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这几乎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功臣名将宿命的怪圈，永远挣脱不了的梦魇。因此，对于功臣宿将来说，如果能摊上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这样身上人性多而兽性少的“圣明天子”，当然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情，不但不必为自己颈上的脑袋是否会搬家而担惊受怕，而且还可以确保自己因当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所作的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过上豪华安逸的生活，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遗憾的是，刘秀和赵匡胤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也就是两个而已，要撞大运碰上他们，实在是铁树开花——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亚圣”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刘秀、赵匡胤可是千余年方才出一位，这比孟子讲的还来得稀罕。所以对于众多功臣宿将而言，不能对此寄予太大的希望，毕竟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若是能遇上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这一档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还是不要好高骛远，要理智现实一点，多想想在遇不上刘秀、赵匡胤这样圣主明君的情况下，如何做才能够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天子”。想方设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杀机戾气，让自己全身而退，苟延残喘。一句话，作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人作为万物之灵，其高明和可贵在于他总是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屈求伸，趋利避害，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能力，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将自然也具备。对他们来说，功成名就后的当务之急，是怎样消除皇帝陛下对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轮回降落到自己的头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殚精竭虑思考对策，全力以赴做出各式各样的姿态，自敛锋芒，韬光养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宽容。成功了，算是为将的韬略已修炼到家，炉火纯青；若是弄糟了，算是修炼不够，道行不深，那就只好自饮苦酒，自认倒霉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将几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銮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厌恶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诛之而后诀，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一是怕功臣桀骜不驯、强梁不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拿战功作炫耀的资本，凭实力讨价还价，到最后忘乎所以，上演“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逼宫一幕。二是怕功臣肚里肠子弯弯，心思歪歪，“不识庐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实则居心叵测，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强，精明能干，文武双修，反衬出皇帝们的颟顸无能、酒囊饭桶，这样教寡人如何驾驭，而且实有伤自己神圣的面子。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倾向，一门心思奔事业，抒抱负，爱惜羽毛，反而对吃喝玩乐没有兴趣。这样一来，自己在九重宫阙里纸迷金醉，穷奢极欲，导致物议横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则因夙夜匪解，勤劳国事，克己奉公，声望逐渐提升，人气日益旺盛。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此四点，要想不杀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的问题了。你不是怕我桀骜不驯吗？我就改弦更张，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你不是怕我阴怀二心吗？我就装扮出最大的忠诚给你看；你不是顾忌我能力强、手段高吗？我就向你证明世上就数我最庸碌无能，文不能断文识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讨厌我热衷工作，不肯享受吗？我就醉生梦死，潇洒走一回，让你知道我是够标准的尸位素餐者。
这就是中国古代功臣宿将以“自晦”“自污”途径来全身避祸的自我保全之道。应该说，这一招是比较灵验的，相当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专吃这一套。于是乎，许多功臣宿将终于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级，安安稳稳以享天年。
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与人生韬略尽萃于斯，这既教我们在今天为之骄傲，因为它大大削减了历史上的血腥屠戮场面；同时却也让我们在今天为之悲哀，因为它使中国古代“人才”太多，“事才”太少，无论是皇帝、功臣，还是普通官吏，精力大多不在任事做事，而在于琢磨人，对付人。而“人才”过剩、“事才”匮乏，正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没有希望的标志！
功臣宿将全身远祸最直截了当也最是立竿见影的途径，自然是退出江湖，飘然高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下卷”上讲：“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说的就是历代功臣宿将自我保全的最上乘境界。
春秋时期越国灭吴称霸的第一号功臣范蠡，无疑是较早洞察君臣关系的实质，未雨绸缪，及时“脱然高引”，飘然倏逝从而全身远祸的一个典范。
范蠡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当时正值晋楚争霸如火如荼之际，晋国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优势地位，联合和扶持吴国，南北夹攻楚国，使其处于多面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处境。“三驾而楚不能竞”。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楚国如法炮制，决定策动越国在吴国后方进行骚扰，牵制吴国方面的战略行动，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范蠡与另一位楚人、战略家文种，就是为实现楚国这一战略企图而受命奔赴越国展开军事外交活动的。
到了越国之后，范蠡受到了正一心一意想战胜吴国、以报世仇的越王勾践的极大信任，担任了越国大夫，主持越国的军事及外交斗争。“（文）种躬正内，（范）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他为勾践指明了对付吴国的正确战略方针，韬光养晦，积聚实力，等待时机，见机而作，“尽其阳节，盈吾阴节以夺之”，自处柔弱卑下的地位，争取有利的时机，创造条件，转弱为强，“不为天下先”，以时间换空间，欲擒先纵，后发制人，最后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越王勾践正是依据他的这一战略方针，并在他的具体辅佐下，发扬“卧薪尝胆”的“胆剑”精神，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励精图治，足兵求强；同时大玩“美女计”，搞性贿赂，使夫差在温柔之乡中流连忘返，与西施、郑旦“云鬓花冠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荒湎政务，自废武功，从而彻底改变了吴越双方之间的优劣态势。勾践通过偷袭吴都、笠泽歼敌、围攻姑苏等重大战役，最终灭亡了吴国。显而易见，范蠡（连同他的伙伴文种）是越国灭吴、勃然兴起、称霸中原的决定性人物，是越国的大功臣，勾践的大恩人。
不过，范蠡的睿智和高明，还不仅仅在于他才能的出众、韬略的超群，而更在于他头脑的清醒，识见的不凡。他没有让胜利埋没自己的理性，也不曾被君臣和谐的表面现象窒息了自己的判断力。他深深懂得，自己身为楚国人士，执行的是楚国的战略使命，这一点必定会成为自己与越王勾践之间的隔阂，在胜利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双方为了灭吴的共同战略目标尚可以携手合作，和衷共济；但是一旦胜利降临，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这种隔阂一定会迅速扩大，形成不可逾越的沟壑。另外，在和勾践的多年交往中，范蠡对其人的性格、气质、为人都已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入木三分的了解。在范蠡眼中，勾践“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履危，不可与安”，是一个“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的角色。所以自己当明白“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的危殆处境，懂得自己的赫赫功勋，这时恰好已成为自己惹祸杀身的催命符、夺魂律了。总之，“功高震主”与外来客卿双重因素的结合，使自己（当然也包括文种）处于随时被杀殒命的危险之中。
基于这样的判断，范蠡不管勾践说什么花言巧语，许诺什么君臣共治之愿，怎么恳求，怎么挽留，都毫不动摇。他只认准一条选择，那就是见好就收，及时抽身，飘然高隐，杳如黄鹤，弃高官尊爵如敝屣，视富贵荣华似浮云。
就这样，范蠡在事业最辉煌的巅峰，在仕途最顺畅的时候，宠辱皆忘、义无反顾地弃官而去，携带着红颜知音、绝代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浪迹天涯，英雄美人，剑胆琴心，谱写了其人生中更为华丽、更为灿烂的篇章。他们先后游历齐地、陶邑，隐姓埋名、尽洗铅华，称鸱夷子皮、陶朱公，以兵法的精髓指导经商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大获其利，“三致千金”，和稍后的白圭、子贡等人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下海”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富商巨贾。
范蠡功成身退，以“飘然高隐”的方式，巧妙地躲避过越王勾践屠戮功臣之劫难，成为后人醉心向往的全身避祸之道的楷模。无数人钦佩他的眼光、推崇他的识见，艳羡他的际遇、效仿他的选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然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使得范蠡那种“飘然高隐”以全身远祸的方式越来越难以复制。因为范蠡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诸侯并立称霸、列国兼并争雄的时代，功臣宿将离开本国君主后，自另有安身立命之处，“天高皇帝远”，生存空间较大，回旋余地较宽。如伍子胥在楚国待不下去了，可以溜之乎也，跑到吴国寻求转机；乐毅被燕惠王猜忌丧失兵权后，也能够不辞而别，躲进赵国做他的寓公。因此，功臣宿将方可以“飘然高引”“不知所往”。
可是到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环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合乎逻辑颠倒为“君为贵”，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功臣宿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想“飘然高隐”，又谈何容易。
于是乎，功臣宿将们只好退而求其次，走“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道路，努力进入“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境界。这方面，号称“兴汉三杰”之一、汉高祖刘邦的大功臣留侯张良给后人做出了成功的榜样。
张良，字子房，秦末汉初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传说为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其先世为韩国贵族，秦灭韩后，张良亡命四方，为了替韩国复仇，他曾用重金收买刺客，趁秦始皇出巡之际，在博浪沙谋刺秦始皇。遗憾的是，刺客的铁椎只击中了秦始皇车乘队伍的副车，使秦始皇得以逃过一劫。由此可见，他在当时也是一个血性男儿和英雄豪杰。谋刺失败后，秦朝政府展开了大范围的缉捕，张良只得更名埋姓隐居于下邳（今江苏邳县）。
在隐居下邳期间，张良遇上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是一次偶然机会而得以逢遇神龙见首不见尾式的高人——黄石公，在经历了几多曲折后，他从黄石老人手中得到了《太公兵法》。应该说，这次奇遇不仅使张良的谋略水平得到根本的提高，更使得他的人生观有了本质的变化。他从此真正懂得了以屈求伸，以柔克刚的哲学真谛。知道真正的勇是大勇若怯，体现为勇武的精神、气概等内在素质，而不是那种只逞一时意气，全凭血气冲动的匹夫之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留侯论》）善于隐忍待机，老谋深算，工于心计的人，才可以牢牢占据主动，进退裕如，得心应手。
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张良见机而作，聚众投效刘邦，成为其麾下最重要的谋士，替刘邦“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先后灭秦祚，破西楚，定天下，混一统，功勋卓著，贡献巨大。刘邦登基称帝后张良因功受封为留侯。
但是，张良毕竟是黄石老人的高足，又经历过风风雨雨、崎岖坎坷，所以他懂得“功成身退”是功臣全身远祸的唯一选择，尤其是在刘邦这样的暴君、嗜血者手下做事更须如此，容不得半点差池。最高明的选择应该是：举止洒脱无羁，态度悠闲自然，不以情系心，不以物累形，和光同尘，泯灭畛域。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韩信、彭越、英布不是都一个个落入刘邦预先设计的圈套，身死国灭了吗？连刘邦多年的老朋友、兴汉功勋推为第一且手无一兵一卒的萧何丞相，也让刘邦随便找个茬子，给打入大牢，差一点不明不白枉送了性命。自己又何必再重蹈他们的覆辙，让天下之人怜惜或笑话。不过现在天下一统，已不可能再像范蠡、孙武那样逃亡他国去隐居，姑且就地退隐，以全身远祸吧！
于是张良便学黄老道家，辟谷牵引，从游赤松子，装出一副对朝廷政治漠不关心、无牵无挂的超脱模样，使刘邦安下心来，消弭杀机，无从迁怒，不再追究。张良的计谋是高明的，也是成功的。刘邦终于开恩放过了他，让他自自在在活下去，到公元前186年才寿终正寝。
后世的不少功臣宿将从张良的际遇中获得了很大的启示，认为张良的招术不失为“伴君如伴虎”条件下保全性命、远离祸患的正确选择，所以或主动或被动地效仿他的手段。当道教、佛教先后兴起或传入中土后，功臣宿将在自我隐逸、不问世事之时，又多皈依佛、道两教，给自己的所作所为涂抹上一层厚重的保护色。如唐朝名将，“玄武门之变”首号功臣尉迟敬德晚年笃信方术，闭门不出，借助的是道家的魔力；北宋名将，“陈桥驿兵变”的要角石守信“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凭借的则是佛教的灵光。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佛、道是方外之学，信奉者则为方外之士，而方外之士对世事是无所萦心的，对权力名望当然更不会有非分之想。所以统治者尽可以放心，大可不必在意会有人来和其争夺权力，角逐天下。尉迟敬德、石守信之流信方术，拜佛祖，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婉转地向天子表白心迹：自己已经是方外之人，陛下您大可不必再猜忌了，请高抬您的贵手，给当年的老弟兄留条活路吧。
当然，功臣宿将“自我隐逸”以求全身免祸也不是每次都灵验的。碰上蛮不讲理的皇帝，他才不管你是隐是显，是宦是退，一样统统打入另册，照关照杀不误。例如明代大功臣刘伯温，为朱元璋制定了“先强后弱，先陈（友谅）后张（士诚）”的战略方针，辅佐朱元璋胜利平定江南，进而夺取天下，居功厥伟，名垂宇宙。
朱元璋登基君临六合后，刘伯温深知功高震主、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处处表现出低姿态，多次推辞才勉强接受了比较不起眼的“诚意伯”爵号。尔后又早早地致仕，归隐家乡浙江青田养老，看来他学的正是张良的高招。然而，朱元璋仍然没有放过他，最后还是派人暗中用毒药让他一命呜呼。从这一点看，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人品龌龊卑鄙、猥琐下流，连无赖皇帝刘邦都不如。明朝明朝，却没有一点儿光明的气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