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生前即为“京都名士”，身后更是声誉日隆，无论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还是文学史，龚氏都是难以绕开的重要人物。因此自晚清民国以至当代，龚自珍研究始终为学界所重视，相关学术专著不胜枚举。目前龚氏研究要进行大跨度学术创新，已颇为困难：相关文献资料有限，发掘新史料几无可能。此外，研究成果积累甚多，诗文选本、人物传记以及学术专著多达百余种；学术论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70余年，每年皆有若干新作见于各类学术期刊，创新谈何容易？而且，毋容讳言，清代学术史研究在学术界早已边缘化，还有几人愿意钻研那些艰涩难懂的传统学术呢？
2015年，我受邀为河南大学出版社作《龚自珍集》选本，借机认真阅读了龚氏诗文，感觉他的每一首诗词皆如天籁之音，令人产生心灵共鸣。更重要的是，龚氏诗词之下多有小注，写作背景比较清晰，——绝大多数诗词有确切写作时间、地点与相关人物，真实记录其人生轨迹与日常情景。作为史学工作者，深感诗词是描画龚氏学术交游与生活世界的绝好素材，与当今史学界流行的日常生活史和感情史研究尤为贴近。以诗词证史早有前贤今人提倡并做出若干典范性作品，但发掘诗词当中的日常生活史料并未引起重视，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开拓，于是就有《龚自珍的学术交游与生活世界》的研究与写作。本书注重运用各种文献与诗词史料相互参证，在史学规范的指引下对日常生活中的龚氏形象做了较为细致的微观描述。相信读完本书，读者会看到一个鲜活生动、有情有欲、有血有肉、既清高超迈又不能忘情功名、有优点亦有缺点的龚自珍形象。
诗词作为史料与其他文献相印证，为理解史实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最典型的就是“丁香花公案”问题。
龚自珍1839年离京南下，1841年暴卒，有人认为龚氏与宗室奕绘侧福晋顾太清关系暧昧，因此被迫仓促南下，而暴卒于丹阳县署是为仇人所杀，即所谓“丁香花公案”。龚、顾恋爱之说最早形诸文字者为冒广生，其后李伯元、柴萼推波助澜，曾朴《孽海花》假托自珍长子龚橙侍妾之口，将龚、顾恋爱演绎得淋漓尽致，黄世中推断二人恋爱确有可能；而况周颐、启功、郭则沄、徐珂、孟森、苏雪林、赵伯陶、樊克政等学者力辩此为无稽之谈。直到2009年，苏全有发文认为，丁香花疑案“毋庸置疑”。
但事实上，从1836年至1838年，龚自珍与友人交游唱和的诗词中，多次表示归隐之意，充分说明自珍并非仓促离京，躲避仇人追杀纯属子虚乌有，可惜诸家论者对龚氏诗词并未关注，却费尽周折寻找旁证。1836年，徐宝善邀请朝士18人在京师花之寺宴集，自珍酒酣微醉，填词《凤凰台上忆吹箫》云：“白昼高眠，清琴慵理，闲官道力初成。任东华人笑，大隐狂名。”龚氏沉抑下僚，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因此产生辞官归隐念头。立秋后自珍与进士同年庆勋、吴葆晋、马沅、戴綗孙、步际桐、徐启山等人在积水潭秋禊，登上西北高楼纵饮，龚氏填词《百字令》云：“江郎老去，又追陪、彩笔多情俊侣。禁苑山光天尺五，西北高楼无数。”他慨叹自己江郎才尽，而洞庭湖风景宜人，最适合隐居。由此可见，自珍辞官归隐是长期抑郁不得志的结果，其处境、心态一目了然，1839年出都南下，绝非为了避仇仓皇而逃，与龚、顾关系无关。
但《己亥杂诗》第171首表明自珍当时与他人发生了激烈冲突：“猰貐猰貐厉牙齿，求覆我祖十世祀。我请于帝诅于鬼，亚驼巫阳莅鸡豕。”龚氏认为某些坏人就像吃人恶兽一样，要倾覆龚家十世祭祀，而他请求上帝、亚驼和巫阳大神对其降灾惩罚。第172首又云：“书梦亚驼告有憙，明年三月猰貐死。大神羹枭殄枭子，焚香敬告少昊氏。”此诗讲自珍梦见亚驼大神，助其将仇家灭绝。其实龚氏诗歌中屡次说有恩仇之事，如“恩仇恩仇日苦短”“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若敖不馁怙深恩”，但仇家为谁，恩仇具体指什么，已详不可考。由此可见，有人认为龚氏暴卒为仇家所杀，并非空穴来风，而自珍诗歌为学界揭示某些真相提供了线索，诗词补史之用显而易见。
龚自珍个性强烈，感情丰沛，“哀亦过人，乐亦过人”，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亦为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士人：他藐视功名富贵，又向往建功立业；他主张人性解放，公开写香艳诗，并坚决反对缠足；他喜欢游山赏花，精神洁癖使其批判欲望不可遏制。鲜明的个性使龚氏与嘉道时期万马齐喑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龚自珍这样一位交游广泛、情感丰富、思想激进的士大夫，解析其个性可以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多面信息，而诗词是窥视此一变迁的窗口。
比如，龚自珍幼读《科名录》，金榜题名、建功立业是其人生理想，但诗词中时常流露对功名富贵的藐视。1812年自珍21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之时，即高吟“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第二年进京应顺天乡试，落第后不禁感叹：“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1819年，龚氏进京会试，逗留期间到北海游玩，目睹皇帝赐给朝廷重臣的华美宅第，心中陡生功成名就的渴望：“荷叶粘天玉蝀桥，万重金碧影如潮。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萧？”想到自己若功成名就，就会得到皇帝赐宅，何必要过着吹箫弄玉的隐居生活呢？
龚自珍公然以诗词记述偶遇的“恋情”。1826年在京师湖畔，他遇见一位贵族少妇，彼此产生恋情，作《纪游》诗云：“并坐恋湖光，双行避藓迹。低睐有谁窥？小语略闻息。”自珍诗歌对士人鄙夷的艳情艳遇毫不回避。世俗香艳诗易流于绮靡悱恻，堆砌华丽辞藻，但自珍的情感由衷而发，香艳诗可与唐人李商隐无题诗媲美。民国学者朱杰勤赞美说：“奇气逼人，感情丰富，亦儿女，亦英雄，读其诗如见公孙大娘舞剑，仪态万端，振疲起弱。”
龚自珍主张个性解放。他认为大自然绚丽多姿，斑驳陆离，而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无论是性格叛逆的，还是循规蹈矩的，皆有自由发展、合理成长的权利：“华者成梅芝，戾者成棘刺，朴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钟彝，英者成珠玉，润者成云霞。”具体到女性美，自珍崇尚自然，坚决反对缠足，1827年作《婆罗门谣》一诗，对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的天足加以赞美：“娶妻幸得阴山种，玉颜大脚其仙乎？”《己亥杂诗》第117首则直接反对缠足：“姬姜古妆不如市，赵女轻盈蹑锐屣。侯王宗庙求元妃，徽音岂在纤厥趾。”自珍认为选择配偶要看重妇容妇德，而不是被缠足毁坏的小脚。
20岁时龚氏填词《如梦令》，认为纷繁芜杂的人间并非心仪的居所：“本是花宫么凤，降作人间情种。不愿住人间，分付药炉烟送。谁共，谁共？三十六天秋梦。”自珍心目中的世界是一尘不染的世外仙源，而自己则是仙界神鸟么凤下凡，化为情种谪居人间。他爱花成癖，赏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有一次他去京师红泥寺赏丁香花，细雨湿透了衣服，但他还是不忍离去：“弱冠寻芳数岁华，玲珑万玉嫭交加。难忘细雨红泥寺，湿透春裘倚此花。”正是这种精神洁癖，使自珍狂来说剑，激烈批判现实生活的种种丑恶。
总之，诗词是龚自珍书写人生、张扬个性与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是探寻其内心世界的宝贵史料，而这些内容在文集、年谱、笔记中仅见一鳞半爪，难成体系。以诗词证史是打开清代士人生活史研究的一把钥匙。
《龚自珍的学术交游与生活世界》，曹志敏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第一版，168.00元
原文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1月19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