，心情十分激动。他们对三位编者表示感谢。我说，应当感谢的不是我们，而是遇罗克和他们。如果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些许进步，也是他们为此坐牢、受刑，甚至牺牲生命换来的。
和遇罗文相识以后，我感到他是一个头脑清醒、阅历丰富、充满了社会关怀、对历史有独特思考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发言的机会。其实他的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的经历本身就蕴藏了一页珍贵的历史。他年龄比我稍长。他和家人所承担的苦难，远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我建议遇罗文写一本回忆录，记录他的经历和全家的命运。遇罗文接受了建议。他虽然多年从事工程技术，一经动笔，却表现了很高的驾驭能力。他写一部分，就给我看一部分。他的文笔准确而洗练，记忆力极好，丰富的历史细节从他的笔下从容地流出，展示出一幅广阔深沉的历史画卷。他从1999年初动笔，秋天就完成了这本书。书名《我家》，朴素而意味深长。遇罗文详细记载了《中学文革报》诞生、发展、夭折的始末。这份报纸虽然只是当时数以千种的小报之一，只出了7期，活动不到半年，是一群没有办报经验的年轻人仓促地办起来的，但他们代表着良知和正义。它因声张人权思想而诞生，又因人权思想为当时政权所不容而夭折。它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特殊的坐标。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新闻报刊史上，都堪称最辉煌的一笔。遇罗文在陕北和东北当了多年的知青，两度入狱，他和他的家人、爱人、亲戚、朋友、难友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各种磨难，都是我们民族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史学的传统是重宫廷活动的记录，轻底层活动的记载。这种畸轻畸重的格局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高层人物在文革或其他运动中经历的冤屈，被各种传媒反反复复地讲述；而平民百姓所受的更多的苦难，则缺少忠实的文字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家》又是一份难得的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档案。经编辑郭沂纹的努力，2002年这本书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还想推动另外两位思想烈士的遗著在大陆出版，都未能如愿，退而求其次，我和金凤合编的《王申酉文集》，丁群编的《陆兰秀狱中遗文》，只好拿到海外问世。
孙越生也是一位文革中坚持独立思考的人。他1997年11月29日悄然去世。临终前一年自费出版了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期间创作的诗与画《干校心踪》，只印了600册。此书记录了许多前瞻性的思想命题，碍于诗的体裁，未能展开。孙越生在80年代撰写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是一本被埋没了的奇书。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官僚政治问题的是他的老师王亚南。孙越生没有止步于老师的结论，也没有匍伏在老师所宗奉的经典作家脚下，照搬现成的结论。他直接面对古今中外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当代社会的官民对立。官僚主义在他的笔下，不只是官员的作风问题，也不是什么思想影响的产物，而是和人类自身历史同样悠久的痼疾，是对人类自身危害最大的痼疾。他不局限于对官僚政治现象进行概括，而是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质疑成说，另辟蹊径。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之严密、理论之彻底，视野之开阔，让人心智大开。这本专著虽然没有完成，但我的感觉是：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实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宪政，有深刻的启示。
我没有见过孙先生，只是在他弥留之际，写过一篇《有眼不识孙越生》，成为见诸传媒的第一篇悼文。他去世之后，我和邵燕祥、常大林、李辉都觉得应当推出他的文集，让他的遗作问世，让思想薪火相传。但尝试了多次，都功亏一篑。2008年，朋友谢泳趁着纪念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的机会，写了一篇长文《从王亚南到孙越生》，在《新京报》发表，引起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林冠珍的注意。今年，她从我处拿到孙越生遗稿的电子文本，我又介绍她与孙越生的女儿取得联系，终于让《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与公众见面。袁伟时先生读到这本书，感慨孙越生是又一个顾准式的人物，非常震撼！其他学者读后也击节称赞。申张民权，限制官权，已成今日中国政治的当务之急。孙越生的遗著破土而出，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四
除了发掘先哲的思想遗产，推动身边朋友的好书问世，也是人生一大乐趣。
赵诚是我太原认识的老朋友，比我小一岁，经历很坎坷。他好学深思，却很少动笔。偶尔写点文章，颇见深度。1997年初查出肺癌，作了切除手术，当时才四十几岁。我认为，人的体质健康，和精神状态有密切关系。人有报负，不得施展，也会积郁成心病。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和我商量选题。我说在网上看到戴晴介绍黄万里的文章，感触很深。冯克力提议和黄万里联系，在《老照片》上介绍一下他的故事。经李锐老帮助，我们得到黄老电话。和黄老约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见面。当时赵诚正好在我旁边，愿与我们同行，于是一起来到清华大学黄万里家。黄老当时已经89岁，精神很好。稍事寒暄，便进入正题，与我们谈起他的水利思想。他从黄河的特征谈起，他说，人们因黄河挟带泥沙而认为它是害河，其实，黄河是一条好河，正是这些泥沙冲击成了黄河三角洲平原，成为中国最大的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这片大平原，养育着几亿中国人口。“黄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是荒唐的。过去知道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但黄老对黄河的分析仍然让我眼界大开。黄老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仍然意犹未尽。冯克力、张杰忙着翻拍照片。只有赵诚临时作了一些笔记。告别黄老以后，四人商量，这个专题怎么做？赵诚自报奋勇，文章由他执笔，写成《但教莫绝广陵散》和黄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刊登于《老照片》十五辑上。文章发表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黄老本人也颇为满意。当时，我曾向赵诚建议，你的文章发表后，黄老对你很信任，你不妨与黄老商量，找他录音访问，帮他作口述史。赵诚征求了黄老的意见。黄老说，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写回忆录！然而没过多久，黄老前列腺癌发作，身体状况急转直下。2001年8月26日与世长辞。冯克力和我商量，能否组织一本《黄万里传》。我提议请赵诚撰写。赵诚向黄老的家属表达立传的愿望，得到支持。他们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给赵诚参考。赵诚十分慎重，用两年多时间，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学生，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使传记的内容更加丰满。
书写成了，出版并不顺利。山东画报出版社和他签了合同，领导不敢履约。又找了几家出版社，也不敢拍板。2004年4月，出版家刘硕良来北京办文化公司，问我有什么选题。我介绍了赵诚这部稿子。正好刘先生对黄万里的价值十分清楚，欣然接受了赵诚的书稿，经过精心打磨设计，2004年7月，此书以《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为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并举行了隆重的新书发布会，舆论界好评如潮。赵诚由此为全国公共领域所关注。
接着，刘硕良先生又问我还有什么好稿，我向他推荐了王芝琛的《一代报人王芸生》。王芝琛是王芸生的哲嗣。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一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亲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边陪侍，向他追忆了平生的重大事件。那是一个大地行将复苏的早春季节，王芸老虽然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毕竟是有过大阅历的一流报人，他预感到，国人对20世纪的历史评价，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于是，向儿子说出了郁闷在自己心里多年的话，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一边说，王芝琛一边录音。王芸老体力已经很差，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芝琛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和钥匙。父亲临终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54岁，决定提前退休，专门从事与《大公报》相关的历史研究。王芝琛从小就喜欢文史。退休后如鲛龙归海，很快发表了很多重评《大公报》的文章。他选择的细节，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干净利索，快人快语，没有一句废话。2000年夏天，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王建勋找我策划《学灯文丛》。我建议将王芝琛的文章结集成书列入。王芝琛很高兴。2001年9月26日，是王芸生百年诞辰。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报》百年纪念。这本名为《百年沧桑》的文集问世之后，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香港《大公报》举行了隆重的百年庆祝，王芝琛的观点几乎成为舆论的共识和纪念的基调。泼在《大公报》身上的污水荡涤一清。以文人论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特色的《大公报》，重新得到学术界、思想界和新闻界高度评价。王芝琛不以新闻史研究为业，但他对新闻史研究的贡献，却远远高于许多专业人士。沈阳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来向王先生约稿，请他写《王芸生传》。为父亲立传是王芝琛的宿愿。无论讲资料的熟悉、理解的深刻，他都是立传的最佳人选。2002年新年春节期间，他废寝忘食地赶写此书，按时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交给领导审阅。领导却说，这本书既不能得大奖，又不能赚大钱，出它干什么？出版社拒绝履约，而且不作任何补偿。王芝琛失望之余，只有长叹！2004年5月30日，我突然收到王芝琛一封，告诉我查出癌症，病得不轻，希望想想办法，让他有生之年看到传记问世。我吃了一惊。他那年才六十七岁，和他多次来往，觉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么突然间遇到这样的灾难？于是，我把王芝琛的书稿推荐给刘硕良先生，请他尽快出版。他痛快地答应，三个月内一定让这本书印出来。
2004年9月初，《一代报人王芸生》问世，接着被《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评为2004年度历史传记类图书奖。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也采访了王芝琛，播出了题为“一代报人王芸生”的专题节目。更感人的是，一批八十多岁的老大公报人，凑了几万元，要捐给王芝琛治病，向他表达为《大公报》正名的敬意。王芝琛没有接收这笔捐款，但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一年后，王芝琛与世长辞。
限于篇幅，故事只能就此打住。回首以往，总算未虚度光阴；展望未来，仍然愿上下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