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叔年轻时说，他的志愿是在战场上跟侵入中国的日军厮杀，结果，中国军队在滇西缅北跟日军作战，五叔都参加了。
为五叔，我勤读战史，访问退隐美国的军界前辈。第一次入缅战事失利，国军一部分退入云南，一部分退入印度，于是有了“中国驻印远征军”。日军不但占领缅甸，还攻入云南，在腾冲、龙陵、松山一带建立阵地，和国军隔着怒江对峙。那时打的是世界大战，缅甸属于印缅战区，云南属于中国战区，由印度的雷多到云南的昆明，有一条公路横贯缅甸北部，把两个战区连接起来，盟国以作战物资援助中国，这条公路是陆上唯一的补给线。缅甸沦陷，中国太痛苦、太痛苦了。
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开参谋会议，决定印缅战区和中国战区同时反攻，打通中印公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中国驻印远征军东进。一九四四年春，国军以第十一集团军为左翼渡怒江西进，五月，以第二十集团军为右翼继之。五叔率领的山炮营此时配属预备第二师（师长顾葆裕），在腾冲以北怒江西岸牵制敌人。五月，预二师编入第二十集团军序列，由五十四军指挥（军长方天），参加腾冲之役。十一月，编入第十一集团军序列，由第六军指挥（军长史宏烈）参加龙陵之役，并进入缅甸，在克复芒市、畹町时卓有战绩。
在滇西打仗好艰难。滇西多山，横断山系自西康南下，“峰峦错综，道路稀少”，两峰相望，由这个山头下来，攻上对面的山头，动辄几十华里。在如此险要的地方，国军翻山越岭攻下敌人的阵地。两山之间，必有大河，怒江一泻千里，流速每秒钟五公尺，对岸的高黎贡山由日军据守，国军在江岸排开千只木船，奋勇强渡，把近岸的敌军赶上高山。高黎贡山南北一百七十英里，路高一万英尺，山下气候炎热，山上冰雪交加，“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人迹罕到之处，鸟兽到，鸟兽罕到之处，战争到。国军把日军的阵地一一攻克，迫使日军退回腾冲。
腾冲高山环绕，城墙两丈多高，墙外有护城河，日军盘踞两年，精心修筑工事，知道自己胜不了，没打算逃，也没打算降。国军以六个师强攻，预二师在内，阵亡八千六百七十一人，伤一万多人，将腾冲收复。来凤山和飞凤山是城外最重要的据点，由预二师攻占，切断了城里城外的补给线，战史用字何等简练！写下一句“预二师作战极为艰苦”，骨山血海，如在目前。九月，城破，敌方守军两千六百人只剩下十个活口。
这年十月，预二师归还建制，由十一集团军第六军指挥。十一月，十一集团军攻克松山，此役经九次激战，最后挖坑道用三千公斤黄色炸药把敌人的主阵地夷平。日军的确战至最后一人，而且是一手一眼的人。据说战后数十年，每当阴云四合，山风怒号，附近的居民还听见遍山杀声。
十一月，国军收复龙陵、芒市、畹町，预二师在大黑山、牛角山、金瓜山作战，战史称为“苦战”。畹町之敌，向缅境退却，国军乘胜追击，预二师攻核心山、黑山门。由畹町指向芒友，预二师战于马鞍山。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西来的驻印远征军和东进南下的国军在芒友会师，第二天，中美在畹町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滇西缅北之战，前后两年，光耀史策，扬名世界。五叔从未夸耀过他的战绩，只对他的朋友说过一句话：“打日本，我算是过足瘾了。”
五叔打日本有瘾，今天需要解释一下。当年的日本不是今天的日本，一心“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蚕食鲸吞，一步比一步紧。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蓄意灭亡中国，五叔七岁。民国十七年，日本在山东制造“五三”惨案，残杀我同胞万人，“剐死”我外交部特派员蔡公时，五叔二十岁。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进占东北，五叔二十三岁。次年日本强袭上海，炮击南京，是为“一·二八”事变，五叔二十四岁。青年在这般连续的强烈的刺激下成长，又有谁能心平气和？
日本把中国青年逼成俾斯麦的信徒，“我有血，请给我铁”。各大城市里，青年不断罢课，游行，演说，请愿，要求政府对日作战。学生卧轨、绝食等待政府答复。政府阻止北方的学生南下请愿，火车司机都藏起来，交通大学的学生自己做驾驶。那时各大学教授联合发表宣言，主张立即抵御外侮，连国民党在学术界的重要骨干都签了名，不签名，那是自绝于同人，就算是为党工作吧，也得能够在原来的圈子里维持沟通。
谋国者的想法看法和年轻小伙子不同。中国太弱，日本太强，倘若现在对日宣战，三个月可以亡国，这句话里的“三个月”后来被人家改成“三日”，称为“三日亡华论”。中国需要练兵，需要生产建设，还需要“剿共”，“安内而后攘外”。那时的共产党和现在的共产党不同，那时他们听第三国际指挥，奉苏联为无产阶级的祖国，依照俄共的方法重组社会，另立价值标准，改变生活方式，他们在中国成立的政权也叫苏维埃。这就和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国民党极不相容。
可是中共主张抗日。红军人数虽少，有战斗力，很多人寄予厚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大家听得进。章太炎说：“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们情愿赤化。”中国历史上“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故事无数，有人相信中共能在抗战的旗帜下修成正果。中央政府所受的压力天天加重，到民国二十五年出现了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五叔二十五岁。这年年底冯玉祥在张家口策动抗日，通电激烈，众望所归，他的老部下吉鸿昌组军出战。冯氏部下有多员猛将，分前五虎、中五虎、后五虎，吉鸿昌是后五虎之一，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郑大章齐名。五叔投奔吉鸿昌帐下，吉部在察哈尔先战沽源，后攻多伦，颇有战果。但吉鸿昌的鸣声与中央的制谱不合，政略战略搅乱了，而且吉氏已秘密参加共产党，动机复杂。中央派大军包围吉部，将吉氏逮捕。
五叔，这二十五岁的青年想到，打日本不能凭血气之勇，个人要有战斗技术，部队要有训练装备，于是到南京去考中央军校，进了炮科第十一期。毕业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多次立功受奖，一九四二年调云南，升至山炮营长。
山炮是一种轻便的小炮，配合步兵山地使用。战史记载，缅甸之战，靠炮兵补空军之不足，炮弹的消耗超出其他战役。据战史，在滇西缅北的战场上，炮兵射击十分准确，弹落如“插秧掘土”，有时敌我对决，相距只有几十公尺，炮弹也不会落到自己人脚前。因此日军在步战时吃了大亏，在我军阵地前移动也非常困难。
五叔先后配属第五军，第六军，第二军，正面攻坚，迂回包抄，从来没有机会做防守军或预备队。抗战时期国军扩充，原有的部队番号之外，有暂编师，新编师，预备师，这些部队的编制和任务都和原有的“正规军”相同，五叔所属的“预备第二师”，孙立人指挥的“新编第三十八师”，都是如此，五叔从不夸耀战功，只是淡淡地说过一句：“打日本，我算是过足瘾了。”
由一九四三年冬天起，我就接不到五叔的信，他在云南作战，没工夫。远在天边的事，当地报纸篇幅小，我没注意新闻。
五月，滇西战争发生，报上应该有，可是这时我夹在淮上战争和中原会战的中间，夜间像游击队，白天像难民，阅报栏没人张贴报纸，自己也没心情。
然后西迁，一路上与世隔绝。十月到汉阴，才知道腾冲、龙陵激战，字里行间张望，不见五叔，只见硝烟。一九四五年一月，滇西之战结束，三月，缅北之战结束，五叔仍无消息，我写挂号信寄到云南呈贡羊洛堡问储开甲先生，他是五叔的朋友，没有回音。一九四五是抗战胜利年，也是我们心情最苦闷的一年，遇事容易往坏处设想，把朝曦看成晚霞，我担忧五叔也许真的裹在马革里了，经常失眠。
战役结束，军队番号和将军的姓名从报纸的要闻版隐没，新话题是抢修中印公路。第二次缅战是由中国驻印远征军“东征”开始，一路旗开得胜，修路的工程队紧跟在部队后面，工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工作，打通一段修一段，把弹痕累累、血迹未干的旧路翻修成新路。这条路有时穿过原始山林，有时跨越一道又一道河谷，有时洪水豪雨肆虐，把快要完工的路基完全破坏了。英国的丘吉尔认为这条全长一千八百二十五英里、越过十三座大山的公路不可能修成，可是在战役结束之时它也随即通车了。
这条路通称中印公路，又叫滇缅路。它以印度的雷多镇为起点，所以也叫雷多公路。可是通车之日，国民政府蒋主席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史迪威公路！史迪威是美国马歇尔元帅的爱将，美国罗斯福总统培植他，推荐他做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这人个性固执，态度傲慢，和中国政府不能合作。他指挥第一次入缅之战，把中国军队当印第安人，在战局逆转时脱离军队逃往印度，弃大军如敝屣。这个人对中印公路并无尺寸之功！五叔如果健在，不知对这个名字作何感想！
史迪威头脑不清楚，可是美国政府支持他，中国看在美援份上，只有隐忍迁就。史迪威不懂政治艺术，不知察看火候、拿捏分寸，有一天弊大于利，中国只好请他走路。这就得罪了罗斯福和马歇尔。最后把中印公路叫做史迪威公路，是东方式的统驭术，“先打一巴掌，再朝嘴里塞一颗甜枣”。美国不懂个中奥妙，罗斯福、马歇尔并未由此改变对国民政府的成见。五叔有知，他作何感想！
可是五叔健在！五叔都知道！八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我首先想到五叔，他老人家忽然来了信。他老人家活到一九八四年才在云南省南华县去世，那些年，想不通猜不透消化不了的事情更多了。据说，他老人家的绝笔遗墨是“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正是吉鸿昌被国府处死前留下的句子。
我想过，他老人家能来台湾有多好！现在知道得多了，想得也多了，台湾清查人的历史问题，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和吉鸿昌的那一段如何能交代清楚？岂不后患无穷？唉，五叔这人，由于一心一意打日本，到头来竟是中国之大没有容身之地了！
我和五叔，以后还有千言万语，其中多是酸甜苦辣，并无悲欢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