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来养成了熬夜的习惯，2010年3月9日早晨7点15分，我和往常大多数日子一样，还在睡梦之中，手机铃声的响起使我猛然惊醒。
迷迷糊糊中，睡眼惺忪的我接通了手机，那头传来了老同学晓毅教授抑制着悲痛的声音：朴民，你星期天去过济南吧，见了丁老师吧？我回答：去过了，星期天下午到医院探望了丁老师，他精神挺好的……。晓毅打断我的回话：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丁老师昨天傍晚去世了。是在做肺部穿刺活检时发生意外，大出血，抢救无效而逝的。
听到这个噩耗，我的心就像被撕碎了似的，我怅然若失，潸然泪下，痛楚、惊愕、悲怆、绝望，各种复杂的情感混糅在一起，压得自己几乎喘不过气来。原来，人生能有这样的意外，前天下午刚见过面的老师，昨天竟和我们阴阳永隔！生命可是如此的脆弱，一个莫可名状的小小例行性病理检查，居然使原本谈笑风生、蔼然可亲的长者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溘然长逝！
冥冥之中，难道真的有一双无形的巨手在操控着我们的一切？近年来，我内心深处滋长了越来越强烈的怀旧与恋旧情绪。这种刻骨铭心的依恋，这种无处不在的焦灼，经常让我下意识产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于是，我比以前更加珍惜那份亲情、友情，找回本色的自我，舍得放下手头的工作，留时间给自己的长辈、自己的朋友。正因为如此，我会自费远涉重洋，飞往英伦三岛，就是为了探望已届耄耋之年的姑妈；会不在乎通讯费用的贵贱，时不时地打长途电话给自己的师长，就是为了单纯地致以问候报个平安。我这么做的动机非常简单，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尽可能使自己的生命中少留一点遗憾。
这次3月7日的济南之行，同样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的选择。
1988年在山东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北上京都谋生，迄今已有二十二年，期间，我回济南已不计其数，但绝大多数都是行色匆匆，不遑宁居。很少专门回母校探望自己的师长。但这一次却不同，我是为了专程看望师母和丁老师而动身去济南的。这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她看我近段时间来老是回忆我在山大的学习与生活经历，老是念叨对师母郑老师和丁老师的思念，就建议我趁近日里相对有时间，赶紧去一趟。
说走就走，我就买了火车票，于3月6日傍晚到了济南。行前，我曾和同学、《文史哲》杂志主编W教授联系过，已得悉丁老师住院治疗的消息。所以，对这次行程预作了规划安排：6日晚与齐鲁书社的朋友、李兴斌编审会合，共进晚餐，当夜就宿于书社附近的出版大酒店。7日上午，我拜望师母郑宜秀老师；中午，由W教授安排并作东，在山东大学校内的学人大厦餐厅聚会。午餐后，我去医院探望丁老师。傍晚从济南动身返回北京。
虽说来去匆匆，但行程安排得很紧凑，颇具效率。我也将这安排向在清华大学执教的晓毅兄作了通报。他当时听说丁老师住院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他前几天才和丁老师通过电话，虽知丁老师身体近况不是太好，但却未闻丁老师有住院的考虑，晓毅让我见丁老师时代他问候致意。在电话里，晓毅还提及，他计划明年在山大搞次活动，庆贺丁老师八十寿诞，同时出一本祝寿文集，他嘱我届时要参加，我说，这是当然的。
到济南后，我的活动按预先的规划循序顺利进行。7日中午聚会后，W教授安排他的一名博士生驾车带我和同学、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长李平生教授前往山大第二附属医院探望丁老师。
怕打扰丁老师午后正常休息，我们是下午三点进入病区见丁老师的。当时丁老师正在输液，见我们到了，他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和我们聊天叙话。因为他之前已收到晓毅打到医院的电话，告诉了他我要到医院探望他的消息。所以，见了我尽管很高兴，但并不显得十分激动。在我看来，他虽较几年前略为苍老，但基本样子并无大的变化。精神状态很好，气色不错，情绪乐观，谈笑风生，幽默自然。
在简单询问了病情之后，我们之间的话题就很自然地转到了对以往的回忆。我特别提到他质朴宽厚的人格力量对我的感召与影响。其中一个细节我始终铭感于心。有一年，他到北京出席国际儒联大会，下榻于北京站对面的全国妇联交流中心。我听说他来到北京，就打电话给他，表示当晚想到他下榻处拜访他。他表示欢迎。
当晚我就过去了。我发现其他会议代表都不在宾馆，只有丁老师一人在房间等候我前去。我就向丁老师打听：怎么宾馆里如此安静？丁老师淡淡一笑，解释说：今晚会议上组织全体代表到宾馆隔壁的长安大戏院观看京剧演出，我要等你来访，所以一人留在了宾馆。我听后感到十分不安，我知道丁老师最大的文化爱好就是听京戏，是我的造访，使他错失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于是我忙不迭地说：丁老师，您怎么不在电话里说明这个情况呢？我可以改日来呀！丁老师笑着讲：我知道你很忙，专门抽个时间不容易。你既然可以大老远跑来看我，我难道就不能牺牲一次看京戏的机会。
我回忆完这个细节后，靠坐在病床上的丁老师禁不住露出慈祥的笑容。他接过我的话茬说：时间都过去了这么久，你还记得这样的小事，你真是有心人。这次我住院，最大的感悟就是两条：一是身体最重要，一是亲情友情最重要。我说，老师，您说得对，我不在乎自己在学业上的成就大小，只在乎自己做人是否合格。我能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努力以您为我自己的楷模。我知道，这方面我比起老师您，可差得远了。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接着，我又谈到晓毅师兄明年拟为丁老师祝寿的计划。丁老师讲：我不让晓毅操办这事，没必要嘛。我说，丁老师，这是学生们的一点心意，您就别阻拦了，让晓毅去安排，届时师兄弟们也正好聚会一次，没有这个机会，大家可很难聚在一起。至于我自己，一定要专程回济南参加。丁老师说：那到时候我在山大欢迎你。
我和平生兄在丁老师病房大约待了近一个小时，怕过多交谈太消耗他的精力与体力，在下午4时左右，我们恋恋不舍向丁老师告辞道别。丁老师让他陪床的二公子代他送我们到电梯口。在迈出病房门的时候，我再一次回头向病房内望去，只见丁老师也正在注视着我，见我回头，他微笑着向我点头示意，我心里一阵感动，遂大步离去。殊不知，这竟然是我和丁老师最后一次的目光交流，它像烙印一样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直到永远永远……
说起来，我和丁老师也真是有缘。
当年，我从杭州大学报考山大王仲荦先生的博士生，是丁老师作为导师组成员出面回答我的咨询事宜。当我考博初试通过后，是丁老师来信询问我毕业后是否有留山大任教的思想准备，当时我为了跻身于博士生行列，很干脆给了肯定的答复，但最终未能信守承诺，跑到北京混了。丁老师手持我的“服辩”，却丝毫不曾为难我，这种大度宽容，令我折服，也让我始终怀有一份愧怍。若非有缘，岂能容我出尔反尔？
到山大参加博士生入学复试，具体主持者也是丁老师，当时我的表现并不佳，尤其是将“如何在思想史研究中贯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一题答砸了，丁老师判卷，高抬贵手，放我过关，否则我今天还不知在哪儿混呢？若非有缘，安得使我化险为夷？
在山大就读博士期间，我和晓毅、化民三人的副导师为葛懋春、丁冠之教授。当时葛老师任历史系主任，特别忙碌，所以平时我们更多地让丁老师费心，丁老师对我们也是谆谆善诱，多方提携，我的一篇较重头的论文《“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就是在读期间承蒙他关爱，在他任主编的《文史哲》杂志上发表的，它成了我后来进入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筹码。若非有缘，哪能让我这样的平庸之辈进入学术界圈内混够年头？
当然，最不可思议的是，就如鬼使神差似的，我会临时起意，专程跑一趟济南，能在他意外去世之前和他见上一面。若不是我妻子的催促、我自己的渴望，而拖延几天后再去济南，那就什么都晚了，那就会后悔莫及。若非有缘，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如同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一般？
但倘若时光可以倒流，可以不出那种诡异荒诞的意外，可以避免这类刻骨铭心的悲恸。我宁愿不要这份善缘！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魂兮归来！
敬爱的丁老师，请您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