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整理出版時，書前《出版說明》對其來歷、內容及作者有一個簡要說明：
近人崇彝的《道咸以來朝野雜記》，是一部記載清道光、咸豐以來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北京的掌故舊聞的筆記，內容涉衣朝野的各個方面。
崇彝，姓巴魯特，蒙族，字泉孫，號巽庵，別署選學齋主人。清末官戶部文選司郎中。著有《選學齋書畫寓目筆記》、《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輯有《雅頌詩賡》。
作者爲清代道光、咸豐間大學士柏葰之孫，柏葰字泉莊，故崇彝字泉孫。
本書作者手稿，原藏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鄧之誠先生五石齋，中華書局據以錄副，石繼昌同志曾迻錄一份，進行標點，並對其中明顯的錯字作了校正。現即用點校者抄本印行。
鄧之誠先生曾于一九四七年撰文，對本書稿加以評論，現作為代序，刊於書前。[1]
《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曾予立目，但內容大致抄自《出版說明》，只是在生卒年一項，作“？—光緒末年間在世”[2]。偶閱金毓黻日記，1956年6月4日有關於崇彝的記載：
在寶會齋書店見《杜樊川詩注》二冊，經滿洲崇彝用朱筆點勘一過，非常精細。聞書店主人范君言，此人已於一九五一年下世，平生最喜讀書，如《春秋左氏傳》諷誦至於數十過，並將諷誦日期及遍數注於每冊之尾，可謂勤矣。其于樊川詩之佳者皆加密圈，間有極少數批校，亦有少數未經圈識之詩，蓋以為不必誦讀者。余得此甚喜。
王會庵言，崇彝字巽庵，喜吟詠，嘗向雜誌投稿，但不詳其他事蹟。[3]
書估范氏稱崇彝逝世於1951年，但于崇彝生平，金毓黻除得于王會庵的說法外，其他已不甚了了，且將八旗蒙古誤作八旗滿洲。
書前鄧之誠《代序》，評價此書“字字珍祕，皆親見親聞，當與《嘯亭雜錄》並傳，非《天咫偶聞》等書所能望其肩背也”，末又稱“此事當今無第二手，當仁不讓，萬勿妄自菲薄。千秋事業，即在此數卷書”云云，頗似鼓勵語。檢《桑園讀書記》，有“柏葰自訂年譜”條，稱“一卷，稿本，從其孫崇彝借讀”[4]；知二人確有往還。《桑園讀書記》早在1943年即已“訂之成冊”[5]，則二人訂交當在此之前。
崇彝出現于鄧之誠的日記，是1941年11月16日：“托王鍾翰往城中訪崇黻丞，借其祖《柏葰自撰年譜》手稿。”（頁123）託學生往訪借書，顯然不是訂交之始。日記中所涉及的崇彝，鄧氏都稱為“崇黻丞”，偶作“崇黻臣”，則黻丞，恐是崇彝的又一表字。這部年譜稿，正是《桑園讀書記》所評述者。此後，鄧之誠又向崇彝借得乃祖的自供狀。1943年4月13日，“至（崇）黻丞處。慨然以其祖《柏相國靜濤親供》見假，此予求之不可得者，喜極，與黻丞久談共飯”（頁189）。
柏葰，《清國史》、《清史列傳》、《清史稿》有傳，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檔案中有其傳包[6]。咸豐八年（1858）順天鄉試案，柏葰為主考官，次年被查出“以家人干請，輒即撤換試卷……就所供情節，詳加審覈，情雖可原，法難寬宥”[7]，被議處極刑。伯葰的供狀，是頗難得的史料，鄧氏借到，高興之情溢於言表，於次日即抄出。14日：“抄柏葰親供，盡一日之力畢。”（頁189）16日：“柏葰所記東陵紀略，為之排比一過，錄而存之。”（頁189）
5月28日，鄧之誠作《柏葰傳》，傳末稱“孫一，崇彝，官吏部文選司郎中”（頁199）。5月30日，“晨書致崇黻臣，以所撰傳稿交閱”（頁199）。6月1日：“訪崇黻臣丞，還年譜、同年錄、筆記……渠亦以其祖《薜菻吟館詩存》為贈，非我所欲也。久談，即在其處飯。”（頁199）
此後，二人常有往還。如1943年10月5日：“得崇黻丞書，言渠所藏顧俠君全集，有《書館續吟》之目，並無《書館閑吟》之詩。即作數字復之，明日交郵。”（頁209）1944年3月1日：“崇黻丞來，以新刻詩見惠，過玉■（虫+東）橋七律一首極佳。”（頁249）6月18日：“崇黻丞來劄，勸予刻滇語，此何可能耶。”（頁263） 7月10日：“為崇黻丞之女刻一印。”（頁265）8月4日：“作字致黻丞告以清漳夾宅，出《南史·劉面+力傳》，乃張融、周顒、劉繪三人共宅事。”（頁271）8月24日：“晚詣崇黻丞閒談。”（頁272）9月7日：“傍晚訪黻丞閒談，以南華山人詩鈔示之。此書不易得，東方〔圖書館〕所藏者，正集尚少一卷”（頁274-275）
他們還曾相約一起遊故宮。10月25日：“下午詣崇黻丞定明日故宮之遊。”（頁275）10月26日：“午至二女處飯，攜二女往遊故宮，崇黻丞父女亦至。古物南遷後，此尚是第一次之遊。所遊爲中路西路，而外西路則不開放。……黻丞為言，昔官吏部時，帶領引見俱在乾清宮，……黻丞又言，所謂乾清門侍衛，指在門內者而言，門外則爲大門侍衛。又言御門即御乾清門，有御几無寶座，皇上當門南面而立。下午四時歸。”（頁275-276）11月15日：“午飯後，偕潘婿往游故宮東路，黻丞父女相待久矣。甯壽宮結構極佳，在西苑之上，所陳列內閣檔案，有清室綠頭牌，寬三寸許，為向來所未見。”（頁277）
他們有時閒談，有時詩文唱和，有時鑒賞文物。如1944年11月3日：“下午往訪崇黻臣，不值，遂至二女處。歸，復訪黻臣，示以《詞苑撰文》，黻臣謂確是道光時寫本，孫跋確是萊山手書，或真是戴文節錄本，亦未可知。即使非戴筆，而其書亦有足貴也。”（頁276）11月11日：“晨至黻丞處略坐，遂至二女處（黃化門）午酌。……晚歸家（大經廠）已九時許。”（頁276）11月24日：“下午一訪崇黻臣，托其代詢故宮尚有聖訓否。久談始歸。”（頁248）12月19日：“崇黻丞書來，言予所求南園書聯，五百尚不肯售。即復書作罷。”（頁280-281）1945年1月16日:“午後，勉步至黻丞處，觀人托售田白三紐，……又田黃辟邪紐，垢道人刻印一紐，雞血方及六分者一紐。二者共索十万，人已還價四萬，尚不肯讓出也，真石妖矣。黻丞以奕繪書扇面見惠。”（頁283）1月23日：“訪崇黻丞，取回所題顧太清詩扇。”並附詞《和黻丞題顧太清詩扇漁家傲》（頁284）。 3月6日：“昨崇黻丞以挽孟劬詩見商，因亦成五律四章。”（頁287） 4月6日：“午飯後，過崇黻丞，以《感舊集》與之。遇高名凱攜示王煙客畫，予雅不悉其佳處。黻丞定為真跡，竊未所喻。”（頁290）4月20日：“傍晚詣黻丞閒談，以巾箱小品及經海真源（質邦王夫婦寫刻本）贈之。”（頁291）
1941年日本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日宣戰後，燕京大學作為美國的校產，被日本軍隊佔領，燕大校長司徒雷登，教授洪業、陸志韋、鄧之誠等被日本憲兵逮捕囚禁。次年釋出，鄧之誠住在城裡的大經廠胡同，直到抗爭勝利後的1945年11月，遷到西郊成府村燕京大學校舍。鄧、崇密集來往，就主要集中在鄧氏城居的這個時期。
在他們的交往中，鄧氏日記中有多處記錄了宗彝對清代掌故的熟悉。這正是與《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相關的材料。1943年4月23：“歸訪崇黻丞，長談。此君於清代掌故，所知甚多，記憶力甚強，頗為難得。”（頁190）1945年則多處記有崇彝談及的清代掌故。1945年2月19日：
晨過崇黻臣，偶談及福佑寺，黻臣謂聞之內務府人云，寺乃純帝封寶親王時所分之府，未居，後改為寺。又謂俗所謂福佑祀雨神，非是，雨廟在西苑時應宮。（頁286）
3月12日：
午後，過崇黻丞閒談。端方被劾事，……其事始末，皆黻丞親見。（頁288-289）
4月20日：
傍晚詣黻丞閒談……黻丞言，王慶祺，寶坻人，……黻丞又言，穆宗之譴恭邸，實由力沮復修圓明……（頁291-292）
5月17日：
晨訪崇黻丞……黻丞談數事，內務府大臣非曾任外官及科甲出身者，官止吏部侍郎，唯立山例外……唐紹儀綽號唐半截，言其遇事皆有始無終也……
宣統末，盛宣懷夤緣瑞澂以通於載澤，瑞澂爲載澤姊夫，載澤力保宣懷爲郵傳部尚書……宣懷納鄭孝胥鐵路國有條陳，轉以說載澤，見之實行，清遂以亡。……陳弢庵善爲聯語，其壽郭則沄五十云……陳居鄉專橫，頗不爲清議所許，督學江西時，庇其同年龍文彬欲提南昌賑款四万修理學宮，黻丞之兄□□方守南昌，力持不可，後竟爲陳、龍嗾御史假他事劾之去官。（頁295）
5月20日：
詣黻丞，問槃磵爲誰，渠謝不知。乃問我寶董齋，云昨見田黃石刻此三字，似是沈均初物。我亦不知也。（頁296）
6月21日：
晨崇黻丞來，談數事。攀桂，舉人出身，……關防衙門在大高殿西間壁路北，爲內務府交租處。部院大臣派有同一差使者，常借此處會議。曹潤田說數事，袁世凱未稱洪憲前，已有叫起、請起、帶起等名目，群下私稱爲上邊。朱爾典一日不經外交部，徑由禮官蔡廷幹領之見袁，力贊稱帝。臨別握手曰，下次再見，即不敢行此禮矣。……（頁299-300）
6月25日：
黻丞言，徐會澧，山東人，極無學，室中無一書，即八股亦無之。日唯手長旱煙代，吞雲吐霧而已，接人多巽辭和顏。與文廷式同放江南主考，事事唯文主之，受侮不少，亦不計也。……徐用儀以乙未議和預定賠款，磅價虧損過巨，為孝欽所惡，庚子之誅，蓋理前恨，不與袁、許同罪也。用儀爲翁文恭所擠……用儀，字筱雲，與張蔭桓皆工畫，頗有法可觀。（頁301）
崇彝於晚清掌故甚為熟悉，故鄧氏曾讓研究生就有關問題登門求教。如1947年3月19日：
作書致崇黻丞，交許大齡攜去。許欲問銓選法，黻丞曾官吏部文選司掌印，故為之介。（頁419）
在1946年10月5日，提到了崇彝擬將其所知掌故輯為一書的事：
得崇黻丞書，言已紀清季舊事數十則，成一小冊，尚擬續紀。聞之甚喜，當復書勉之。黻丞記性好，見聞多，若能成書，必傳無疑。（頁394）
10月7日：
晨起訪崇黻丞，與之商定所撰《道咸以來朝野雜記》體例、門類，先付《北方日報》登載。（頁395）
1947年丁亥六月，鄧之誠就此書寫了一篇讀書記，標點本《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作為“代序”排出，末署“丁亥六月之誠謹注”。這大概是崇彝此書成書的時間。此後，鄧之誠又為此書的刊載等事，頗費心力。如1948年3月13日：
晨訪齊思和，以崇黻丞所撰《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一冊示之，托其在天津《民國日報》投稿，冀得酬金，以舒黻丞之困。未知得當否也，久談而歸。（頁446）
金毓黻得之于王會庵，說崇彝有文字於雜誌發表。倘若發表，那就該是這部《雜記》中的內容吧。但我翻檢了幾種論著目錄，未能檢得。到了1956年，鄧氏日記中又提到這部書。丙申八月初四（1956年9月8日——自1950年庚寅正月起，鄧之誠日記不再用民國紀年，但也未改為西元紀年，而是用干支紀年）：
閱崇黻丞筆記一過，當稍文飾，不分類。（頁956）
這應該是鈔本的定稿了。中華書局從鄧氏傳鈔，大概是一九五九年。日記是年六月廿四日（7月29日）：“中華書來，言將擇印崇黻丞筆記。”（頁1170）
石繼昌《旗人姓名瑣話》，引夏仁虎《舊京瑣記》所記一聯“六部三司官，大榮小那端老四”，稱大榮為榮祿；石繼昌引其舅氏逸庵嘗聞慶博如之說，大榮指榮銓，並說“後閱崇巽庵先生《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稿本，亦有文辨其誤，且謂榮祿約長於此人三十歲。《朝野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無此條”[8]。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正是石氏據中華書局鈔本整理的，但石氏說鈔本有此條而排印本無，或許排印本所據乃中華擬“擇印”的鈔本，而非全鈔本？
崇彝在抗戰期間，生活還過得去。抗戰勝利後，生活則日漸困窘，幾乎是靠賣書度日了。1948年3月26日：“以崇黻丞《雅頌賡選》稿本八冊交齊思和托賣。”（頁447）3月30日：“晚招齊思和來談，言本校圖書館可收崇黻丞之《雅頌賡選》原稿。”（頁447-448）4月3日：“崇黻丞所著《雅頌賡歌》稿本賣與本校圖書館，價一千五百萬，今日先送收條去。”（頁448） 4月16日：“還崇黻丞五百萬。此彼賣《雅頌賡選》之值，予挪用五百萬，故還之。共以彼一千五百萬存修綆堂，月息二十五分，每月可得息銀三百七十五萬，可以稍資彌補矣。予為之謀可謂甚忠。存摺交友仁王估帶交黻丞，囑其無論如何不能提款也。”（頁449）4月23日：“以崇黻丞所藏八旗人詩文集七十餘種列目交齊思和托賣。”（頁450）10月26日：“以崇黻丞所藏八旗人詩集二十五種、六十四本由通學（齋）書估代交清華，前日高貽帉諧值百圓也。”（頁461）11月5日：“清華送崇黻丞書款百元來，即交與之。”（頁462）1949年11月8日：“為崇黻丞代賣皇曆八冊與圖書館。今日取得書款萬元，即托文祿（堂）王估轉交黻丞。本已送我，乃為籌得此款，於彼窮困中不無小補也。”（頁491）1950年1月23日：“得崇黻丞書，言書板共六十片。”（頁502）1月27日：“為崇黻丞賣《選學齋書畫過目記》板片於圖書館，得人民券十六萬元，交大雅書估帶交。”（頁503）庚寅九月十二日（1950年10月22日）：“聶崇岐來，與講定崇黻丞托賣其祖稿本《薜菻吟館律賦》、八股，其價千萬，此亦可謂撞木鐘矣。”（頁536）九月十九日（1950年10月29日）：“下午王希翰來，托其致十萬元於崇黻丞，《薜菻吟館律賦》、時文稿之值也。”（頁546）
燕京大學併入北大後，藏書亦併歸北大。善本著錄有《雅頌續集》三二卷，八冊，“崇彝選編，清稿校正本（一名《雅頌詩賡》，繼《熙朝雅頌集》而作，選錄八旗先賢之詩，起自嘉慶九年，迄於宣統三年）”；《薜箖吟館存稿二卷》，“清柏葰撰，稿本”，六冊[9]。售予清華大學的八旗人詩集二十五種，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未能檢得。或許不屬善本吧。
鄧之誠除為他聯絡賣書事宜，還幫他促成家教事，甚至直接接濟。如1948年4月14日：“下午崇黻丞去，贈一百萬。”（頁449） 9月2日：“孟昭誠、傅伯庸來。昭誠欲聘崇黻丞教其弟，予為酌定束脩月四十金。”（頁457）庚寅正月廿七日（1950年3月15日）：“贈崇黻丞五萬。”（頁509）
他聽說中央擬設文史館，曾幾次托人說項，請關照崇彝的生活。庚寅年正月廿一日（1950年3月9日）：“張伯駒來，言彼托章士釗向中共建議救濟燕市窮老文人，囑填崇黻丞住址、年歲。”（頁508）七月廿五日（1950年9月7日）：“張東蓀來……因托代崇黻丞覓噉飰所，彼允商之章士釗。”（頁529）八月初五（9月16日）：“前托東蓀為崇黻丞說項，謀文教館事。今日彼向符定一進言，已得允，唯未知何日成立。”（頁530）九月廿五日（11月4日）：“晨，致書張東蓀，托為轉達符定一，為崇黻丞謀文史館之事。”（頁547）
但終於沒有等到這一天。辛卯十月初四（1951年11月2日）：“得訃，崇黻丞昨日亥刻逝世，為之不樂。”（頁591）
鄧之誠庚寅七月初六（1950年8月19日）：“訪葉譽甫，尚殷殷，自言來住家，唯官氣與牢騷未除……訪何孟祥、崇黻丞皆晤。……今日所訪皆老人，葉、何、崇三君皆七十，余只六十七，尚較予長三歲。”（頁527-528）鄧出生於1887年，則崇當生於1884年。
注释：
[1]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3。
[2]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全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149。
[3]《靜晤室日記》卷一五七，沈阳，遼沈書社，1993年，頁7157。
[4]鄧之誠《桑園讀書記》，北京，三聯書店，1955年，頁90。
[5]《鄧之誠文史札記》1943年7月13日：“晨起，草桑園讀書記自序一篇，錄於卷端，訂之成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頁203。按，此書由鄧之誠之子鄧瑞據鄧氏日記整理而成，以下所引，逕出頁碼。
[6]《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文獻傳包傳稿人名索引》，臺北，故宮博物院，1986年，頁249。
[7]《清國史》，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嘉業堂抄本，1993年，冊9頁610。
[8]《春明舊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頁225-226。
[9]《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1958年，集部頁26、頁112。按，新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薜”誤作“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97。《鄧之誠文史札記》“箖”作“菻”。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4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