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将岑仲勉之入史语所，归功于陈垣的推荐。但我们从相关信函中可以看出，岑仲勉之为学界所知，得益于陈垣的延誉，但聘岑入史语所，是傅斯年长期努力的结果。岑在古文、古史、古音研究方面，并未采纳傅斯年的意见，终因学术理念不同离开史语所。
2016年是岑仲勉（1886-1961）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前不久，广州中山大学举办国际学术研讨论，纪念这位为中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学人。岑仲勉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以前，特别是从1933年到1937年，主要是通过《圣心》上发表的文字，与陈垣建立了学术联系，并由陈垣的延誉，渐为学界所知。第二阶段，是1937－1948年在史语所工作的十年。这是他治学最勤奋、整理研究历史文献最有成就的黄金十年。真正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成果，都是在这期间取得的，而且都是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如《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元和姓纂四校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以及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的主要论著。这都是傅斯年所着意表彰岑氏的“史籍碑版”之学。第三阶段，是1950年至去世，是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最后十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整理出版了此前就已一直在从事的《突厥集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也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同时，开始接受新理论，编撰《隋唐史》教科书。这部教科书的贡献，是对许多具体史事的考订，而不在于跟陈寅恪的商榷。
岑仲勉有关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的成果，为中古史，特别是为唐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当时，学界即已给予了高度评价。1945-1946年，顾颉刚先生与方诗铭、童书业合撰《当代中国史学》，下编断代史研究的成绩中谈及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即说“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岑仲勉先生治唐史用力最勤，创获亦多，陈先生而外，当推岑氏。著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足与劳格、徐松的书并驾”。1939年4月17日，傅斯年致岑仲勉函（《傅斯年遗札》，史语所，2011年。以下傅致函均出此书）：
全唐诗文札记三册，弟读毕叹服之至。如是读书，方可谓善读书，方不负所读书，此应为一组助理诸君子用作矜式者也。窃以为史学工夫，端在校勘史料，先生目下所校，虽限于全唐诗文，然而此等工夫之意义，虽司马涑水之撰《通鉴考异》，钱竹汀之订廿二史异同，何以异焉。况其精辟细密，触类旁通，后来治唐史者得助多矣。流徙中有此，诚不易事，谨当编入《集刊》，是亦弟之光宠也。……日后《姓纂》校成，必为一时之伟著，无疑也。
顾颉刚将他的工作，与清代著名学者劳格、徐松并列；傅斯年则将他与司马光、钱大昕并举；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此外，岑先生一直醉心于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最初在《圣心》发表、并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文字，正是中西交通史的作品。这始终是岑先生的研究课题之一，作品大多收入《中外史地考证》。这些研究，在当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前引顾颉刚等《当代中国史学》，谈到中外交通史的研究，将岑与向达并列，称“以向达、岑仲勉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所举岑先生文，多是发表于《圣心》上的文字。岑氏另外还有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古史研究。代表作，大概就是后来收在《两周文史论丛》（商务，1958）中的文字，主要集中发表在抗战胜利后的两三年。这是傅斯年下决心要解聘岑仲勉的直接原因。
与岑先生一生学术最为密切相关的，有两位学者。一位是陈垣，一位是傅斯年。陈垣对岑仲勉，有援引（主要是延誉），有帮助（主要是借书），但对岑仲勉的学术生涯，并未发挥大的作用和影响。还有一位，就是陈寅恪，于岑先生的生平出处，有关系，但关系不大；就隋唐史研究而言，他们二位却是同行。
傅斯年把岑仲勉聘入史语所
对岑仲勉的学术人生发挥重大影响的，是傅斯年。岑先生的学术黄金期的十年，是在史语所；奠定岑学术地位的学术成果，是在史语所进行的中古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岑仲勉自己也说：“我半途出家，年近四十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在52岁到62岁，则是我做学问最努力的时期。”（转引自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卷五，书目文献，1983）。现在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将岑仲勉之入史语所，归功于陈垣的推荐。如前引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称“他是在1937年初得到陈垣先生的推荐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但我们现在从相关信函中可以看出，岑仲勉之为学界所知，得益于陈垣的延誉，但聘岑入史语所，是傅斯年长期努力的结果——傅斯年曾劝陈垣想办法将岑聘入学术机构，最终未果。陈垣将启功从中学聘入辅仁，传为学界佳话，但在岑仲勉的去处上，却未能有所举动。1934年2月17日，傅斯年致陈垣函：“岑君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版，三联，2010）1935年1月9日，傅斯年致陈垣函：“岑仲勉先生想无法安居此百二秦关，弟时时思欲为之效劳，终想不出办法来，未知先生近接其来信否？”
终于到1937年，傅斯年得到了将岑聘入史语所的机会。是年4月2日，傅斯年致函岑仲勉：
屡承惠赐大著，感佩之至。数月前奉上一书，具陈弟等数年来拟约大驾到本所或其他学术机关，而谋之未成之经过，想早达左右矣。……上周赴北平，与陈寅恪先生商量此事，皆以为当约先生惠来本所，以为弟等之光宠，以赞本所之事，兹敢陈其梗概。一、此次决定聘任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此职为本院研究人员之最高级……二、薪俸与同事商定为月三百五十元。……四、专任研究员之著作，除通俗文字外，皆交本所发表，不另给酬，此本院常则之一。五、本所各专任职员，依院章不得兼任院外任何有给职务。……数年积愿，今日始能出之于口，幸先生鉴其愚诚，不我遐弃。又此意弟在北平时，曾以商之于援庵先生，得其同情许可。……又，专任研究员，每年度之研究计划，例与本组主任商妥后行之。第一组主任为陈寅恪先生。
“弟等数年来拟约大驾到本所或其他学术机关，而谋之未成”，道出了傅多年的努力；“此意弟在北平时，曾以商之于援庵先生，得其同情许可”，说明是傅要聘岑，因岑与陈垣关系密切且傅由陈而得识岑，故傅将聘岑事知会陈垣，而非因陈垣的推荐——如果是陈垣推荐，傅还会说“得其同情许可”这样的话吗？1937年4月23日，陈垣致傅斯年函（《陈垣来往书信集》）：
接岑先生函，知我公爱才如渴，至佩至佩。
可以说，岑之入史语所，不是陈垣的推荐，而是傅斯年“爱才如渴”，努力推动的结果。倘若要感谢，实在是应该感谢傅斯年才对吧。
在史语所工作期间，傅对岑的古籍考订等工作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这从1944年哈佛燕京的补贴事上，即可见一斑。1944年9月20日，傅斯年致函董作宾，谈哈佛燕京社补助费事，岑被袁守和漏去，傅斯年将他人换去，将岑补入到补贴三万的名单；后又补上一万。11月6日，傅又致董函，为补助费事，“乞兄与济之、仲勉两兄一商”。
各行其所是
然而，到1948年，傅斯年却决意要解聘岑仲勉。《夏鼐日记》（华东师大，2011）中有岑离职并返粤事。1948年5月28日：
下午接傅先生来信，关于加薪晋级事，及辞退岑仲勉先生事。
5月29日，夏鼐日记：
上午陈槃君来通知，谓岑仲勉君决定辞职，此事即可如此解决。
6月20日，夏鼐日记：
晚所有宴请向觉明、岑仲勉二先生，连主人共八人。
7月11日，夏鼐日记：
晚间与高晓梅君同至岑仲勉先生处送行，以岑先生明日一早即上船离京也。
曾有学者认为，岑仲勉的离职，是因为他在1944年发表的有关《史记》中“不得”的记载，徐俊已发表《关于“不得”的后话》（《书品》2010年第3辑），详加辨正，指出此系误传。极是。傅、岑二人的分歧，措辞上看，是傅对岑的研究逸出约定范围表示不满；但究其实，则是傅对岑的古文、古史、古音的研究不以为然。
上引1939年4月17日函，傅在大力表彰岑仲勉的文献学研究之后，谈到了对岑治古史的不以为然：
古史一道，弟观感稍与先生不同……今日治此一事，弟以为应兼顾下列两事，一、乾嘉经学之最高成就（声韵、训诂之学），益以金文、甲骨为之材料。二、近代考古学之发明……寅恪先生言，‘书不读秦汉而上’，此或有激而作，然有至理存焉……夫古史材料，已成聚讼，若拉入后代中央亚细亚、印度各名词，似更如治丝而纷，恐此一路未能解决问题，徒引起无底之辩论，盖或出或入，皆无证据，故或如韩非所说后死者胜矣。然则第一组姑不治此一事，而以考古之学归之第三组，文字学归之经学家，可乎？此一大著疏通致远，弟所佩服。然其可能性究有多少，弟不能无疑。弟固不能断言周人不自于阗来，然其自于阗来说亦无证据。禹、于二字，古音绝不同，甸在金文即是田字；‘维禹甸之’,之田则动词也。故禹、甸决不能作为一名词。卤、周二字音形亦绝不相干。大凡声音字体，涉于语言学范围者，宜系统考定其相同违之处，若执一字辗转比之，三五转后，恐无不合者矣。”
1945年2月22日，傅斯年致岑仲勉：
顷看院报告稿，大著有《琱生簋释名》一文，此不在先生研究范围之内（在昆明时有此旧约也），故已代为删去。乞谅之。又，《元和姓纂注》、《突厥集史》两大书，可否今后集中精力，先成其一，其一既成，再成其一。如须同时办，可否先精力集中于此两书，姑舍其他。……古文古音古史，本所各自有专家，皆一时之俊，犹之先生擅长在中世史也。
3月26日，傅又致函：
我辈既在第一组（史学），其所治之范围，自应以第一组为限，盖语言学者，自有其纪律，非自少专攻，精通各种文字，不能得其真谛，则猜谜之事，徒资后人以口实矣。先生所示今年工作，有突厥古文一事，此则非先治突厥今文不可也，……西洋人治此古文者，皆先习土耳其今语，能说能写，然后参以蒙古、吐火罗之译名，然所得不过尔尔。若仅凭字典上之大写字母以论之，则西洋人早发见矣……总之，鄙意以为治此等古语学，非治今语学不可也。而治今语学，非自少年从头来不可也。如先生工作之范围，能以史学为限，而不涉及语言（无论中外上古），则弟公私均所感幸。
傅说得真是肯切之极！“猜谜之事，徒资后人以口实”，不特为学术计，也是为岑先生学术名誉计。大概岑先生接受了傅斯年的建议，隔不久的3月31日，傅致岑函：“惠书谨悉。大雅风度，感佩无似！……循读来书，益觉先生诚所谓古之善人，而吾辈之交情，当因国家之患难愈感其深且坚也。”然而，我们看《两周文史论丛》所收诸文，可知岑先生并未真正采纳傅的意见。而且，这些傅斯年不以为然的文章，又都集中发表在这封信之后的这几年（特别是集中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大概是傅最终决定解聘岑的直接原因——从上引1945年2月22日函“在昆明时有此旧约也”一语，可能在昆明时，傅已鉴于岑对古史古音的研究，而有此约定，冀以约束未受过相关学术训练而进行猜谜式的古史古音研究。这个约定的时间，应该就是在1939年4月17日函、苦口婆心相劝之后不久吧。
当然，最终，岑仲勉并没有等傅斯年正式解聘，而是选择了自行离开。傅得知后，随即于1948年7月5日致函岑仲勉（7月11日岑买舟离京）：
弟于先生治学之精勤，史籍碑版之深邃，十余年中，佩服无间，今犹昔也。至于关涉语言学之不同见解，绝不影响弟之服膺先生之治史，此不能不曲予谅宥也。闻驾将归粤，恐未获在京祖送，实不能无所惓惓耳。所示抄写各费，均当遵命。大驾行前理应致送若干月薪水，已托作铭兄转请萨先生核定。先生不忮不求，学问之外一无所涉心，足以夙兴，弟尤钦慕。今以一科上之不同，遂各行其所是，亦事之无可奈何，望先生不以此事为怀。以后敬乞时赐教言，不弃在远，固终身之厚幸也。
仍认同岑仲勉“史籍碑版之深邃”，即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成果。次年，史语所即印行了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记》。
事实上，傅斯年对上古史研究的取法是一贯的，并不特别针对岑仲勉。他始终强调要用考古资料，而不提倡仅作“文籍中之辩论”。这在1944年8月15日，他给杨向奎申请入所工作的复函中，表达得尤为明确：
入所一事，一时恐无办法。盖第一组之范围，一部分为史学，一部分为文籍学（经子等）。后者规定仅当前者三分之一，今乃过之，不复能加人矣。而前者之古史一门，本所不提倡文籍中之辩论，乃愿以甲骨、金文、器物及考古学解决问题也。……一机关应有其学风，此即本所之学风也。
关于岑仲勉先生的对音，学界亦有评论。蔡鸿生《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的学术风格》（《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2007），引用了如吴丰培对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的评价:
近人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确实超越前人，总结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对于“地”、“里”、“传”都纠正了前人之误，别申己说，有特殊见解。虽未谙古代西域语言，对音译尚有问题，然对于《汉书西域传》的研究，确实推进一步。
指出了岑“未谙古代西域语言”、“对音译尚有问题”。蔡先生在《我和唐代蕃胡研究》（同上书），谈及岑的对音时说：
岑仲勉先生是顺德人，乡音甚重，用粤语拼读“突厥”古名，沉浑浩渺，别有一番韵味。
“沉浑浩渺，别有一番韵味”，可谓意在言外。季羡林《扫傅斯年先生墓》所言岑之离职细节，固属以讹传讹，但他对岑的对音的批评，却是中肯的：“他不但不通梵文，看样子连印度天城体字母都不认识。在他手中，字母仿佛成了积木，可以任意挪动。放在前面，与对音不合，就改放在后面。这样产生出来的对音，有时极为荒诞离奇，那就在所难免了。”
总之，岑仲勉之入职史语所，并非陈垣之推荐，而是傅斯年出于“爱才如渴”的积极推动；岑的离职，也并非如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所言“因与该所主持人发生矛盾，借口所谓研究课题范围超越合同约束，备受打击排挤”，而是双方学术理念不同。当然，站在今天的学术立场来看，傅斯年的理念无疑是正确的。
陈尚君先生著文，称陈寅恪岑仲勉是唐史研究的双子星，岑略显黯淡。其实，陈、岑二人的研究方向、研究重点不同，陈着重于史的研究，岑着重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不大具有可比性。谈唐史的线索，那只有引陈寅恪之论；但相关文献的整理成果，就只能征引岑仲勉的著作了。至于有学者贬岑仲勉为高级资料员，恐怕只能说明论者的狭隘，丝毫无损于岑仲勉的学术贡献和地位。
在上引徐俊文中，公布了邓广铭、周一良1959年给中华书局写的信函。二人在信中建议中华书局不能采用岑仲勉关于“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句读。在纪念岑仲勉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与谭世保先生分在同一小组。他发言时，引用这些信，认为这是邓、周二人对岑仲勉的“诽谤”，对岑造成了不良影响。我认为，谭的这个认定是站不住的。邓、周二人的信，主要是针对《史记》的标点，并非审查岑仲勉的著作，此其一；其次，这些信是给中华书局供其判定《史记》标点的，并非公开发表的正式论著，故措辞不妥，大可理解；最后，事实上也没有对岑造成任何不良后果——第二年即1960年中华书局上编所印行了岑的《唐史馀渖》、1962年印行了《中外史地考证》、1964年印行了《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这还不说，近年的《岑仲勉著作集》也是由中华刊行的。所谓影响，从何谈起呢？
附带谈一句陈寅恪致陈垣函中谈及的“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事。1933年12月17日，陈寅恪至陈垣函（《陈垣来往书信集》）：
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这是陈垣将《圣心》转交陈寅恪之后，陈寅恪的回信。因为陈垣是粤人，陈垣所为延誉的岑仲勉也是粤人，故陈寅恪有此言。这完全是陈寅恪借粤人籍贯事，变相夸陈垣而已。岑仲勉其时只是在《圣心》上发表的那几篇文章，恐怕还不足以耸动陈寅恪。当时，岑仲勉请陈垣开在京学者名单，以便赠送《圣心》。其中接受赠送者，还有顾颉刚。顾在收到后，于1934年3月19日复函陈垣：“承赠《圣心》第二期，谢谢。岑仲勉先生地理学至深，佩甚。能由先生介绍，请其为《禹贡》作文否。”虽然说了“至深、佩甚”的话，但也不过是因编《禹贡》，向岑拉稿；此后，从顾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岑二位并未因此而多所过从。收到论著，回复表示感谢时的夸奖的话，多半是虚套客气，不宜认作微言大义，大作发挥。其实，日记里骂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收到赠书、复信对书大加夸奖，也是靠不住的。
我们评价学者，指出其不足，正是为彰显其贡献。间草，方能秀苗。不足说得越中肯，贡献才能越凸显。不分好坏优劣，笼统肯定，名为尊、实则贬。这是不可取的。
（《南方周末》2016/12/25.本文原题“岑仲勉先生的学术生涯——兼谈其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贡献”，现标题为编辑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