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真正名副其实的只有三位：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三人中间，楚庄王是“蛮夷”的头子，出身本来就有“问题”。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楚庄王统率“南夷”北进中原，问鼎之轻重，害得中国命系一线，危在旦夕，自然是大伙儿的“公敌”。所以，他际会风云，一鸣惊人，爬上霸主的宝座，对那些诸夏本位论者来说，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纯粹是屈辱的标志，只是迫于形势，大家才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腻腻歪歪、言不由衷地承受下来。由此可见，楚庄王尽管神气活现，踌躇满志，但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他根本算不得是五霸中的正宗角色，典型的“紫色蝇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汉书·王莽传》）。

晋文公当然不同，他是咱华夏自己圈子里的人，他要出人头地，大伙儿不会有心理上的障碍。事实上，晋文公也的确够争气，上台没多久，便施展拳脚，几个回合下来，便让那曾经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楚国好汉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使诸多中原诸侯终于熬到了扬眉吐气、重新露脸的时候。就霸业之盛、声誉之大而论，晋文公无疑属于春秋历史上的顶尖人物。可惜的是，他做事过于张狂，不大计较轻重，口口声声尊重周天子，其实视天子如玩偶，呼来唤去，肆无忌惮。这如何不教人对他的行为持几分保留。加上他机心太重，韬略太多，用兵讲求诡诈，谋事注重算计，更给人留下老奸巨滑的印象。无怪乎孔子对他要不无微辞了，“晋文公谲而不正”（《论语·宪问》）。既然是“谲而不正”，那么晋文公在五霸中的地位，自然也得打上几个折扣。

宋襄、秦穆不够资格，晋文、楚庄又不无瑕疵，那么“五霸”之中，也就只余下那位齐桓公了。于是，人们便把齐桓公抬出来充当“五霸”的典范，孔夫子称道他“正而不谲”；孟子的态度同样鲜明，说是“五霸桓公为盛”。他们这么说，可不是兴之所至的信口开河，而是当时社会舆论的客观反映。齐桓公身后受到人们的普遍怀念乃是不争的事实，他生前的许多做法也曾为后人所效法模仿。公元前641年，鲁、蔡、陈、楚、郑、齐多国诸侯风尘仆仆、鞍马劳顿赶到齐国搞会盟，中心的议题便是所谓“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左传·僖公十九年》），这等于是举办了一场为齐桓公歌功颂德的专题国际论坛。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召集十三国在申地（今河南南阳北）开大会，在礼仪方式的选择上，楚灵王也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向齐桓公看齐，“吾用齐桓”（《左传·昭公四年》），透露出他企图步齐桓之后尘，号令诸侯的勃勃雄心。这些史实说明，齐桓公才是春秋五霸中真正意义上的霸主，他身上所体现的才是纯粹至高、正大光明的领袖风度，孔子说他“正而不谲”，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齐桓公的“正”，说白了也简单寻常，就是他的处事，从根本上合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节制，凡事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用最佳的方式实现了自己既定的战略目标。这种境界，看上去平凡，其实最高明，非功力深厚者所不能至也！用今天的话说，齐桓公的厉害是他的太极推手功夫，核心不过是两个字——稳重。稳重，再稳重，如果细加体味，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才是政治上的大智慧，战略上的大手笔。

齐桓公的成功，取决于他的稳重。由于稳重，他才善于权衡利弊，及时变招，一旦遇上问题或挫折，知道从中认真汲取教训，尽快刹车，条条道路通罗马，此路不顺换他路，而不至于一条黑道走到底，直至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历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计划和方法有问题，但或因碍于面子，或因赌口意气，或因心存侥幸，总是在那里死顶硬撑，结果事情是越来越糟糕，直弄到山穷水尽，无法挽回。然而，齐桓公与他们不同，他懂得该撒手时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他刚登基时，也一样是雄心勃勃，血气方刚，老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早早确立起齐国的霸权，汲汲于“欲诛大国之无道者”。管仲谏阻他，告诉他时机并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管子·中匡》）。可他全然当作耳边风，一意孤行按着自己的性情去做，满心以为中原霸主的宝座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他的热情之火，很快便让长勺之战那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他引以为自豪的强大齐军，居然让曹刿率领的鲁国兵马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真是败得无话可说，败得窝囊透顶。不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惨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得齐桓公发热的头脑得以冷静下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得以平复下来。既然凭借单纯的战争手段连鲁国这样军力很一般的国家都摆不平，那么想靠它去对付比鲁国强大十倍的楚国，比鲁军能打仗的戎狄，还不纯粹是自讨没趣吗！看来是不能单纯依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称霸目标，而应该更多地运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谋、伐交、伐兵三管齐下，才是正道。齐桓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改急取冒进为稳重待机，变单凭武力为文武并举。而正是这种稳重的做法，才保证了他日后少走弯路，一步步走向自己事业的巅峰。

齐桓公的稳重，也表现在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手作必要的妥协，进两步退一步，见好便收，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自己的战略诉求。战略是否成功，不在于战略利益的内涵有多大，战略目标的设定有多高，而关键要看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脱离实际条件，脱离具体许可，那么，最好的战略方案也等于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所以，善于妥协本身就是战略运筹中一门高明的艺术，是寻求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无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

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656年举行的召陵之盟，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虽说有限但却实在的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当时，楚国兵锋咄咄北上，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在这种情况下，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保护不了中原中小诸侯，任凭“南夷”四处横行，你齐国岂能称为“霸主”。然而，如果心血来潮，孤注一掷，真的同楚国真刀真枪干上一仗，弄得两败俱伤，恐怕也不是正确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出面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兵临楚国边境，给楚国施加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迫使对手作出一定的让步。如此，既压制了楚国嚣张的气焰，安定了中原动荡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战争的深渊，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这叫做“全胜不斗，大兵不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略运用上的“善之善之者也”。

于是，齐桓公与楚国方面便在召陵（今河南偃陵）地区联袂上演了一出妥协大戏，楚国承认了不向周天子进“贡苞茅”的过错，表示愿意承担服从“王室”的义务，算是多少作了让步，给了齐桓公所需要的脸面；而齐桓公也达到了警告楚国、阻遏其北进迅猛势头的有限战略目的，于是也就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种战略上不走极端，巧妙妥协的做法，可能会让习惯于唱“攘夷”高调的人觉得不够过瘾，可它恰恰是当时齐桓公唯一可行的正确抉择。

齐桓公的稳重，更表现为他善于把握时机，算账算得十分精明，从不做赔本的买卖，总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换回最可观的利益，不费多少功夫而赢得充分的好处，不损多少成本而博取漂亮的名声。成本要低，回报要大，这是从事政治、军事斗争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衡量评估任何战略决策高下得失的主要指标。“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绝不是聪明人所干的事情，在战略运用上，与其焦头烂额，不如曲突徙薪。战略利益是要争取，但要争得巧妙，争得自然，争得冠冕堂皇。否则便是犯傻，便是笨拙，落下话柄，留有后遗。

齐桓公的高明，就是求稳、求全，善于借力，走间接路线，做到名利双收。他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几件大事，如迁邢、存卫、救助周室等等，都是投入甚少而收益甚大的合算买卖。譬如，他迁邢、存卫，并不是在邢国与卫国一遭到戎狄的攻击，便立刻出兵援救，而是当局势明朗之后才展开行动，所以当齐兵姗姗来迟，抵达邢、卫时，邢、卫早已被戎狄所攻破，这样齐军就不必去同戎狄军队作正面交锋了，而只需要做点场面上的文章：收容一下邢、卫两国的难民，然后再予以安置抚恤便成了。如此一来，齐军并不遭到损失，但却赢得了抗击戎狄，拯救危难的美誉，齐桓公本人也几乎成了人们的大救星，歌颂之声此起彼落，高大形象耸入云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左传·闵公二年》），普天下感恩戴德，全社会讴歌颂扬，这时的齐桓公岂止是“霸主”，简直是“圣人”了！这不能不教人佩服他的老谋深算，收放自如。春秋其他几位霸主同他一比，还不是小巫见大巫，统统黯然失色！

正因为齐桓公处事稳重，深合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所以，尽管他在霸业上的成就似乎不及晋文公、楚庄王，然而在后世所得到的褒扬则远远胜过其他霸主，人们一提起他，总是想到他曾“一匡天下”，好像离了他，春秋这段历史就成了漆黑一团，全是子弑父、臣弑君的一笔烂帐。幸亏有了这位“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的人物，才给人以三分宽慰，三分希望。一个人物能以这个姿态存活在历史上，应该说他没有在世上白混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