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央民族大学首席教授、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
作为“儒家文化区”的东亚，传统文化对这个地域的政治发生何种作用？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政治特质，既被经济形态决定，又被文化形态决定。通常讨论多的是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多年来东亚经济进退涨跌，戏剧性地影响着“亚洲价值”的荣辱浮沉。然而，同样是“亚洲价值”，制造与维护着一个怎样的政治模式？文化与政体的关系如何？直面这个问题，将使我们对东亚传统有一个建筑在合理基础上的新认识。
日本战前尊奉“儒教”与国学，这些学说加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制造出“超国家主义”、“全体主义”的专制帝国。这是战前日本思想界谨慎回避的话题，直至战时更若寒蝉噤声。战败后，学者们终于得到一个难得的自由言说的空间。在丸山真男的首创带动下，一股“日本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风潮席地而起。这是一个史学思潮。就其本质而言，更可以说是重新认识儒学、国学及一切“国粹”的反思思潮。参与其中的包括松本三之介等一批比较年轻，堪称“丸山弟子”的学者。阐明现代专制政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他们的研究方向。
松本三之介写有《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序说》。本书内容最初发表于《国家学会杂志》。当时题目是《近世日本国学的政治课题及其展开——关于幕末国学的考察》。认识松本三之介的学术思想，或可深入了解上述史潮的观点理路，并获如下启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阐扬无可非议，问题是须对其中非合理的“前现代”因素有所警戒。这方面，日本教训深重。由此松本等人研究传统及获得的结论，值得中国学界留意。
1、对朱子学的新理解
日本江户时代堪称理学时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牢固占领思想领地。开展日本精神史研究无法绕开历史上着实存在过的硕大理学世界，更何况它至今还在发挥影响。任何一个学术思想都非孤立的存在，而与周围思想环境密切联系。尽管各学术派别的代表常会否定这种联系，甚而对相关派别不惜诋毁。然而“联系”的存在终究无法否定。再则，开展比较是进行思想研究的重要方法，既然国学与理学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将它们做并列比较也就很有必要。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松本前往“理学世界”做一番巡游，化不少笔墨，阐述对理学的理解。
如果说孔子思想特质是“政治哲学”，那么宋明以降，则受佛教影响，阐述政治原理同时，开始注目心灵世界，精神内容由此改观。松本说，为理解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当先窥探朱子学的人生奥里。朱子在论证人生观时，突出人性与宇宙的连贯一体。宇宙具万物本原即“理”。由“理”，生“气”。理与气合，以成世界。理乃“绝对”，气则回流不停，遂生万物群像。此与日本江户时代理学家林罗山语义相同：天地未开，只是一个“理”，理为“太极”，一切由理而生，生于太极。
人既有作为理的善的一面，又有附着于形的，以气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恶的一面。人本有善良心性，只因物欲蒙蔽，而向小人的方向发展。惟须依伦理要求，对气质作不断改造，将蒙蔽善良之心的物欲逐渐去掉，恢复本心，成为君子。
松本在他的另一本书《天皇制国家与政治思想》中曾提出“公的世界”与“私的世界”的命题。“公的世界”，为强调群体利益的“社会世界”。“私的世界”，为关注一己私利的“个人世界”。松本多年思考：“公私未分”的前现代社会，“私的世界”被压抑与泯灭。时至现代，当将“私的世界”与“公的世界”分离，予人以独立价值与个体理念。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是“自然自立的个人世界”的建立。缺乏“私的世界”的社会，不配为现代社会。天皇制国家强调“灭私奉公”。“公的社会”建立在“灭私”，即消灭“个人”利益与“个人“自觉的价值体系之上。“私的世界“被淡化与否定，徒有其名而成子虚乌有。
现代性民主社会的建立，切须现代“私的世界”的竣工。战后日本能否建立起这样的“私的世界”？松本思想的深处存在疑虑。总体说，战后日本人确实得到解放，日本发生巨大变化，从此进入民主社会。然而面对社会“公”的激变，日本人“私”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同时“解放”，发生变化呢？抑或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在松本看来，日本人经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已经建构出一个“否定私”的内心世界。日本人思想真正获得解放，尚需做出很大的努力。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段时间，积极吸取西学，世界价值进入心扉。然而时过19 世纪80 年代，国粹主义盛行，走上“超国家主义”、“绝对主义”、“全体主义”道路。如果说“超国家主义”，表达日本专制主义政治结构的特点，那么“绝对主义”与“全体主义”则强制个人对“全体”（“国家”）的“绝对”尊崇、“全体”对个人的“绝对”支配。
日本人何以被“教化”出集体的“无私世界”？回答是整个德川时代，朱熹理学思想笼罩日本。“灭人欲存天理”的教条成为束缚思想的紧箍咒。日本人个性遭受严苛压抑，而成失去个体灵魂的躯壳。松本研究国学与政治联系的同时，对理学思想作深刻剖析，对“无私”世界作实质揭示，将促使日本人从自我限制的思想牢笼中挣脱，为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及早实现人的现代化。
2、国学与儒学的比较
国学是江户时代的学派。其主要学术特点在于观摩古典，提倡古道，探究阐发民族精神。18 世纪有契冲、下河边长流等人倡言此学，力主更新理念，发掘《万叶集》等古典的特殊价值，从中领会日本精神的固有内涵。荷田春满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学术思想，并糅入神道思想。贺茂真渊则说明古代精神乃日本之道，比儒学更加优越，主张恢复日本古代精神。本居宣长著有《古事记传》，集复古思想之大成。平田笃胤继承宣长古道观，强化了神道与国粹色彩。明治维新时期，国学鼓吹尊王攘夷，成为维新的精神引导。
松本三之介对幕末国学作了评价：国学发展到幕末，原有注重民间生活的思想进一步充实，而具“实用、实事、实德、实学”的特色。学术界有“草莽的国学”的称呼。国学倡“家职勤勉论”，劝导人民用勤敬的心情从事耕作、负担租税、整齐家事与维持村落生活，显示倾心民间道德教育的思想趋向。
松本感到国学思想中有着明晰的政治论。在宣长那里政治就是“事君”，换言之是“臣的服从”。宣长说：为君者，重要的事是祭神，大臣的责任则在于服务天皇，“奉天皇之大命”，各司其职。宣长论列他的“服务政治论”，强调对“支配”概念理解的重要：“支配”由两个要素组成：“命令与服从”。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讨论支配者的意志，而在于强调被支配者必须以支配者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这样天皇的“大御心”就是“被支配者”的绝对行为原理。不可将天皇的 “大御心”说成是“命令”，“命令”由上而下，毕竟是客观理念，接受命令难免有被动心态，因此应将原本是“命令”的天皇的“大御心”，视为从天皇那里领悟到的“心”，以天皇之心为本人之心。
松本将国学与理学作对比说：理学在论说“士”的精神构造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宣长突出的不是这些，是以绝对服从为基干的“被治者”（被支配者）的心情构造。理学与国学的区别、国学的特殊“实践意义”在这里被明白突现出来。本居宣长塑造的是“天皇观的政治理念”。天皇有绝对的权威，政权担当非天皇莫属。一切胜利与光荣属于天皇。一切失败与缺陷与天皇无关，也与“为政者”无关。失败与“缺陷”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被支配者那里出了问题。宣长还论证神道与理学的区别。理学强调教诲，神道不轻言“教”，而重视“事实”，主张以事说理。笃胤将“事实”说成“意识表现下的显在化”，“事实才是真实的道”。宣长与笃胤思想一致，都主张以神道为依据的“无规范性格”，把理学贬斥为远离“事实”的“空言”。宣长认为理学的空言作风其实也在违背孔子的教诲：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总之神道是在说明一种“非规范的规范性、非政治的政治性”。它的出现与儒家思想比较，更具有政治实践意义，与日本的政治国情更加贴近。
在对日本政治所起的作用方面，儒学与国学仿佛各自有着不同的位置与分工。就象前文说的那样，理学特别关心人的内心世界，要人从内心深处产生变化，驱逐于“公”（国家与天皇）不利的私心杂念。在治心与治人两个方面，理学看重治“心”，可谓目光深远。心即意志，既然把人的意志牢牢控制，即可将整个社会控制在手中。
然而在日本国学者看来，仅仅依靠理学思想还无法使日本长治久安。国学大家本居宣长在议论到国学研究对象时说，国学研究领域具体可以分为“道学、有职学、史学、歌学”。其中他特别重视“道学”。然而他又坚决反对将“道”理解为中国的“儒佛之道”。他说“道”是一种特别的“古意”，为日本所独具。它不来自儒经与佛典，而出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这样两部日本最有名的历史典籍。他要求人们在读这两部书的时候特别留意神代史部分的叙述与思想。其中传播“天皇是神”的皇国史观，反映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中心意义，说明神道就是“天照大御神的道，天皇总揽天下的道”。
中国皇帝与日本天皇处境不同。中国汤武革命以降，皇帝无道，可以通过“革命”将其驱逐下台，然后皇运隆替，新朝开启。日本不然，天皇“万世一系”，推崇天皇是日本必须遵守的政治准则。这样日本不仅要有理学来管理人民的思想，还要有一个学问来确立天皇无可侵犯的至尊地位，认定天皇神圣转世的天道神统，编制天皇至高无上的秩序法则。这些理学做不到，理学的本质是“心灵学”，其思想范围的狭隘与政治功能的局限，促成国学的诞生与兴隆。“国学”这一名称的出现，不仅为了区别于“汉学”与“中华学”，从内涵意义理解还因为它是“国体学”与“国家政治学”。
确实，日本近世以来最大的学术为理学与国学，两学并存，为日本封建统治的稳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松本三之介双管齐下，对理学与国学做并列研究，揭示日本封建政治的理论基础。
3、与丸山学术的联系
松本三之介的《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序说》共分三章：第一章、国学政治思想理解的前提。第二章、国学政治思想的性质与课题。第三章、幕末国学思想。作者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要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特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应该承认，无论古代与近现代，一国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展开都与该国政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也不例外，因此要对日本历史特质有所了解，就要对日本政治思想特质有所了解。而在松本看来，要了解日本政治思想的特质，必须追根求源地对日本政治思想形成的特殊前提与原因作认真研究。自然，这样的原因与前提可以从日本的社会中去寻找，然而也可以从相关的日本传统思想境界中去寻找，松本所做的工作是跋涉日本国学的精神原野，探寻本国政治思想的意识源头，换言之，由观察日本国学的思想特质性，管窥日本广义政治思想史的特殊存在。松本的国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
松本从事国学研究之前，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国学研究的成果。这包括：明治30 年的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与《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如果说以上的研究仅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大正5—10年）则指示研究的新动向：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给松本留下深刻印象。
松本的研究与丸山真男有着密切的关系。松本在《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序言中说：自己开始从事国学研究的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论文在丸山真男的指导下写作，时间是1948年及以后的2 年。他对丸山真男教授表示感谢，如没有先生的指导启发，论文难以完成，许多难点疑处无以解明。
松本研究与丸山真男所做的工作有着许多内在联系，都注重运用“以思想证思想”的方法，通过对日本儒学、神道、国学等思想史的研究，做文化勘察的工作，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的精神脉络。丸山真男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松本三之介则有《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相近的书题，说明相近的研究志趣与问题意识。
丸山真男的国学、理学比较论与松本三之介发生共鸣。丸山说：国学自称是“古学”，因此否定自己“来源于儒学的古学派”。国学家总是与“儒家的古学派”划清界限，总是开展对儒学思想的批判，以期自身地位的提高。松本著作也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20世纪中叶之后，东亚各国都在重新思考与确认现代化的思路，丸山学术的价值就在于为这样的“思考”与“确认”，提供建设性意见。松本三之介则通过国学政治思想研究，窥探日本“前现代”学术中的“现代”萌芽。研究松本与丸山的学术关系，可见战后日本确有一个重要的学术团体结集成阵，他们运用思想史学的武器，揭发明治以来专制主义的传统根源，勤作学术“考古”的工作，证明日本“走向现代”的历史可能。
从松本对国学的研究使我们想到与国学有关的日本国粹学说在现代的命运。国学热潮过后，日本在19 世纪末又出现国粹思潮。国粹学者考量的最大问题，乃是如何认识本国文化，导引国人尊敬民族传统，激发爱国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国粹学具有相近的存在价值，同为民族主义在文化观上的折射。
然而，凡一个后进民族（笔者给予密切关心的是东亚诸民族）走向现代化，必须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双重关怀。现代化思想无非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合理配伍。从文化视角看问题，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过量”，很可能狭隘“自恋”，拒绝开放学习，反之将国际主义作不恰当的理解，又常使一个民族盲目虚无，全盘欧化。日本的国学、国粹思潮曾是克服“全盘欧化”的一帖良药。不料发展至后，竟与世界理念对立相违，导致日本产生狭隘民族主义，而狭隘民族主义勃兴又必然导致“超国家主义”与“绝对主义”等专制思潮泛滥及对外扩张欲念的膨胀。这一切都值得人们去深思回味。时代在进步着，许多历史课题，既促使过往的知识分子做出必要的回应，也同样困扰当代的人们，以致成为丸山真南、松本三之介们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