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上旬，刚到上海筹办防止英军海上入侵的防务的江苏巡抚梁章钜，得到时任丹阳云阳书院山长的龚自珍信，同意即辞讲席，赶赴上海帮助他筹划防务，也助上海士民筹建纪念其亡父龚丽正的祠堂，所谓忠孝兼顾。岂料没过几天，梁章钜等来的，却是来自丹阳县署的噩耗，报告龚自珍已于八月十二（西历9月26日）“暴卒”。

那时龚自珍五十初度，不到十天前还在扬州魏源的别墅题辞作文，刚回丹阳便突然死亡，当然引起纷纷议论，猜测他的死因。晚清早有传说，以为它是被毒死的。谁下的毒？或说是他在北京曾与满洲宗室奕绘的侧室顾太清搞婚外恋，被奕绘家族派人谋杀；或说是他眷恋的一名妓女，因妒忌而找人下毒。尤其是前一说，事涉才貌出众的满清大贵族的宠姬，更被官民舆论炒得沸沸扬扬，并且从双方诗词中寻踪，给这个话题一个很浪漫的名目，唤作“丁香花”公案。于是诱发不少雅士文兴，包括孟森、苏雪林、钱穆等名流都作文考辨。如今从否定方面最详尽的考证，当数樊克政的《关于龚自珍已亥离京与辛丑暴卒的问题》一文（见氏著《龚自珍年谱考略》附录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不过否定不等于论证，龚自珍实龄仅四十九便英年早逝，真正死因仍属历史未解之谜（参看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页179—183）。

百年来近代史的论者，大抵同意梁启超的一个判断，即龚自珍堪称晚清启蒙思潮的先驱。还在清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四分之一世纪，年仅二十来岁的杭州青年龚自珍，便以《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系列政论文震撼学林。尽管满清入关后，所谓“维新”、“改革”的字样，就屡见于多尔衮、顺治帝的上谕，但真使帝国如不“自改革”将重蹈明亡覆辙的呼吁，在嘉庆、道光朝野产生广泛回响的，仍是自称相信王安石变法宗旨的龚自珍言论。龚自珍仕途蹭蹬，成进士已三十八岁。在内阁中书、宗人府和礼部主事等职位上混了八年，仍然只是六品京官。偏偏他有个叔父代理礼部尚书，照例向道光请示应否按大清官制规定要姪儿回避，得旨：“龚巩祚（龚自珍官名）著照例回避。” 于是他只好在跑官和辞官之间选择。他的选择是放弃“处级”待遇，以父亲年老需独子服侍的由头，打道回南。

这样，龚自珍才四十八岁就离休了。他随即隻身出京，引起前述躲避奕绘家族迫害之类猜测。其实是失业了，生活没着落，先要设法觅住处和找饭碗。他父亲在昆山有别业，但须修理。然而生活尚无保障，这可能是他修旧居之后，北上接眷，却不願再入京城的一个理由。

龚自珍在朝就支持黄爵滋、林则徐等的禁鸦片主张。恰在离职后，林则徐被道光帝任命为禁烟钦差大臣。龚自珍很兴奋，自告奋勇，願充幕友，随林前往广东。哪知遭到林的拒绝。由禁烟运动的事态发展，可知林钦差林总督，比这位故人更洞悉满清体制运作的奥秘。年号道光的满清六世皇帝，既贪婪又吝啬，既专断又多疑，既“内满”又“用汉”，特别是知道粤海关能给皇室内务府带来滚滚财源，唯恐汉臣染指皇室贵族的禁脔。由林则徐在广东向皇帝的奏折，不难看出他强调的禁烟或御夷的策略，处处表示维护皇帝的权威和利益。这恰是龚自珍不懂的。他的政论出以公心，却每策都只好说“行不得也哥哥”，因为较起真来，必定冒犯权贵乃至皇室的私利。

龚自珍并不傻，很快理解“横海拜将军”的老友窘境。“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见于《已亥杂诗》第八十七首的这两句诗，自来诠释者都在追寻《阴符经》和《孙子十家注》“蜡丸”的古典，却忘记清康熙朝征三藩时李光地用蜡丸向康熙密报耿精忠反清动向的近典。李光地是康熙帝信用的理学名臣。他取信于皇帝，并非由于学问，而是由于在三藩之变中卖友求荣，先是劝诱老友陈梦雷伪降耿精忠，继将陈梦雷由敌营递出情报的蜡丸，冒充已制递呈皇帝。结果三藩平，李光地因蜡丸之功窜升，陈梦雷却因附逆之罪流放。龚自珍似不知李光地深受康熙帝眷顾的实相，在对林则徐处境表示谅解的同时，竟以当代李光地自居。他真懂“近史”即前二百年的清史吗？

中国近代史的论者，或将龚自珍比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二者有没有可比性？要看清英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史，从时地人事的全方位考察，与朱熹同时代的那位《神曲》作者生活时期的西欧史，相似程度如何？以目前的研究程度来看，但丁没法与五百年后的龚自珍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