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历史，功臣宿将因陷身于皇室内部政治纠纷而遭猜忌，乃至罹祸丢掉性命的现象，几乎各个朝代都存在。他们处于这种尴尬不幸的境地，有主动有意得之的，但也有被动无意陷入的。
这类情况主要发生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有三宫六院，后妃嫔姬之众不可胜数。与此相应，一个皇帝有十多个乃至数十名皇子是很正常的，可是天子的宝座却只有一个，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即诸位皇子中只有一人能继承帝位。为了在帝位竞争中成为胜利者，诸皇子间就会用各种手段打击对手，培植自己的势力，互相倾轧，甚至互相残杀，演出了一幕幕黑暗残忍的宫闱斗争悲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往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拉拢党羽，培植亲信。功臣宿将地位尊崇，威信素孚，名声大，影响广，有的还拥有兵权，因此便成了皇位觊觎者所要拉拢的首选对象。而就某些功臣宿将而言，他们也希望通过拥立之功，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长保自己的荣华富贵，于是也常常在这上面进行政治投机，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朝廷内部的权力纠纷之中，依附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干预朝政。
问题在于，这类政治投机就像今天股市上买股票投资一样，不一定买得准，稍有不慎，便被“套牢”。股票买不准，无非是损失一些钱财；而政治上站错队，则不免灭族掉脑袋。就算站对了队，最后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因为干预朝政，总归是有野心的表现，也属于不可信任的行径。皇家的事情插手总是不对，这就像永乐皇帝对方孝孺所讲的，“这是我们皇家内部的事情，先生你何必劳心费神来多管”。
唐代侯君集与南朝刘宋时期谢晦招致杀身之祸，就是功臣勋将参与皇室内部继承问题而不得善终的典型事例。他们一个是拥立新皇帝未成而丢命；另一个是拥立新皇帝虽然成功却不得好报而殒身。情况虽有所差别，但是结局却无两样。它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最最普通的道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是皇帝家的事情千万管不得，别弄得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膻。
侯君集，豳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是唐朝初年的著名大将，元勋功臣，早年即投入李世民麾下，以才雄著称于世，曾追随唐太宗征伐群雄、平定天下有功，先后担任左虞侯、车骑将军、左卫大将军、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封全椒县子、潞国公，“参议朝政”。公元635年，以积石道行军总管的身份率所部随从李靖攻伐吐谷浑，替主帅李靖筹划方略、进献奇计，为唐军顺利平定吐谷浑立下卓著功勋。公元639年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征讨高昌，次年，平定高昌叛乱，“刻石纪功”，凯旋还师。应该说，侯君集作为唐初功臣，其勋业不亚于李靖、李勣、尉迟敬德诸名将，是画像《凌烟阁功臣图》上的显赫人物。
可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侯君信的人生轨迹，使他一步步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侯君集功高勋重，处事上难免忘乎所以，不大检点，“配没罪人不以闻，又私取珍宝、妇女；将士因亦盗入，不能制。”可见他的主要问题是骄横放恣，目无法纪，放纵部下违法，军纪败坏。这正好为他的冤家对头找到把柄，等到他从平高昌回朝后，有关部门即对他启动弹劾的程序，“有司劾之”。唐太宗对功臣宿将的骄纵恣权早已不满，见到侯君集这个现成例子，便下决心严加查办，“诏君集诣狱簿对”，威慑功臣宿将，防止他们胡作非为，影响皇权。这和他警告尉迟敬德的做法是相一致的。
虽然此事经中书侍郎岑文本的谏阻而没有追究法办，唐太宗最终原宥了侯君集，“释不问”。但这对侯君集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他自认为自己有大功于朝廷，如今竟然因小事而被系狱查究，这种遭遇如何能够接受，心态实在难以平衡，“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系，居怏怏不平。”有了这样的抵触情绪，日常言行中自然要表现出来。有一事很典型地反映了侯君集的不平衡心态。张亮出任洺州都督，行前到侯君集府上辞行时，侯君集故意用言激张亮，“何为见排？”张亮半开玩笑地说：是将军您排挤我，难道还是别人的过错吗？侯君集越说越气，“我平一国还，触天子嗔，何能排君！”张亮闻之觉得不好回答，便沉默不言。谁知侯君集更为激动，一张口什么顾忌都没有了，话题牵涉到最敏感的“谋反”，攘袂日：“郁郁不可活，能反乎？当与公反。”张亮这下可吓坏了，为了摆脱干系，辞别侯君集后立即将其“不臣”之言密报唐太宗。唐太宗听后故作轻松不介意之状：“卿与君集皆功臣，今独相语无左验，奈何。”按下密报不作追查，“秘不发，待君集如初”。
但是实际上唐太宗心里一定是十分忌恨侯君集的，只是因为在他看来侯君集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不至于有真的动作（侯君集不会那么蠢，光凭自己与张亮几个人就兴兵作乱，以致飞蛾扑火，自寻灭亡）。可这戏言也忒重了，这必然会引起唐太宗的警觉，彻底失去唐太宗对他的信任。这下侯君集的前途可是越来越险恶了。
“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侯君集“怏怏不平”的心态，恰好为朝廷中某些势力所利用。当时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夺皇位继承人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状态。唐太宗宠爱魏王李泰，以李泰爱士善文学，特令于魏王府置文学馆，任自引置学士，延宾客著书。李泰奏撰《括地志》，历四年成书，颇得太宗嘉奖。太子承乾甚忌李泰，惟恐发生废立之事。李泰也仗着太宗的宠信，萌生夺嫡之意。两人各结朝臣，互相倾轧。一场宫闱变乱迫在眉睫，当年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的“玄武门之变”悲剧很可能再度上演。
在皇位角逐中，太子承乾明显处于下风，所以他急于拉拢功臣宿将作自己的党羽，以对抗李泰的势力。侯君集对太宗心怀不满，意常泱泱，正是拉拢和利用最佳对象之一。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侯君集便身不由己地上了“贼船”，为承乾太子的“事业”充当先锋。他与汉王李元昌（太宗之弟）、李俨安等人一起，运谋于密室，歃血为盟，聚集甲兵，企图发动政变，诛杀魏王李泰及其党羽，逼李世民退位，拥立太子李承乾早日登基为帝。
唐太宗对李承乾早已不满，对他的阴谋活动早有防范。李承乾也太稚嫩了一些，何尝是太宗的对手，其孤注一掷的行为遭受彻底失败的命运乃是注定了的。公元643年，李承乾的密谋被揭露，唐太宗断然废太子承乾，同时捕杀其党羽，可怜大功臣候君集不曾战死于疆场，而殒命于宫廷政治斗争之中，成为功臣干预皇室内部政务而遭杀之祸的一个典型。
假如说侯君集的死还多少有点道理，毕竟他所投靠的主子太子承乾抢班夺权失败，他作为党羽遭到严惩情有可原，那么南朝刘宋时期谢晦的丧命就显得太不值得了，尽管路线站队没错，政治赌注下对，可是好心却没有得好报，让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才拥立起来的皇帝陛下给整治了，这真是何苦来着？
谢晦出身于东晋南朝最著名的世家大族之一——陈郡谢氏家族。先辈谢安、谢玄等人“为君谈笑静胡沙”的旷世功业，感召激励他从青少年时代起便胸怀大志，以重振谢氏家族“风流”为己任。在众多谢氏子弟当中，谢晦是最精进不已的一个。可一点也不像他姓名（谢晦）所反映的应有处世待物姿态：“韬光养晦”，内敛沉稳。早在晋末，他就把自己政治前途的宝押在正在崛起、有望开创新朝的刘裕的身上：出任刘裕的参军，并以自己过人的精明和文武才具赢得刘裕的信任，他甘冒矢石，殚精竭虑，辅佐刘裕成就不世之功，“入关十策，晦得其九，才略明练，殆为少敌”。刘裕也不辜负他的一片苦心，在建立刘宋政权后，论功行赏，任命谢晦为侍中、中领军，统率禁军，宿卫朝廷，后来又升任他为领军将军、散骑常侍，封为武昌县公。就这样，谢晦以佐命之功，当上了一品高官，成为朝廷数得着的元勋功臣。
所以当刘裕病重不起，临终托孤时，谢晦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顾命大臣之一，与护军将军檀道济、司空徐羡之、仆射傅亮等人一起，受命辅佐少帝刘义符。这种顾命之重，是人臣的最大殊荣，人主的最大信任，谢晦在当时政局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不过刘裕对这位心腹大将的信任还是有所保留的，曾私下对刘义符叮咛过另一番话：檀道济虽有武略，而无大志，徐、傅二人也无异心。谢晦为人精明，又长久随我征战，懂得机变，将来若出意外，必定在他身上。你可寻一机会，让他出任太守，离开朝廷，免得让他生出事端，使局面变得复杂化。当然这个最机密的面授机宜，谢晦本人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
刘裕逝世后，谢晦、徐羡之、傅亮三人受顾命之重，忠心耿耿辅佐宋少帝刘义符，然而刘义符的所作所为，却很快让他们失望了。这个少年皇帝虽不乏聪明，有膂力，善骑射，通晓音乐，但自幼娇养失教，登基后整日与宫人游戏无度，沉溺于声色犬马，丝毫不将国家事务放在心上。谢晦等人曾追随刘裕东征西战，深知艰难创业之不易，加上年来又与北魏开战，外患当头，深恐有负先帝托付之恩，便与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江州刺史王弘一起商议，决计将刘义符废掉，另立新君。
公元424年盛夏六月的一天，谢晦伙同徐羡之、檀道济等人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刘义符，接着便以太后名义下诏，把刘义符废为营阳王，旋又加以杀害，同时还大肆株连杀了他的大弟弟、已被废为平民的原庐陵王刘义真。朝廷一日不可无君，在杀了刘义符、刘义真后，傅亮等又率百官前往江陵，奉迎宜都王刘义隆回京践位，是为宋文帝。
废君立新皇之举毕竟是件非同儿戏的大事，尽管谢晦等人认为这是废昏立明，无愧先帝的重托，但心里总归是惴惴不安，何况还杀了人家的两个哥哥！为了避祸，他们预作了一些人事安排，公布谢晦为抚军将军、荆州刺史，都督七州军事，檀道济仍为南兖州刺史，希望如此内外呼应，文武配合，给自己留条生路。
事情的发展果真出现了最坏的结果。宋文帝刘义隆是个有主见有决断的人，他虽然借助谢晦等人之力登上宝座，但内心深处却并不感激这些功臣宿将。对于被废杀的刘义符、刘义真他当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对于金銮宝殿，他也是早已梦寐以求，不过他却完全无法容忍别人染指掺和他皇室的家事，绝对不能允许像东晋桓温那样的权臣把持朝政，操纵废立。所以他要一煞此风，过河拆桥，让那些功臣宿将为干预皇室家事付出血的代价。
在隐忍了两年之后，他稳住了徐羡之、谢晦等人，稳住了政局。这时，宋文帝觉得找谢晦等“贰臣”算总账的时机已成熟了。于是在元嘉三年（公元426年），他大开杀戒，先是杀了徐羡之、傅亮和谢晦留在京城做人质的长子谢世休，接着又下诏历数谢晦罪状，亲率大军沿江西上讨伐谢晦。
谢晦无可奈何，只得起兵抵抗，开始时曾打了几个胜仗，可不久宋文帝改变战略，推行分而治之之策，对参与废立的名将檀道济网开一面，命其戴罪立功，率军讨伐谢晦。檀道济急于立功赎罪，格外卖力，这下谢晦可挡不住了，因为就军事才能而言，檀道济比他要高一个档次。几仗下来，谢晦全军溃败，他自己在逃亡途中为官军所擒，被押回京城建康，弑君谋反，旧账新罪一并统算，结果当然只有一个，押赴法场开刀问斩。
谢晦出于报效先帝，匡扶社稷的良好初衷，就这样彻底幻灭了。它表明在专制社会里，功臣宿将参与皇室政治纠纷是十分危险的，不少功臣宿将没有横尸疆场，而落得喋血刑场的下场，就是因为陷身朝廷事务过深，引起做皇帝的忌恨。这正如谢晦在“绝命诗”中所言：“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信路难陟！”虽然功劳比得上古人，却不能像他们那样激流勇退，结果自取其辱，岂不宜乎！
