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龄修先生欣开九秩。他身体虽时有小恙，却并无大碍。我受何先生提携关照，也转瞬近二十年了。
我1994年毕业分配入历史所时，历史所是在日坛路；不久，就又重新搬回院部大楼后面的小楼，我们社会史研究室是在二层右拐的第一间。一天，何先生来室，说，这是何公馆。见我不知，才细细讲解；原来，这是当年何先生住过的房间。社会史研究室是何先生的老友郭松义先生提议设立的。设立之初，只有主任郭先生和副主任商传先生。此后又陆续从本所及外单位调来了吴玉贵先生、定宜庄先生，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分配来所的张印栋兄；我则是第六个进室的。这些先生中，郭先生、定先生治清史，且定先生又是何先生所格外敬重的王钟翰先生的学生；治明史的商传先生的父亲商鸿逵先生是何先生的老师，商传先生称何先生为老师，何先生则称商传先生为学弟——有了这样的关系，何先生常常是一上楼，便顺道转入“何公馆”。
那时的何先生，六十初度，似乎是刚刚退休，抑或尚未退休，精神极好，毫无老态。对年轻人，毫无前辈学者的“老师架”，极为平易。再加上何先生对学术界的掌故知道的极多，记忆又格外的好，所以听他聊起来，真让人如沐春风；特别是像我这样喜欢听掌故、探八卦的人，非常喜欢何先生来聊天。
何先生是1958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来所的，其时历史所也刚刚成立不久，所以，有关历史所的事，他知道得很多。比如，翁独健先生对学界争论异常热闹的几朵金花，告诫年轻人，“要观战不要参战”（我读大学时，就曾听我的老师沙知先生说过，对所谓理论与考证，翁先生曾有“画鬼容易画人难”的妙喻）。王毓铨先生从历史博物馆来历史所，被领导安排由秦汉史转治明史；他极重视《明实录》和明人别集，认为是基本史料，而对《国榷》等书则较为轻视，更无论《明史》了，但在审读中华书局组织点校的《明史》后，说书中有不少好材料。这类掌故，何先生知道得很多，因为记性特好，所述极为可靠。如果他能在得暇时，将这些掌故一条条写出来，那真是一部极有意思的所史。
在我看来，何先生对历史所是非常有感情的。
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历史所度过的。他退休以后，还经常返所，对年轻人的学业非常关心。杨海英兄就是一例。她比我晚两年入所，2001年申报研究所的重点课题“洪承畴的后半生”，正出自何先生的鼓励；2006年以《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为题出版，她在《后记》中满怀深情地说，“在我入所伊始，（张捷夫）就指定何龄修先生任业务指导”，对洪承畴的研究，“（何先生）从思想、观点材料乃至行文遣句各方面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指导。如果没有他耐心细致的指导并一再督促，本书如期完成是不可想象的。他还是本书各章节初稿的第一读者。得不到他的首肯，自己甚至没有信心往下写”。他对研究室的建设非常关心。退休多年，仍为清史室所主办的《清史论丛》审读稿件。我也不止一次听他谈起杨向奎先生“分兵把守”的治室经验——一个研究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重要方面的研究不能有缺环，研究室人员要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选定一个主攻方面，以求对一个断代能有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个意见，对现在研究室的学术建设都是极有启发的。中国古代史是以断代史研究为基础来展开的。作为一个专业研究所，在研究人员编制较为充裕的情况下，如果某个断代的研究都集中在思想、学术、文化，而很少研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他也很关心历史所的建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历史所拟办《中国史研究》时，他就反对；他主张办一份能反映历史所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水平的专业刊物。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终于开始出版，这跟他多年的呼吁是分不开的。时任所长的陈祖武先生曾约请他担任即将面世的所刊的编委，但事实是他“名在孙山外”。这件事，何先生大概是不太愉快的，他在给某同事的公开信中提及此事：“我为即将有所刊而高兴，出一本就有本所的一本成绩，将来有五本、十本就很可观了。至于当编委，我没有表态，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不说天经地义），我不拒绝就够了。又不是征求我的意见，也不是什么天降大任，用得着我欣然接受，深表谢意吗？结果名单公布，贱名在孙山之外。我当然不能说是祖武耍弄我，我只能认为林甘泉不喜欢我列名其中，或认为我不够格。我深幸自己在陈祖武约请我时没有表示受宠若惊，只当它反映一种事实，否则就表现太浅薄太丢脸了。”即使如此，我从没有听到过他的负气乃至怨怼之语。作为个案， 这件事的真实原因已无必要深究，但以他的动辄提建议、提意见，好发议论、打抱不平的个性，我想他实在是应该属于不大受执事者待见的那类人吧。
当然，历史所的历史，毕竟是整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更何况改革开放前的“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简称，即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的关系又是如此的密切。他给我讲过当年所科研秘书对学术研究的控制，讲过实际长期主持所务的尹达先生“鱼贯而入文坛”的名言……因此，将历史所的所史概括为“求真务实”，我想他是有微词的。对“所史”的认识，他是既不菲薄，也不美化，更不歪曲。在我所接触的历史所前辈学者中，我认为他是最为客观的一位。
何先生对老师极为尊重，且勤于拜谒。常常听他讲起有关他老师，如邓广铭先生、张政烺先生、商鸿逵先生、袁良义先生等的轶事。他到历史所工作后，又长期追随杨向奎先生，在学术研究组织工作如办室办刊等方面的认识都深受杨先生的影响。他先后写过一系列的文章来纪念自己的老师。他对前辈学者也极为尊重，如再三表彰孟森先生在清史研究上的卓越贡献，充分肯定陈寅恪先生对反清复明运动的研究。最令人感动的，我想就是他花大气力，对《柳如是别传》的校订。
陈寅恪先生哲嗣陈氏姊妹在三联版《陈寅恪集后记》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过的《陈寅恪文集》中所收各种，在收入新版时所做的工作，作过一个异常简略的交代：“1980年出版的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诸集，此次出版时作了校对。”承担校对工作的是哪些学者、作了哪些校对，不得而知。《柳如是别传》是陈先生目盲后的巨著，而此前陈先生的研究工作重点主要是在中古史；主持上海古籍版《陈寅恪集》的蒋天枢先生亦不以治明清史名家，所以这部书在材料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何先生曾写过《〈柳如是别传〉读后》，对陈先生晚年花极大精力撰著的这部难读的专著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既揭示了该书的巨大学术贡献，也指出了在史料收集、解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实在可以作为这部书的导读来看。也许正由于此吧，三联书店在重新出版《陈寅恪集》时，何先生又将这部巨著细细校阅一过，订正了不少失误。也正因为何先生所做的这一工作，我虽早已购得上海古籍版的《柳如是别传》，仍然重购了三联版的这部《别传》。陈氏姊妹对校订者的态度，实在与其父陈寅恪先生相差甚远；陈先生在编订其《金明馆丛编初编》、再版《元白诗笺证稿》时，都特作“附记”以鸣谢助其校补者。
也许正是因为对受业老师、前辈学者所作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尊重，何先生对整个清史研究史十分重视。他曾写过好几篇文章，从选题、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等多个角度，回顾和总结了清史研究的演变发展。比如，他认为孟森、朱希祖、萧一山、邓之诚等是第一代清史学家，商鸿逵、王钟翰、莫东寅等是第二代，郑天挺、谢国桢等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承前启后的一代；研究清史的方法或传统也不尽相同，孟森等重视正史，朱希祖等重视野史笔记稗乘，李光涛等则重视档案契约等（《悼念谢国桢先生》，《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这样的归纳和总结，真可谓提领振裘，画龙点睛。对清史研究史的梳理，成为他学术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何先生称自己“好发议论”。比如，高校如火如荼展开学术量化管理之时，他就不无嘲讽地转述某先生的妙语，“中国人就喜欢多”。学术方面的议论，正可提高年轻人的学术鉴别力。对人事，也直言不讳。他曾言及八十年代的一起抄袭案。他说，只要是某人说的话，他就不信。但一旦涉及时政，则三缄其口，绝不乱说。一次，他戏谓我：“你小子要活在五七年，早被批判不知道多少回了。”其实，倘若我生活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也早就闭嘴了。在胡说与生存之间，我当然是会选择默而生的。他见我总是给领导提建议（不是意见），就劝我要少说；我说，我没恶意啊；他说，领导干部，就是喜欢听话的，老提建议，不行。他还常说，尹达老夫子说过，可以犯思想错误，绝不能犯组织错误。我觉得，何先生是真正了解“政治”的。
何先生很热心。中华书局在上世纪组织学者点校二十四史时，也包括了名列二十五史的《清史稿》，但与廿四史的处理略有不同，只标点而无校勘记。据当年参加工作的王钟翰先生说，原本是有校勘记的。中华书局启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修订工作后，何先生就热心地帮助中华书局推荐、联系点校者。我曾听所内其他前辈学者说，何先生很愿意替人看文章、修改文章，甚至热心地替人借书找材料。
何先生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明清之际的政治史，即反清复明运动。清王朝得天下后，对这段史事颇多禁忌，相关史料有意无意多所湮灭，资料极少且极零散，即使在今天，许多书能够电子检索了，这个题目的相关材料也不是靠检索能收集来的。因此，研究这段历史，史料的收集颇难，辨别真伪、考证可信度则更难，不是简单抄录，将同类史料略加排比即可集事的。何先生长期致力于此，掌握的材料即使不是独步天下，恐怕也是最多者之一吧。也许正因为此，东北某高校的研究生作学位论文时，即公然抄袭他的论著。即使如此，泰州柳敬亭公园拟建中国评书评话博物馆，请他提供相关史料时，他也无保留地想把自己多年收集的史料贡献出来。他跟我谈及此事，我倒是劝他不必和盘托出，因为他正在撰写的一部相关专著，史料的排比、鉴别、考订正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他听后，略顿了顿，说，一个学者的水平，不仅仅在于收集史料的功夫，还在于分析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自秘材料，不是好学风。
我喜欢购书，更喜欢配书。一位朋友曾玩笑说，丛书内所收各书，原本多是并无关联的，何必非配齐呢。我却乐此不疲。在学术杂志或期刊中，我对有连续期刊号的杂志，基本不购置，因在图书馆极易找寻；我所措意的，是所谓“以书代刊”的重要杂志，如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的《中华文史论丛》等。各断代史学会或一些研究单位所主持编辑出版的不少“论丛”，自不比出版社的实力，往往印数不多，配齐不易。我进历史工作后，很想配置清史室主办的《清史论丛》，但此时距第一辑出版的1979年，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当我跟何先生说起此事时，他马上将我久觅不得的第一辑赐赠。为此，我在1995年3月得到该辑后，写了题记：“本论丛第一辑蒙何先生惠赠，第四、六、七购于西直门中国书店，第二、三、五、八及九二、九三年各本购于本所清史室，故幸而成全帙。”此后各辑，则蒙实际主持《论丛》编辑出版工作的李世愉先生惠赠。这部论丛，即使在历史所，除老辈学者外，拥有全份者，大概不会太多吧。
《五代会要》，中华书局据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重印，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出过点校本，都已难得一见。一次，何先生问我有无此书，我说此书不易见，未能购置。他说，作唐史研究，怎么能没有这部书呢。下次上班，他送我一部。他的这部书是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印的《万有文库》本道林纸原版，有他购书时的题记：“一九五九、六、七，地安门中国书店。”此次赠我，又特加题记，称：“此书闲置近四十年，殊为可惜，今奉赠艳红弟存用，得其主矣。何龄修思冯甫，一九九六、四。”直到2004年4月，我才在灯市口中国书店遇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点校本。
“文革”刚结束，何先生返乡时，受领导指示，顺道了解《长江日报》报道的王素先生自学的情况。那时的王素先生想治明清史，于是何先生送了他一部道林纸本的《明史纪事本末》。后来王素先生考入武大历史系，随唐长孺先生治魏晋史，因专业不同，两人来往才渐少了。王素先生曾将自己撰著的《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呈送何先生。此书印数仅1300册，且已印行十年，极不易得。一次何先生跟我聊王素先生早年的事，我便提及此书，称极不易见；何先生鉴于我学习唐史，便将此书慨然转送，并写道“转奉孟艳红弟存用，一九九六、五、三”。
三联书店委托何先生编集《孟心史学记》时，他让我从孟森先生的论著中收集一些“治史语录”，从其他一些学人的忆旧或日记中摘编“关于孟森先生的杂忆杂评”。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从《郑孝胥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等书中找到了一些学界尚存争议的有关孟森先生生卒年的资料。何先生知道后，立刻嘱我写成按语，争取将此事讲清楚。我以按语较长，附入似有不伦为虑；何先生说，“要写出来，你花了功夫，不能淹没你的工作”。他还在是书《编后记》中大费笔墨，强调我所作的点滴工作。其实，这项工作的发凡起例，完全是何先生；我只是他的指导下，按图索骥，做了一些力气活而已。
何先生曾对说： “人都有浅薄之处，表现不同而已。”何先生不是圣人，但我总觉得，何先生是一位不大计较名利得失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正直的学者。在中国社科院这样的单位，这样的学者尤不多见。
编纂“大清史”，是通过两会代表提案的方式被提出来的。这个提案被转至历史所，要求历史所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以答复提案委员。我记得历史所学术委员会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否决该提案。但当时是有不少人明确反对的，何先生是反对最力者之一。此后“大清史”项目上马，据说主事者中一位何先生的朋友，曾几次请他出席相关论证会议，何先生都以自己反对此项目而婉拒；主事者称，“您来参加，就谈您的反对意见”（大意），但他还是没有参加。后来他应张玉兴先生之邀，审读了张先生所撰书稿；又应同事老友王戎笙先生之邀，帮王先生撰写了两条人物研究的概况。参与编纂“大清史”工作可获不菲津贴，了解何先生生活的人大概会知道，不积极参与这些工作，对何先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吧。
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学术活动，他都是少见的能坚持原则的学者。对清史室的维护、对《清史论丛》的维护，对清兵入关、李自成结局的争论，等等，他都从不骑墙、不含糊、不抹稀泥。
近二十年来，他在所里交往最多的年轻人，我是一个。我听他的谈话最多；无论是为人还是作研究，潜移默化，受他的影响最大，受他的提携和关照更不在话下。遗憾的是，我没有认真随他研习明清史，对他所研究的时代和题目，我懂得很少，因此我无资格来谈论他的学问和贡献（大概亲炙何先生之教多年的杨海英兄最有资格来说吧）。我只是想用这样语无伦次的简短的篇幅，谨为何先生八十岁寿！
谨记于2013年，暑中。2014年5月修订
题外的话：
小文原刊《清史论丛》2014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这本以书代刊的出版物是杨向奎先生倡议，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李世愉等几代清史室同仁付出了许多心血办起来的。自1979年创办以来，已出版了28本。前八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因经费紧张，台湾大学陈荣捷先生及辽宁古籍出版社资助，又出版了5辑。第14辑，改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5辑以后，则在李世愉等先生的奔走下，改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基本保证了每年出版一辑。最近则在学科建设经费的补贴下，彻底解决了出版费用问题。
在创办《清史论丛》的同时，还创办过一本《清史研究通讯》，后转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这就是现在的《清史研究》。目前，随着创新工程的实施，中国社科院又通过了新的学术考核标准，规定进入创新工程者，必须每年在核心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当然，核心期刊有一个名单；这其中有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的《清史研究》，而没有社科院清史室主办的这份《清史论丛》。二者的区别，不过是前者有刊号，后者无刊号而已。按照这一考核办法，清史室的同仁，就不能再给本所本室主办的《清史论丛》投稿，而只能给人大主办的《清史研究》投稿，这不是自己的专家学者，在给外单位及其所主办的杂志工作吗？这实在有些对不起苦苦支撑这个刊物、不致使她夭折的编者和作者。在全社会对学术量化管理多所批评、据说教育部已明确对量化考核要进行反省的今天，中国社科院却要“迎头补课”，真是匪夷所思。其实，学术刊物的重要，是因为它发表过的文章重要，是文章影响了刊物的重要与否，而不能反过来，认定刊物是核心，所以刊发的文章就重要。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吧。
谨借此小文，向《清史论丛》及其编者、作者致敬。
2014年2月24日
（本文摘自《不够专业》，孟彦弘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