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当他离开我们五周年时，正是牛年，是他的本命年。本想写些什么，但终于没能完成。

我们姐弟仨都很怕父亲，到他年纪大了，我们成家了，依然如此。在家里，妈妈到哪个房间，我们就都跟着到哪个房间，那个房间便传出欢声笑语。过一会儿，父亲也踱过来，我们便又讪讪地，边保持着笑容，边隔一会儿一个，溜了出去。有时父亲也会对此表现出不解：“我是老虎？我吃你都了？”这时，母亲便会解围，笑着调侃道：“你可比老虎厉害，你都把孩们吓怕了。”

一

我从小随母亲在老家襄垣，到十岁那年（一九七五年）的深秋，才随母亲调到父亲工作的城市晋城。襄垣和晋城，都属晋东南地区，相隔不过三百里地，但我到晋城以前，记忆里很少有父亲的影子，只记得有一年过年，父亲背了一袋白面回家。他在五阳火车站下车，途中搭了一辆顺路的马车到家的，不然，他就要背着到家了；那儿离家有好几里地呢。那时，家里只有来了亲戚，大人才会单独给客人擀碗面吃。给客人吃，总不能可钉可铆，都会多做一点；馀这点儿，就分给我们孩子们“赶嘴”（襄垣话，吃上点好吃的）了。也许正因为这是袋白面，所以印象格外深？幼年的记忆里，惟一的一次跟他单独相处，就是他带我到南风沟他干娘家。走啊走，走了一上午，才到她家；吃了午饭，又走了一下午，才回来。途中经过一座木桥，很高很窄，桥面有许多洞，看着桥下的昏黄的水，头晕脚软，生怕要掉下去。

其实，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文革”爆发的那年。不久，那时还叫四新矿的古矿发生了武斗，西大楼被炸，父亲跑回老家，看了我半年。

到晋城后，朝夕相处，但却并没有让我对父亲有亲近感，相反，总是很怕他。

那时的孩子挨打，实在是家常便饭。我比较怂，不大惹事，挨打相对少一些。我记得他只打过我两次。一次是我小学四五年级时，跟妈在院子里摘菜，妈因为什么事教训我，我就跟她撺牙撩嘴——我们襄垣话，你这么说，我那么对，让妈没话说，但又不是公然的顶嘴，有点没理搅三分的意思。正在为自己得意时，我就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我知道父亲从屋里出来了。当时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明知道父亲出来了，按理说，我应该闭嘴才对，可仍然跟母亲辩了几句，结果，父亲蹬了我屁股一脚，骂了我一句，出门去了。这实在算不得挨打。

另一次，是读初三了吧，我们的教室已经从平房搬上了楼。每天晚自习下课后，都跟同学在教学楼里疯玩一会儿。一天晚上，跟黑邦他们拖着大扫帚打闹，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楼下打到楼上。大概玩得实在太大发了，忘了时间。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就一起来学校找我。我一看，就知道结果不妙。果然，回到家，被父亲用揣火棍——那时虽住了楼房，但只通了自来水，没有煤气暖气，各家还是仍旧用煤火作饭；把煤泥放进炉糛后，用这根尺把长的短棍摁瓷实——狠狠揍了一顿。这次虽然应该算是挨打了，但我对这顿揍究竟有多疼，已全然没有了印象；只是记得我们楼下的邻居、也是我们老乡，上来敲门劝父亲——如果揍得不狠，不致惊动邻居吧。

还有一次，是本该挨打却没有被打。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吧。那时的小男孩，在课余总会给家干点啥。父亲用风筒布给我做了个工具包，扁扁的长方形，有一根带了，可以背。我经常背着它，跟姐姐或同学去捡废铜烂铁，但主要是捡煤块焦炭之类，所以他还用粗铁丝给我做了一个像手那样大小的小杷子。这年的秋天，大概期中考试结束了，我没有跟同学出去捡东西，而是被数学陆老师叫到她家，帮她登录同学的考试成绩。这一弄，就弄得挺晚。父母回来了，院子里有我隔着院门扔进来的那个工具包，这说明我没去捡。到晚饭时间了，人还是久等未归，他们有点急了，到处找，到老乡家、同学家，找一溜够，没有。越找越急。那时孩子放学，父母是双职工的，经常会到妈妈单位。我家到母亲单位的路上，有个小水池；他们就担心我在去找母亲的路上，失足掉入池子里了；这个池子的边上，有农村的一个打麦场，堆着麦秸垛，他们又疑心我跟小伙伴玩，被埋在麦垛里了。于是，跑上去找，也没有。没辙了，父亲到了矿上的广播站，广播找人。几家老乡听说丢了孩子，当然也都很急，来我家宽慰，又帮着到处打听。这通乱，我全然不知。等我跟几个同学登完了成绩，施施然回到家，看着这么多人，才知道出事儿了。这虽然不算犯了多大的错，但不告家里一声，这么晚才回来，弄出这么大动静，挨顿揍实在不算过分；这顿揍不仅难免，而且会很重。父母见我回来，就问我到哪儿了；我据实回答，大概还用了个“兴师动众”之类的词，逗得大家大笑。大家都离开了，我想该挨揍了；但，父亲没有揍我，好像也没太骂我。

这样的经历，总不应该是我怕他的原因。但是，我就是怕。

我们刚搬到晋城，没有房子，暂住他们单位下料队在东大楼的会议室，有三大间吧。冬天生着火。一次我下午放学回来，妈妈还没到家；父亲正在睡觉，他是上夜班。我一进了这间会议室，他就睁开眼，跟我对了一个眼神，就又合眼睡去。我则站在火炉边，左右微微挪动，尽量用烟筒挡着我的脸，以免再跟他对视。边微挪边惶恐地想，我用烟筒挡住了自己的脸，看不见他了，但能不能同时也挡住他的脸，让他也看不到我呢？

后来，第二年开春吧，我们从会议室搬进了“下面公房”的一套平房里。所谓一套平房，是一进院门，有一长条状的院子，往里走，依次是厨房、一间小卧房、一间大卧房。不久，我们在小厨房的外面，又自己加盖了一间简易房子当厨房，原来的厨房就当成了姐姐的卧室。

一年秋天，妈妈生病住院，由父亲直接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放学后，常常总是先偷着跑到医院看看妈妈，然后再回家。所谓偷着，就是不告诉父亲。为什么不敢告父亲呢？也许是因为先回家告诉父亲，他就不会准许我们再出来去医院？不知道，反正不先回家，也不告诉他。

我上初中后，大概是一九八〇年吧，搬进了楼房，当时这是我们矿上最时兴最好的房子。每户都有三间房子，有阳台。我们住在最高层，第四层，窗明几净，真是太好了，虽然依旧是用煤火作饭，冬天也没有暖气——若干年后，才又凿眼儿，通上了煤气管和暖气管。

又是妈妈生病住院，正逢期末考试。那天考的是数学。我放学进家，父亲正在给我们作午饭。这时，他边下面条，边问我：

“你前晌考的什么？”

我嚅嚅地说：“考的数学。”

“考得怎么样？

“不知道啊！”

“怎么不知道？”

“分还没有判出来。”

“考的什么题啊？”

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嗯了半天，两只手分别反复捏着、搓着两边的裤缝，低着头，终于低声地说：“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你考试了没有？”

“考了。”这时已经带着哭音了。

“考了？考了就不可能不知道啊。”

我头低得更低，嗓子有点涩，轻轻地慢慢地咽了点唾沫，好像怕他发现一样。这时，又飘来父亲不高但却听起来很严厉的声音：“你动脑筋了吗？”见我不答，停了片刻，又用发出询问的声调：“嗯？”

我不得不接话：“动了。”

“动了？动了还能忘了题？我考过的题，都忘不了。只要动了脑筋，就不会忘。”

我一边害着怕，一边心里暗暗嫌自己记性差，同时又有些佩服父亲——人家怎么就能记得住呢。在胡思乱想中，听到父亲骂了句襄垣人的口头禅，然后说：“心里就没个红劲，只知道欢。我说你，瞧你低个头，好像自己知道错了。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有本老账，就是不管你说啥，我还是不学，看你能怎么样。”

听到这儿，我才鼓起勇气，略略抬了抬头，委曲地看了一眼父亲，又赶快低下头来。

这时，他已将面条盛在了碗里。“去吃吧！”

我听了，不敢马上去接碗，又抬了下头，又低下。“还不去吃？让我喂你？”

听到这儿，才知训话结束，我可以去吃了。于是接过碗，出来去吃饭。

也许真的像父亲批评我的，心里确是没有红劲。一出来，仿佛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狼吞虎咽，吸溜着吃起面来，真是香。

吃完了，父亲已经给妈妈用保温饭盒装好了饭，让我去医院去送饭。这活儿，我当然很爱干。

在学习上，最怕的事，就是父亲检查作业，或者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虽然这样的事并不多。同时，我也最羡慕邻居孩子。孬和个叽偶然会来我家问父亲题，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和颜悦色，一遍遍地讲，直到人家听懂，面露笑容而去。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像他俩一样，主动问过父亲题；都是父亲“问我”，比如考试之后。在我看来，父亲给我讲题，都不是为了给我讲题，而是借讲题之名、行难为我之实。每次，都是问我为什么错了，或是为什么不会做；我当然永远是低头沉默，作认罪状。

“你上课听讲了吗？”

“听了。”

“听了为什么不会？”

我低着头，不敢说话。

“嗯？”

我还低着头，不敢吭气。

于是开始讲。但是，在讲的过程中，难免又会问我学过的公式、定理之类。一旦答不上来，又是“你上课听讲了吗？”“听讲了？听讲了，怎么不会？”我有时会说，“我忘了。”

“忘了？忘了吃饭了没有？”

我头低得更低，嘴唇好像动了动，当然不会有声，也不敢有声。

“忘了吃饭了没有”，简直就是我头顶的魔咒，是我少年时代的一句梦魇。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给我讲题，基本是前五十九分钟在训人，只有最后一分钟才是讲题。开始讲题了，意味着训诫基本结束了；这就像老婆训我女儿，“跟你爸一样”是整场批评的结束哨。

我在家里干的家务，在买洗衣机以前，主要是两件。一件是每周日跟姐姐去“水房”——公用水笼头处洗衣服——其实是她负责洗衣服，我负责洗鞋；是全家人的。另一件是洗碗，一般我洗中午的碗，姐姐洗晚饭的碗；早晨，时间紧张，我们吃完就匆匆上学了，这顿碗由母亲洗。我读初中时，家里买了单缸洗衣机，我一般只帮着用清水投洗一下被单、被罩之类的大件；是不是仍旧负责洗鞋，忘了。

洗碗是我比较喜欢干的活，直到今天。但我干活像母亲，毛手毛脚，经常不知为什么，总是手一滑，碗打了。打碎了，倒也好办，干脆偷偷扔了了事。就怕打个豁，扔了，自己也舍不得；不扔，那就等着挨骂吧。经常是，父亲发现碗少了，就问；这时，母亲会出来打马虎眼儿，说碗是干什么用了，或者她打了。所以，那时我就想，等我成了家，当了家长，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看谁能管着我。边想，边将脖子一梗，作一副得意状。不料，成了家，我仍负责洗碗。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仍然是常常不慎打碗；每次打了碗，仍然是诚惶诚恐，下意识地抬头四处望望，就像小时候做下错事一样。这时，总会传来老婆“关切”的询问声“又打碗了……”

二

在我们家，父亲是绝对的家长。我们姐弟都很怕他。只有家长才会有这种威严。每顿饭，第一碗都要由我们双手毕恭毕敬端给他，并说：“爸，吃饭。”只有家长才会有这样的待遇。他在家可以什么活都不干，这也是只有家长才有的权力吧。那时，我也曾偶然想像一下自己当了家长的情形，哼、哼、哼……那是多么得意的事啊。可等自己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才知道，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家里的事儿，妈妈基本不让他管。母亲总是一大早起来，做早饭的同时，就把中午的烩菜炒好。这样，中午谁先回来，谁就和面擀面条。所以，我那时也能擀得一手的好面条，既薄又匀，还不会粘在一起。父亲不会骑车。不会骑车的人，就不会推车，因此到粮店打粮，始终都是母亲带我们一起去。

母亲只会炒烩菜——把种种菜混到一起炖，但父亲会炒单炒菜，过油肉尤为拿手。每逢过节，家里就会吃米饭，请父亲炒单炒菜。这时，父亲便会像大厨一样走进厨房。但每次炒完，他不会顺手把菜从厨房端出来，而是自己独自出来，洗手，然后回到大屋，点着根儿烟。这时，我们忙着将菜端到饭桌上，再进屋请他，他再上桌，就主位落下，开吃。

每年只有一天例外，这就是大年初一。早早地，他和母亲就起床，准备供奉祖宗和家神等的供品。整个的操作，都是他主导，母亲给他打下手。烧香供上，他们俩磕了头，他又忙着做早饭，襄垣叫“金丝钓葫芦”，就是挂面和饺子分别煮熟后，盛在酸汤里，外加点菠菜之类。决定味道的关键是酸汤。这种酸汤的勾兑，父亲极为擅长。等这些都做得差不多了，才会叫我们起床，磕头后，放炮、吃饭。这一顿饭，他几乎是全权负责的。

父母在做家务上，也有明显不同。母亲做事快，麻利，但不细；父亲基本不做家务，但有些非他做不可的事，比如家里什么地方或什么东西坏了，要他出马来修，那真是有钻研精神，像对待艺术品，精益求精。但是，他一干活，我们都有种紧张感。正因为他干活精益求精，所以，干起来就很慢。这时，如果正赶上饭做好了，喊他先放下手里的活儿来吃饭，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喊第一次时，我们还理直气壮，语气里充满着对父亲的关心——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这时，父亲百分之百会头也不抬地，语气也很和缓地答应道：“嗯。你们先吃。”可是，大家都不太敢吃。

每顿饭，母亲大多是最后一个吃，因为下面条，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时吃。一般都是第一锅，除母亲外，大家一人一碗；随之，母亲下第二锅，大家又一人一碗，母亲才会跟着吃。父亲总是吃第一锅的第一碗。所以，他这时候不吃，我们哪敢吃。况且，他正在为家里干活；他既是家长，又正在干着活，我们就更不敢落下他，自己去吃。这时候，如果谁再去喊父亲，他一般都会眉头微皱，说：“你都先吃meng。”语气明显带着不耐烦。这时，就需要母亲出马了。她过去，说：“你先放一放。吃了，收拾了，你再慢慢干。”父亲听到母亲的话，才会略再干几下，不情愿地过来吃饭。

父亲不在了，有时跟母亲聊起父亲的家长作风，我还开玩笑说，这都是她一手策划，并身体力行加以维护的结果。这时，我妈会说：“人家就是家长嘛。还能没有规矩！”所以，母亲来我家小住，有时女儿跟我开玩笑，喊我名字，我妈极不痛快，马上软硬兼施，予以制止：“不能叫名字。他的名字也是你叫的。我们孩儿乖，可不能这样。”我开玩笑说，“起名字不就是让叫的嘛”。母亲立刻沉下脸，低声训斥道：“养活你这么大，养活了个傻子。还念书呢，都念狗肚子里了。”我这才赶紧假装板起脸，冲女儿说：“以后不许叫啊。”逗得女儿哈哈大笑，母亲也跟着边笑边说：“傻货。”

父亲的脾气很倔，用母亲的话说，是倔巴头，很ge-liao，即不随和。但他是老派的家长，这种不宜人、不随和，并不是对谁都这样。

一年春节，大家都想到外面吃饭。跟母亲商量定，可怎么跟父亲说呢？父亲不愿让我们乱花钱，一定不会同意。不知我们姐弟仨，是谁跟父亲去说的；父亲一听，冷冷地说“你们去吧”，然后转身，躺床上了。那时我们都已经各自成家了，是“大人”了，所以父亲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母亲有经验，马上安排儿媳妇去跟父亲去说。果然，弟妹进屋，说“爸，咱们全家出去吃饭吧”；父亲答应一声，起身出来，随我们去了。

现在想来，父亲的家长，实际是名义上的。我们都怕他，不敢跟他顶嘴，什么事也不敢跟他商量；我们都是跟妈妈商量。母亲是不是跟他请示过、汇报过、协调过、争取过，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是跟妈说通了，事儿就算定了。其实，家里的事，他基本什么都不管。用母亲的话说，是“甩手掌柜”。他惟一的任务，就是上班。发工资后，除留一点点零用，其馀悉数上交母亲。家里的吃穿用等等一切，都由母亲统筹决定。就连父亲的生活，也是由母亲安排的。比如，父亲退休后，每当该洗澡时（那时家里还没有安装淋浴设备），母亲就把父亲要换的衣服放在一个塑料袋中，告诉他：“这是洗澡换的衣服。”父亲看都不看，拎着到矿职工澡堂洗澡去了。所以多年后，我常跟母亲开玩笑：“我爸是名义上的家长，你才是实际的家长。”这时，母亲都会纠正说：“哎（三声，表示否定）。人家才是家长。”

三

自己年纪大了一点，才有了点“反抗”的意识。读大学时，我曾给父亲写过一封信，批评他不干家务，希望他能稍稍干些家务，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听母亲说，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讪讪地跟母亲说：“儿子不认我了！”母亲一听，当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详细问了一下，才知道原委。母亲一边笑，一边劝导他。这以后，他基本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帮母亲拖地。

不过，父亲的不做家务，母亲也不坚持让他做家务，实在也跟他的工作过于劳累有关。

他在古矿下料队工作，主要是将采煤队所需要的枕木等运往井下。总是上小班，每个月倒一次班，早班、三点和晚班。早班，是早上五点起床上班，到下午两三点到家；三点班，是下午两点多上班，晚上十一二点到家；晚班则是晚上七八点上班，第二天凌晨到家。连续工作这么久，中间不能进食；有“班中餐”，即中间停下来吃点东西，那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下料队属“二线”，虽然比“一线”的采煤队挣钱少一些，但在安全上，却有着实质性的差别——虽然是国营大中型煤矿，但那时的安全，实在太不安全。总是隔三差五就有冒顶、进水、跑车等种种事故发生。父亲也出过事故。一次，好像是井下的一扇风门突然拍回来，把他夹住了。安全帽帮了忙，万幸没有大碍，休了几天，上班了。每当父亲不能按时回家时，母亲就派我们到队里去打听，看是不是有事故发生。那份提心吊胆……

母亲调到晋城时，也曾想在矿上安排工作，但阴错阳差，最终还是到了县上工作——那时孩子的工作，主要靠接班。如果在矿上，我和弟弟将来分别接父母的班，就只能仍在矿上工作。母亲说，在县上也好，将来至少可以让一个儿子摆脱在矿上接班下井的命运。

感受到他慈父的一面，那要到我们长得大一些了、他变得老一些了。

读初中时，有一年的元宵节，王台铺矿办灯。那时古矿到王台要先到矿务局，再转车到王台；返回亦然。王台的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好，我全然记不得了，只记得父亲带我从王台返到矿务局倒车。那时的冬天，那么冷。我里面穿着母亲做的棉袄棉裤，外面还穿着一个棉猴大衣——长及膝，上面连着帽子。就是这样，还是冷。那时的车，也不像现在，几分钟、十几分钟一趟，而是要等半天才发一趟。站在那儿，实在冷。我觉得自己已半僵了。路边有一家卖肉丸汤的小摊，父亲给我俩各买了一碗。我坐下来，就着小桌子，哆哆嗦嗦，闻着胡椒面的味道，真是香。这时看父亲，才发现他也被冻得稀鼻涕流着。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肉丸汤。以后，自家也可以做肉丸汤了，但似乎也没有这么香过。多少年过去了，一说肉丸，想起的仍然是那个小摊、那个小桌、那个香味，父亲将自己碗里的肉丸往我碗里夹的那个情形……

吃了一碗肉丸汤，身子才觉得暖和起来。也许是身子暖和了，不知说什么话题，我表决心，说我上班后，要用第一月的工资给他买件羊皮袄。父亲笑着说，等到我上了班的那天，也许他已老得拖不动羊皮袄了。

我读大学以前，出门最远的路，就是从襄垣到晋城。接到入学通知书，从晋城到北京，需要到新乡倒火车；可这火车，该怎么倒呢？通知书上说，到北京后坐电车103到动物园，再倒汽车332到人大；但我怎么知道哪辆车是103、哪辆车是332呢？莫非车上标有号码？……一堆的疑问，充满着从没出过门的胆怯。终于，父母商量后，决定由父亲送我到学校。那时，家长送孩子入学的，实在少之又少。一个大小伙子，还需要被家长送到学校，我被同学们嘲笑了好长时间。

那年（一九八四年）的九月上旬，父亲送我到北京。他就住在学校对面双榆树的一家小旅馆里，一间屋里放了几张上下铺的双人床。学校一没事儿，我就去找他。一次，我们爷俩在附近转，就在今天利客隆的边上，有一个西瓜摊。这时，西瓜已经过季了。他要给我买一牙；我说不用了，太贵。他说：“嗨（表示感叹），贵甚了。苦中挣钱乐中花meng。”他还带我逛了动物园。那时，我觉得这个园子太大了，累得不得了，总是走啊走，也走不完。

父亲返家是九月八日。那天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上午我差点哭了，我父亲走了，他来去都很匆忙。他在北京没有买东西没有照相，什么也没有。他岁数大了！

……

这趟来京后，我觉得我的父亲苍老了许多。我母亲多病。在走路时看到我父亲微驼的背，我就想到朱自清的《背影》中父亲形象。他劳累了一辈子，第一次来京，就这样匆匆地去了。送父亲到北京站，我很伤感。

那个学期，我都特别想家。听妈妈说，每当母亲跟他唠叨想我时，他都会跟她说：“他去念书了。你当是你家开有学校，能在家念！”

后来，自己成了家，边读书边养孩子；再后来，终于工作了，但我的工资还不抵他的退休金。住在十平米的筒子楼里，对他住的“两室半”真是艳羡不已，他跟母亲常对我说，“要能搬北京，就给你搬过去”。孩子一岁多，母亲随我到北京，帮我带了一学期孩子；暑假将近，父亲来京接母亲。那时的冬天真是太冷，夏天又实在是太热，我又住在筒子楼的四层，顶层，格外热。父亲带我到双榆树百货公司，买了一个鹰牌的塑料电风扇，很轻便，可以随意放在任何想放的地方。这个风扇的质量真是不错，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用着。

再往后，大家的生活开始逐步改善。人大开始给青年教工改造筒子楼，门对门的两家，各自在后面接出一块，加盖了一间小房间、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我们从东风楼迁到了红楼经这样改造过的筒子楼，正逢孩子入小学。这年的春节，父母来北京，跟我们一起过年。他眼睛老是流泪，我带他到附近的同仁配镜中心查了下视力；验光师说，是他戴的老花镜不合适，于是我给他重配了副老花镜。他为此很责备母亲，觉得母亲不该跟我说他眼睛的事，让我瞎花钱。又过了几年，就是他得病的前一年，二〇〇二年的春节，我迁入双榆树东里正规的单元房，他又跟母亲来京过年，按襄垣的习俗，送我一套盘子，取生活“翻盘”，即节节高之意。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得了重病。

四

母亲调到晋城后，因为生过几次病，身体变得很弱。父亲身体一向很好，我们都归之于他童年时打下的好底子；他家给他雇有奶妈，喝了好长时间。父亲每听到我们夸他身体好，常常接口说句襄垣的俗语：“一个哼哼哼，熬个蹬蹬蹬。”

二〇〇二年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过了阳历年，已是二〇〇三年的元月了，仍有积雪。一天，我正带孩子在楼下玩，接到了姐姐的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在楼下。她说，你快回家，有事告你；我说，你就说吧。她坚持让我回家接座机。我赶紧带孩子回家，电话响了，姐姐告诉我，父亲可能是癌症，她已给他办好了转院手续，近两天即陪父亲来京诊治。这实在太突然了。放下电话，我就忍不住抽泣起来。女儿吓了一跳，在后来写的一篇作文里说，她以为我要自杀；她第一次感受到，爷爷，是爸爸的爸爸；她对爸爸的感情，就是我对爷爷的感情。

第二天，或第三天，母亲、弟弟陪父亲到了北京。弟弟搀着父亲走下火车，我就禁不住鼻子有些发酸。二〇〇二年的春节，父母和弟弟一家是在我这儿过的年，那时，他精神还那么好呢，现在，却已经很是委顿了。父亲也对我说：“你看，就一年，我就这么差劲了。真是老了。”我装着没什么事的样子，劝慰他几句，还故意跟弟弟说，“不用老搀着爸，爸没事儿”。

因已近年关，北京看病的人已不多，我们很快就挂了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的专家号。医生简单问了几句，看了看带来的已受磨的片子，就让弟弟陪父亲出去，然后对我说，肿瘤至少已有半年以上，从纵隔看，已扩散；他还说，不用看了。我坚持住院细细查一下，他同意了，立刻开了住院通知，并要求马上入院。我跟他商量，允许我们先回趟家，准备准备，次日八点前到院。

当天下午，我和弟弟陪父亲到人大的理发店理了发。他看起来精神一些了。第二天一早，我跟弟弟打车到医院，值夜班的医生将父亲暂时安排在急救室的一张病床上，等八点上班后正式入病房。父亲正在跟临床的病人聊天时，突然脸色煞白，慢慢往下倒。我在旁边扶着他，叫着他，同时弟弟就出去找医生。

一个上午，都在抢救。姐姐给父亲办转院北京的手续时，既没有告诉父亲，也没有告诉母亲。父亲在抢救，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这时，我才给老婆打电话，让她赶紧从单位回家，把母亲接到医院；同时，又给姐姐打电话，通知她来京。

经过抢救，父亲缓过来了。医生说，父亲心脏结构有先天性的缺陷，只是以前从未发作过而已；如果当时不是在医院，人可能就过去了。

接下来的十天，父亲作了全面的检查。医生说，他的体质已经很弱，癌细胞已经扩散，加上又有心脏病，根本不具备作手术的条件；“上手术台，肯定下不来”。那时，已是年根儿。母亲带着我们，陪父亲匆匆返回了晋城。

这一年，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父亲的病一天天见重，又遇到了“非典”。到端午节前后，父亲不能下咽了。“非典”得到控制后的六月末，我返家；我们决定到长治和平医院给他用作胃镜的方式，通过口腔，将一根管子下到食道肿瘤处，打开，形成一个食物可以流到胃里的管道。这样又维持了半年，直到年底，他病情加重，又住进医院。

父亲入院后，我即返家。孩子放寒假后，老婆买汽车票带她返家。这年，仍然是雪多。汽车走走停停，十二三个小时的路程，整整走了一天一夜。这时，父亲已经嗜睡，是浅度昏迷的征兆了。黄昏，老婆到家，就立刻赶往医院。父亲侧躺着，背对着门，听到她的声音，叫了她一声，说“你回来了”；老婆赶忙应答。从此，他再也没有醒过来，直到正月初三凌晨，因癌细胞扩散，脏器衰竭而离开。

父亲出了中日友医院，离京返晋后，就是春节。春节一过，我即返京，又带上中日友好的全部病历，到方庄中国医科院的肿瘤医院，挂了放化疗科专家号，咨询有关后续治疗的情况。苗姓医生边看着片子，边自言自语地说“晚了，晚了，太晚了”。他看完片子，转头问我：“病人呢？”

“在老家。”

“千万不要让病人来回折腾了。别来了，没用了。”

我说，我们也知道没有用了，只是希望病人能不太痛苦。他说，家属都这么想，可这不太可能。这一点，医生没有完全说对。最后这一年，父亲没有像一般患者那样，经历种种疼痛或整夜咳嗽之类的折磨。他走得很平静。

这一年，都是母亲和姐姐、弟弟一家在照顾他。他们到河南林县的食道癌研究所去寻医问药；当然，是无可奈何。因为身体渐弱，父亲已无力经常活动，所以大便成为头等大事。有好几次，都是弟弟帮他扣出来的。他老泪纵横，说不该小时候打弟弟；弟弟安慰他说，要是不打，自己也许早住进“不出钱房”（襄垣话，指班房）了。北大周一良先生老年行动不便，也有这个问题，他身边的一个儿子也是这样帮他的。我们去周府拜谒，他流着泪讲述此事，说古代有二十四孝，他儿子可以成为第二十五孝。我日后跟当年一起去探视周先生的一位朋友说，“我弟也是第二十五孝”。

整天陪着父亲的，是母亲。我们始终没有将真实的病情告诉父亲。在中日友好医院出院时，医生开了具有化疗作用的药物，我们将药物说明书及外包装通通扔掉，将药瓶上贴着的说明书也都撕下扔掉。父亲到家吃药，还打趣说，“人家这会儿这些药，连个包装都没有，都光着屁股”。再往后，他吞咽已颇困难；他不问，只是盯着我们看。我们就跟他解释，这是因为他前些年的脑梗渐趋严重所致；其实，那是非常轻微的脑梗，对他生活从未造成过任何影响。姐姐、弟弟回家，都要装作没什么事儿似的；真正在这样的谎言中面对父样的，是母亲。父亲离开了，母亲总是心慌出汗、害怕，体重从一百二三十斤骤减到不足百斤。经查，她得了抑郁症。整整调理了一年，母亲才逐渐恢复。

我总有些自责，我觉得应该将真实的病情告诉父亲。母亲说，如果告诉他，以他的性格，不会撑过半年。二叔从襄垣来探望，说到这事儿，他也主张暂时不要告，到最后再告诉他。年底，他住院，身体已衰弱得很厉害，我又旧话重提。因届年关，母亲说，过了年再告诉他吧。不想，不久他便由啫睡而浅度昏迷而深度昏迷，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了。父亲出殡的当天深夜，两三点钟吧，我就作梦，梦见父亲突然从棺木里坐起来，大口地吐着；吐完，就看着我。我总觉得，他是在责备我没有将他的病情如实地告诉他……

五

父亲离开我们时，勉强算，有六十八岁，实际不过六十七周岁。虽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语，但这个年纪，在现在实在不能算高寿，不能说是“得享天年”。母亲常常会感慨：“要是他能多活几年，看看现在的样了，该多好。可惜，他没有这个福啊。”二叔说，父亲在我们家，是男人中最长寿的。他们的父母相隔三天双双去世，不过五十岁出头；那时的二叔，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母亲嫁入我家，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公公、婆婆。我们只见过老奶奶，父亲的奶奶。说来，我们是四世同堂，但中间缺着爷爷这一代。

父亲一九三七年出生，童年过了几年“地主崽子”的生活，家里给他雇有奶妈。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襄垣离八路军控制的武乡县很近，很快就解放了，随之就是土改。老奶奶被定为地主分子。她跟母亲说起过去的家当，家里有一百多床被子，每到夏天，她都得搬出来凉晒，以免生虫。母亲是贫农出身，听得乍舌——她小候盖不上被子，是几个人合盖一条。

父亲随着自己的奶奶、父母从一面是窑洞、三面是二层土楼的院子里，净身出户，迁入北边隔了一个院子的另一院子。这个院子原本也是某富户人家的院子，因为家里出了个“吸大烟的”败家子，把三面的二层土楼拆了，作材料变卖了，只落下三孔破败的窑洞，院墙都是土坯的，豁豁牙牙。好在父亲的父亲曾教过私塾之类的，是“先生”，又会算账，人缘不错，土改时虽被扫地出门，但没有被斗死。他本家的一位地主，就在批斗时被群众活活打死了。入农业社之后，他发明了“一年早知道”的土预算法，很得肯定；但他是地主成份，他的学生、后来当了大队支书的赵氏，顶替他到北京开会接受表彰，还得了一块毛毯。

父亲少年生活的艰辛，是他的一次病才让我们有所了解。

我上小学五年级，他突然咳得很厉害，持续时间很长，不得不开始休病假了。我对甘草片有印象，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咳得厉害，总是含甘草片。后来在矿医院拍了个片子，发现肺部有阴影。医生怀疑是肺癌，已开出了转院单，要父亲到太原。说这话，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吧。家里很紧张，老家的亲戚像大姑、二姑等，也来看望。但这时，父亲自我感觉好像病情有所减轻。我小学的班主任殷老师的爱人在王台矿医院当放射科医生，看片子非常有名。他跟我家还有点小老乡的关系，用母亲的话说，是“我们那边人”。于是，父亲上王台，找李大夫看片子。李大夫看了片子，断然排除了肺癌的可能。但片子上确实有个阴影啊。他问父亲，小时候是不是持续挑过担子。原来，土改之后，爷爷身体不好，他十多岁就开始挑着烧土（煤面制成煤泥时需要混入的有粘性的土）进城里去卖。那时他正在发育期，骨头还没有定型，肩部的一块骨头被压弯变形，导致了片子上出现阴影。

父亲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速成师范。两年毕业后，由襄垣分配到晋城巴公大阳中学任教。他学的是史地，但到校后，因为没有能教数学的老师，于是改行教数学。他在大阳教过的一位学生，后来又先后教过姐姐和我的语文。但不久，家庭的变故，他不得不放弃当教员，申请从学校调到煤矿，用我们那儿的话，叫“下了煤窑”。

我爷爷、奶奶，俩人隔三天双双去世了。为了出殡二老，作为长子的父亲，借了大约八百元的债吧。这笔债，使他不得不申请调到煤矿下井。这时，我母亲还没有嫁进来。我八九岁时，我二叔结婚。作为长兄，为给弟弟成家，父亲又借了些债。这两笔债，一直到我上大学前夕，才算大致还完。妈妈说，父亲在每个月发工资后，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就把其馀的钱全部寄回，让妈妈按小本子上记的，这个月还某人几块、那个人几块。不能一下子把某一个人的账都还了，而要每个人匀着还，否则，有些人很快还清了，当然高兴；但同时，另一些人，欠债时间就会拖长，人家难免就会担心。这样匀着还，让每一家债主都能隔一段时间有些进项，不仅可以让他们放心，而且也可以避免发生矛盾。

我们在下面公房搬到上面的楼房时，收拾家什，曾看到父亲写的《向党交心》。出身不好的人，受到的政治压力总是要比常人为大。小时候在农村，我们出门，母亲总要叮嘱：“别惹事，靠里些。咱家成份不好。”其实，母亲的家庭成分是响当当的贫农。我经常听到小伙伴“小地主，登登彩；大会批，小会斗”的顺口溜，很羡慕母亲家的家庭出身，恨不得生在母亲家，成为母亲家的人。所以，学校填表时，见“家庭出身”栏，就头疼；直到后来到了晋城，终于可以瞒天过海，填成“工人”了，这才有长舒口气的感觉。但父亲的档案是清楚的，他不会有我们小孩子这种“长舒口气”的感觉吧，所以他是需要时不时写“向党交心”这样的东西的。

父亲也算是赶上了几天好日子。

我读大学时，他年纪也大了，阶级斗争也基本不讲了；那时，单位里像他这样识字、能写的人也实在不多。于是，他挣着井下的工资，却大多呆在队部的办公室；给他一个名义，是队工会主席，实际上是做队部办公室的事情。

家里的生活也开始好了。他与母亲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还清了他的债；先买了洗衣机，再买了电视，又买冰箱时，父亲感慨地说，现在的日子，可是比当年当地主的日子还要好过啊。他们只是北方农村的小土地主。当初从山东逃荒上来，买房置地，成了地主的他们，虽然土改了，浮财没收了、扫地出门了，但却一直背着出身“地主家庭”的政治包袱。孩子们都有了工作，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我总觉得，他对自己一生的际遇一定感到很憋曲。

父亲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个，也是一个巨变时代的经历者和承受者。他没有值得树碑立传的事迹，可我们总能感到家里缺了一个人；逢年过节、忌辰清明，看着遗像、看着那堆黄土，心里总会泛起酸楚……送葬那天，看着棺木缓缓顺入墓道，想到了初中《语文》课本里的一首诗：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2014年3月，时近清明。

（本文原载原刊《温故》第3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