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血洒黄花岗的淮上三英烈

1911年4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七十二名烈士埋骨黄花岗，其中有三名是安徽籍，即怀远县人宋玉琳、程良和寿县人石德宽。三位英烈为推翻清王朝专制腐败的黑暗统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展现了江淮儿女对国家、民族的赤胆忠心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名和事迹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

黄花岗起义的背景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日本兵力强盛，装备精良，而且蓄谋已久，而腐败的清王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

孙中山目睹国家的内忧外患，忧心如焚，深感只有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才能拯救民族。为此，他决定离开黑暗苦难的中国，远渡重洋到美国华侨中宣传革命，并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获得通过，第一次提出了推翻满清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

兴中会积极筹划武装起义。1895年重阳节（10月26日）黎明，在各路人马均已整装待发的关键时刻，兴中会成员朱淇正在起草《讨清檄文》时被具有公职身份、正在广州西关清平局供职的哥哥朱湘发觉，朱湘害怕事败后受到牵连，遂用朱淇的名义向官府告了密。兴中会精心策划的这次广州起义胎死腹中。

从20世纪初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5年8月，兴中会与华兴会等合并成立为中国同盟会后，孙中山连续在广东和西南地区策划了1906年12月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和1908年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了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

1910年2月12日（宣统二年正月初三）同盟会在广州依靠新军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再次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11月13日，孙中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秘密的“庇能会议”，认真总结了历次失败的教训，决定集中力量、精心筹划，认真准备，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黄花岗起义的经过

同盟会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组成“先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清王朝的京城。

同盟会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1911年1月中国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

统筹部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月8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黄兴为总司令，赵声为副。“先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中国同盟会会员温生才暗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不得不推迟起义日期。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但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范，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举事。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先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仓皇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手指，仍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

喻培伦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被俘遇害。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被敌逮捕。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失败。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加快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再次敲响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的丧钟。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得悉起义失败，认为此役义军的勇敢英烈，为世界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称这次起义虽然失败，“然其影响世界各国实非常之大，而我海内外之同胞，无不以此而大生奋感”。1912年5月15日，孙中山发表《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说“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1914年又说“第一次革命，虽由武昌起义，而实广东三月廿九之役为之先”。在《建国方略》中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1921年12月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又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他还为黄花岗纪功坊题写“浩气长存”四字。1924年5月2日又发表《祭黄花岗烈士文》，应邀出席岭南大学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学习烈士的志气，“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

这次广州起义极大地振奋了广大群众的斗志，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起义队伍中有满腔热血的留学青年、有愿为革命献出一切的爱国华侨、有多次参加起义的新军军人、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新闻记者等，他们毅然决然地参加起义，百折不挠，视死如归，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谱写出一曲悲壮的史诗。

七十二烈士归葬黄花岗

起义失败后，牺牲烈士的遗体横尸在广州城内的大街小巷。广州清朝官吏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为了“示众”，他们把烈士头颅割下来挂在城门上。直到第五天，督署才在市民的强烈要求下通知请善堂收拾遗骸。

中国同盟会会员潘达微不顾当局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于5月3日组织了一百多人寻找散落并已腐烂的七十二位烈士的遗体，南海、番禺知县准备将烈士葬在东门外埋葬犯人的臭岗，潘达微知道这个消息后坚决反对，找到善堂董事说：“义士为国捐躯，葬于臭岗，心何能安？”他上下求索、四处奔走，善堂被他的义举所感动，愿把一片环境较好的红花岗献出作为烈士墓地。

潘达微用较好的棺木殓葬七十二具遗骸。他喜爱菊花，特别喜欢苏东坡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咏菊名句，黄花即菊花，象征节烈，于是把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广州起义也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所埋的烈士遗体72具，直到民国11年（1922年）春才完全核实查清姓名，并在黄花岗上勒石记名。

七十二烈士的姓名、籍贯：

广东40名：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照、徐褶成、徐应安、李炳辉、李晚、李文楷、李文甫、李雁南、陈春、陈潮、陈文褒、罗仲霍、罗坤、庞雄、周华、游寿、江继复、郭继枚、劳培、杜凤书、余东雄、马侣、黄鹤鸣、饶辅廷、张学铨、周增、林修明。

福建20名：方声洞冯超骧、罗乃琳、卓秋元、黄忠炳、王灿登、胡应升、林觉民、林西惠、林尹民、林文、林时爽、刘六符、刘元栋、魏金龙、陈可钧、陈更新、陈与燊、陈清畴、陈发炎。

广西6名：韦树模、韦荣初、韦统淮、韦统铃、李德山、林盛初。

安徽3名：程良、宋玉琳、石德宽；

四川3名：秦炳、喻培伦、饶国梁。

血洒黄花岗的三位淮上英烈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来自广东、福建、广西、安徽、四川5个省份，安徽省3名，他们是怀远县的宋玉琳、程良和寿县的石德宽。

宋玉琳，1880生，字建侯，安徽省怀远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同盟会会员。宋玉琳幼年与弟复生由继母刘氏抚养成人。宋玉琳自幼聪慧，文思敏捷，擅长诗文。15岁时，宋玉琳奉父命赴凤阳府应童子试，中案首。

宋玉琳目睹清廷政治腐败，国弱民贫，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十分愤慨。不久与怀远县孙斐轩等爱国知识分子结识，思想更趋激进。父亲去世后宋氏家道中落，陷入窘困。宋玉琳为遂其推翻清廷之志，于是毅然离家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后在家书中说：“富贵利禄岂能动，生死绝不变初衷。”充分表现了他誓死献身革命志向。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宋玉琳就学于安庆巡警学堂，暗中参与革命活动。7月6日，光复会首领、巡警学堂堂长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众起义，失败被捕，宋玉琳与20多名巡警学生亦同时被捕关押。当局杀害徐锡麟时，曾将宋玉琳、朱蕴山等押赴刑场陪斩，宋玉琳毫不畏惧，表现出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翌年11月9日，熊成基在安庆领导新军马炮营起义，宋玉琳参与起义的策划工作。

宣统元年（1909年），宋玉琳离开安庆前往南京联络同志。1910年秋，再至安庆，为隐蔽身份，复考入高等巡警学校。由于两次起义未成，省会官吏防范严密，一时难有作为。当时广州为孙中山领导革命活动的策源地，于是宋玉琳决心奔赴广州，投奔革命。

宣统三年春（1911年2月），宋玉琳率领江淮革命志士至广州，谋划起义。行前，积极参加反清活动的六安人朱蕴山邀韩衍专门为之送行，并赠诗一首云：“慷慨数恩仇，苍茫万里舟。此行各努力，相约白门秋。”

宋玉琳初入广州，与饶辅廷共筹管军粮。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宋玉琳率众加入黄兴所部，举行“三·二九”广州起义，从小东营出发攻打督署，转战华宁里，冲锋陷阵，英勇顽强，终因势孤弹尽被捕。刑讯时，宋玉琳慷慨陈词：“安庆之役，吾应死而不死，将有以报吾死友，今日者可以死矣。”声色凛然不可犯，问官及观审者无不动容。英勇就义时，年仅31岁。烈士忠骨安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墓。

程良，字元亮，又名学梁。他的父亲程万彭，瓦工。家里育有四个儿子，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程父一人做工维持。

程万彭虽然家境贫寒，但为人处世非常侠义，经常为人排忧解难，扶孤救弱，打抱不平，深得乡里亲邻的好评和信赖。

程家有一位亲戚李绍武，是当时的清廷提督，原是左宗棠、郭宝昌的部将，因英勇善战屡立奇功而闻名。李绍武老年常为膝下无子苦闷。作为好友的程万彭理解李绍武的苦衷，于是决定将二子程良过继给李家，以传李氏香火。李绍武感激万分，将程良视如己出。程良从社会底层到官宦之家，不仅生活优裕，而且见闻不少在穷困之家见闻不到的事物，开阔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铸造了胸怀报国的大志。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李绍武去世，程良遭到李氏宗族的歧视和排挤，年轻气盛的程良愤然离开李家，复改姓程。

程良少时喜欢阅读文史，博览群书。耳濡目染，受他父亲的影响，养成了忠厚朴实、仗义耿直、嫉恶如仇、敢作敢为、不怕牺牲的性格，很有乃父之风。

1902年，19岁的程良肄业于安庆陆军学校。1905年，经倪映典、郑赞臣（丞）的介绍，程良加入同盟会，并到驻守在南京的赵声新军三十三标当兵。由于表现突出，不久被赵声提升为正目。赵声经常带领士兵在明陵操练，并且演讲革命道理。听了赵声慷慨激昂、充满正气的革命演讲，程良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后来孙毓筠谋刺端方失败被捕，因事情牵涉到赵声，赵声离开南京转战到广州。深受赵声革命思想启发的程良也来到广州，继续在赵声部下任职。

1908年，在安徽省城安庆，熊成基、范传甲等共同策划了安庆新军炮马营起义。时在安庆的程良毅然决然地加入起义队伍，不久起义被清王朝镇压下去。起义队伍牺牲惨重，领导人之一的范传甲也被残忍杀害。

次年，程良来到南京，遇见同乡宋玉琳。两位志同道合的同乡革命者当即决定，再到广州。宋玉琳在广州马鞍街设立机关部，程良则伪装哑人往返辗转于香港、广州之间，专门递送机要文件。

1910年11月，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广州起义计划，会后由黄兴、赵声在香港组成统筹部并分任正、副部长。各地同盟会员纷纷潜入广州，准备起义。并从香港选派骨干八百人组成敢死队进入广州。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这天下午，枪声骤起，起义爆发。程良与宋玉琳约定共同从小东营出发，攻打两广总督署。宋玉琳部署莫云飞、继鹏等，沿着陵华宁里北面的屋壁，枪击清军。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中，程良勇往直前，闯入重围，顽强拼杀。清兵高声呼喊着追击程良。程良负伤，满身是血，仍然坚持战斗。由于寡不敌众，宋玉琳便急呼程良先行退去。然而程良坚决说道：“与君同来，不能忍去”。最终弹尽被俘。

清廷都督李准对程良严刑逼供，问其起义之事，程良都缄默不语。因此被称“哑党人”。当局下令处死程良。程良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年仅28岁！

石德宽，1885年生，安徽寿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字经武、景吾，1902年入安徽陆军学校肄业。1903年，19岁的石德宽来到安徽省城安庆，结识了陈独秀、潘赞化等人，并成至交。不久，他考入安庆陆军武备学堂。1905年秋，安徽为训练新军骨干，征招知识分子。石德宽约好友范传甲、毕镜波一起加入了新军驻安庆常备军，他们在新军中努力宣传革命思想，组织一批有志之士，准备开展武装反清斗争。当时，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已有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石德宽加入了这一组织，并被推选为岳王会皖北分部纠察员。

1905年石德宽和范传甲、毕镜波一起加入了新军驻安庆常备军，在新军中努力宣传革命思想，组织一批有志之士，准备武装反清斗争。1906年石德宽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东渡日本留学，初入同文书院，后又考入西京农机学校。1908年11月，石德宽从日本回国，与熊成基、范传甲等一起发动马炮营起义，但起义却不幸失败。1909年石德宽与熊成基赴哈尔滨，暗杀载洵未成，熊成基被捕殉难，石德宽逃至日本。1910年入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1911年3月石德宽由日本回国，参与谋划广州起义。石德宽受黄兴委任，组织暗杀队，奔波于香港、广州之间。

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石德宽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展开激战。石德宽奋勇当先，向敌人投掷炸弹，清军管带金振邦毙命。黄兴、石德宽等人从大堂退出时适遇满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派新兵营蜂拥而至，他们与清兵展开激战。石德宽与数倍于己的清军短兵相接，身受剧创，仍全力奋战，不幸身中数弹牺牲，年仅26岁。遗体安葬于黄花岗，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安徽人民没有忘记为推翻清朝封建专职统治而壮烈牺牲的江淮英杰。特别是安庆，虽然宋玉琳、程良、石德宽三人都不是安庆人，都不是牺牲、安葬在安庆，但是，由于他们三人都曾分别就读安庆巡警学堂、安庆陆军学校、安庆武备练军学堂，都在安庆从事过推翻清除黑暗统治的革命活动，参加了熊成基在安庆领导的新军马炮营起义。当局杀害徐锡麟时，宋玉琳被绑赴刑场陪斩。有鉴于此，安庆市不忘先烈，命名了玉琳路、程良路、德宽路，并勒石镌刻三位英烈的英雄事迹，让人们永远铭记。安庆是一座有情有义、尊崇中华民族仁人志士、铭刻历史英雄豪杰的城市。我曾多次到安庆参加陈独秀学术研讨会。每次去都要抽空到玉琳路、程良路、德宽路走走，缅怀先烈在安庆读书的身影、从事革命活动的事迹和在黄花岗壮烈牺牲的精神，从而对先烈更加崇敬，同时也对这座承载着人间沧桑、不忘历史的城市更加感佩。

宋玉琳、程良的家乡安徽省怀远县人民为有这样的英雄豪杰而感到骄傲和自豪。2002年，怀远县人民政府出资10万元在雄踞淮河岸边的荆山南麓青松翠柏之中建造了一座“双烈祠”，永志纪念在荆山淮河边出生长大并从这里走出去为国捐躯的英雄儿女。在烈士牺牲108周年前夕的己亥年清明节，笔者专程到怀远县登上荆山，瞻仰双烈祠，凭吊二英烈。双烈祠建在一堵悬崖之上，门前只有不足2米的空间，无法拍摄一张正面的整体照片，只能拍下祠门和匾额。匾额“双烈祠”三字为民国元老于右任老先生所题，祠内正中是宋玉琳、程良的照片和生平业绩，两侧的对联是：“黄花岗上英名永铸，白乳泉边浩气长存”，充分表达了家乡人民对英烈的崇敬、缅怀和永志不忘之情。

三位英烈是安徽革命怒潮催生“淮上健者”的杰出代表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来自5个省份，大多数来自南方的广东、福建、广西、四川4省，相对而言，来自北方的烈士只有安徽一个省，而且安徽的3名英烈都出自沿淮的怀远县（宋玉琳、程良）和寿县（石德宽。）。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当时安徽风起云涌的反清浪潮高涨促使“淮上健者”投身广州起义的必然的联系。

熟悉清末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朝末年，腐朽衰败，社会黑暗，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把魔爪伸向中国，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陈独秀等青年知识分子忧心如焚，热血沸腾，为挽救中华民族而奔走呼号。1903年8月9日，陈独秀在《哭汪希颜》一诗中写道：“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敢于牺牲的无限赤诚、也激励国人特别是青年誓将热血和生命贡献给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殷切期望。

1903年，安徽枞阳人李光炯和卢仲农在长沙创办了安徽旅湘公学，聘请革命党人黄兴、赵声、张继等人任教。“旅湘公学”因主张武装起义，被清王朝以“结党谋逆”的罪名迫使“旅湘公学”难以在长沙开办，只好于1904年底迁来安徽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办学主旨是传播革命思想，培植革命力量，李光炯诚聘了陈独秀，黄兴、赵声、陶成章、苏曼殊、柏文蔚、江彤候、刘师培等著名的革命志士和专家学者到学校任教，一时各地英才云集，安徽公学成为培养富有革命精神的优秀人才集聚革命力量的基地。

皖北沿淮地区民风强悍，英雄辈出，清朝末年，政治黑暗，官府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里的一些青年学生接受革命思想，寻求革命之道。安徽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陈独秀研究专家沈寂先生说：“柏文蔚和陈仲甫等领导省内革命的人，都十分重视这部分力量，认为安徽的革命大业，必须由团结、组织‘淮上健儿’着手，乃于1905年暑期相约访游皖北。”(《陈独秀传论》第48页)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夏，陈独秀与柏文蔚等人结伴到皖北一带寻访、联络“淮上健者”。陈独秀与柏文蔚等人的这次皖北之行，目的旨在寻访、联络“淮上健者”，为集聚革命力量，壮大革命队伍，以实现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使命。柏文蔚在《五十年大事记》中说：“旋约陈独秀、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诸君作皖北之游，遍访江湖侠为之士。于是有石敬五(竞武)、宋健侯诸人，皆为吾人之健将焉。”“(皖北)诸同志多热心奔走，创办学校，开通民智，灌输革命思潮，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会党兄弟，绿林豪杰，群相附翼。因陈独秀、王静山、方健飞、宋少侠等先至怀远、蚌埠，经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正阳关到寿州，即住文蔚家中。独秀与孙毓筠(少侯)在寿初次见面谈革命，从此与淮上诸同志深相契合，革命思潮遍于乡里。”(《柏烈武先生革命谈话》)

根据柏文蔚的记述，陈独秀等人这次皖北访游，怀远是此行的首站，寿县是此行的重点，而且此行见到了怀远的宋玉琳（健侯、建侯）和寿县的石德宽（敬五、竞武）。柏文蔚还高度评价说，此行接触的“石敬五(竞武)、宋健侯诸人，皆为吾人之健将焉。”此时的程良，由倪映典、郑赞丞介绍入同盟会后即到南京投奔统领新军三十二标的赵声，并任赵部正目。后因孙毓筠被捕，程良随赵声去了广州，不在怀远。陈独秀等人这次皖北之行在怀远没有见到程良，所以，柏文蔚谈到此行时也没有谈及程良。

黄花岗起义后，安徽的反清活动更加活跃。陈独秀等人的皖北之行，使许多“淮上健者”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伟大斗争。1908年，安徽连续出现多起震惊朝野的事件，先是安徽籍革命者吴樾炮轰清廷五大臣事件，使朝廷深感龙椅不稳；接着是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让皖省官衙惊恐不安。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四日夜，寿县人张汇滔、王庆云、袁家声等人组织淮上军，武装起义，光复寿州，收编清军3200余人。攻克两淮数十县，给清廷以沉重打击，加速了满清封建帝制的灭亡。辛亥革命期间，张汇滔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1911年12月2日，身为淮上军总司令的张汇滔指挥淮上军在蚌埠小南山阻截仓皇北窜的江南提督张勋，史称“蚌埠小南山战役”，淮上军88名将士壮烈捐躯。这场战役为彻底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纪念牺牲的淮上军战士，孙中山签发命令，在小南山建造一座纪念碑，但不久遭军阀毁坏。2001年10月，经蚌埠市政协提案建议，淮上军纪念碑得以重修。现在，张汇滔将军的半身塑像、淮上军纪念碑和孙中山为张汇滔亲笔题写的“国魂不死”石刻屹立在小南山上，吸引不少海内外同胞前来瞻仰。

总之，1905年暑期陈独秀等人的皖北之行，历时一个月左右，结识、联络、促进许多“淮上健者”投身推翻封建帝制的洪流，正如沈寂先生所说：“柏、陈这次的访游皖北，使全省的革命力量有了中心，省内的革命思潮很快地发展起来了。”(《陈独秀传论》第49页)这些“淮上健者”为推翻封建专制的辛亥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宋玉琳、程良、石德宽就是这个英雄群体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是沿淮人民的骄傲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